蘇俄社會主義變形記之四

金雁/文

        革命與變形之六：“將他們一個不漏地全部消滅”

在對待哥薩克的問題上。誰都知道，俄國的哥薩克是軍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體，內部有較強的共同體意識。它在俄國存在已經有500多年的歷史了。“哥薩克”源于突厥語“自由自在的人”，原是俄國農奴化過程中不愿受束縛而從俄國中部地區逃亡到邊遠地區的人，類似于中國所謂的盲流。他們實行土地部落公有、兵農合一、耕戰一體、由部落民眾大會推選出非世襲的統領（音譯蓋特曼）為領袖，與帝國政府保持一種疏離的關系。由于其形成的歷史決定了哥薩克人天然地具有“反國家性質”，這種特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馴服于某個政權，但是他們又無法自立，必須依靠某種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薩克的生存哲學是游離于夾縫和邊緣，盡可能地利用主流社會的各種矛盾，以保持自己的自由度。歷史上哥薩克經常反抗沙皇政權，斯捷潘·拉辛、普加喬夫等最著名的幾次“農民起義”其實都是哥薩克起義；而近代俄國哥薩克卷入反對派運動也是常有的事。但另一方面，哥薩克在沙皇的懷柔政策下也常常為其所用，無論是對外擴張邊疆，還是對內鎮壓反對派，都可以看到哥薩克的“勤王”之師充當急先鋒。

革命前的各種政治反對派都在爭取哥薩克，布爾什維克也沒少利用哥薩克特點為其服務。1918年在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還不夠強大的時候，一再強調“歡迎哥薩克與我們聯合，蘇維埃通過的決議一定會使哥薩克放心”。當時布爾什維克譴責沙皇政權歷史上對哥薩克人的壓迫：殘酷鎮壓普加喬夫等哥薩克起義，破壞哥薩克自治，通過向哥薩克地區移民來搶奪哥薩克的土地、剝奪哥薩克的自由等等。布爾什維克表示，革命后一定延續哥薩克自治的政策，允許他們自主選舉蘇維埃，成立哥薩克軍人會議。這些宣傳贏得了很多哥薩克的同情。內戰中的夏伯陽、柯楚別依都是為列寧政府而戰的著名哥薩克英雄，而布瓊尼的紅色騎兵，更是由為布爾什維克打江山的哥薩克組成。

但是列寧對哥薩克的猜忌和內心的敵視根深蒂固。這些“盲流”如果說在沙皇體制下都不易管束，那么更為極權的布爾什維克體制就更容不得他們。1919年初，一旦自己的力量足以應付局面時，對哥薩克的不信任很快發展到對哥薩克的大規模懲治。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徹底剿滅哥薩克的秘密通令，清楚地反映出布爾什維克對待哥薩克的真正態度。為了使大家了解到全貌，我們把整個“密令”全文刊載：

鑒于同哥薩克進行國內戰爭一年來的經驗，必須承認，同哥薩克整個上層人物進行最無情斗爭的惟一正確方法，是將他們一個不漏地全部消滅。任何妥協和動搖都是不能允許的。為此必須：

1.對哥薩克人中的富人采取大規?？植佬袆?，將他們全部消滅；對直接或間接地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所有哥薩克人采取大規模的、無情的恐怖行動。對哥薩克人中的中間分子要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證他們不再試圖對蘇維埃政權發動新的進攻。

2.沒收糧食，并強迫把全部余糧交到指定地點，這里既指糧食，又指其他一切農產品。

3.采取一切措施為外地遷入的貧苦農民提供幫助，具備遷入條件的地方，都要組織他們遷入。

4．對遷入的“外地人”與哥薩克人在土地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都平等相待。

5．實行全面繳械，凡繳械日期截止后仍被查出武器者格殺勿論。

6．武器只發給外地人中的可靠分子。

7．完全恢復秩序之前，哥薩克鎮的武裝隊仍要保留。

8.派駐哥薩克各居民點的全體政治委員均須十分堅定并始終不渝地貫徹本指示。

中央決定，通過有關的蘇維埃機構來落實向農業人民委員部作出的保證：盡快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讓大批貧苦農民遷往哥薩克地區。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這個密令至今讀來都令人毛骨悚然。從對哥薩克精英的人身消滅、經濟上對哥薩克糧食和“其他一切農產品”的徹底剝奪，加上以武力向哥薩克地區輸入外來移民，奪取其生存空間，實際上就是要斬草除根，徹底滅絕哥薩克這個族群。不難看出，要落實這個秘密通令中提出的種種要求，不僅會給哥薩克，而且會給整個俄國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這個文件本身以及它的起草者和批準者的名字一直是嚴加保密的。直到現在，我們從檔案中也查不到更加詳細的記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此次會議的記錄沒有記載與會者的姓名，大概也并非偶然。

從此，不服從悲劇命運的哥薩克便成為鎮壓對象，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哥薩克暴動，南方戰線派出大規模正規軍鎮壓，曾一度導致紅軍失利，放棄了第聶伯河左岸地區。直到1920-1930年代，在蘇維埃政府的徹底剿滅下，哥薩克力量日漸衰落。他們的殘余力量大批涌入捷克、土耳其等地成為難民。后來蘇維埃政府又通過移民、摻沙子，最終使保持了幾百年的特殊群體融化在普通百姓當中?，F在俄羅斯的所謂哥薩克只是“觀賞性”的“民俗哥薩克”，真正哥薩克的族群和社區早已不復存在了。

革命與變形之七：“一闊臉就變”

在民族與國際關系問題上。說到哥薩克就不能不談談烏克蘭。因為在很大程度上烏克蘭就是個“哥薩克國家”。“烏克蘭”一詞俄語意為“邊區”，原來就是指哥薩克“盲流”流往之地。幾百年來這些哥薩克依偎于俄羅斯、波蘭、奧斯曼土耳其等周邊幾大國之間，借力打力，竭力維護自己的自主地位。其中離俄本土較近、共同體特性相對較弱者仍被視為“俄羅斯人中的哥薩克”，而離得較遠、特性更明顯的那些哥薩克“邊區人”就形成了“烏克蘭”民族，并在合適的歷史機遇下走上了民族獨立的建國之路。

中國人很熟悉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小說站在蘇聯的立場上，把1918年戰爭（蘇聯時期視為“內戰”的一部分，現在在烏克蘭則被稱為“烏克蘭獨立戰爭”）時期抵抗蘇俄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一律斥之為“白匪”。烏克蘭獨立后這種評價標準發生了翻轉，除烏共外，一般烏克蘭輿論無論左右都視保爾·柯察金代表的蘇俄紅軍為“侵略者”，而“彼得留拉匪幫”則是為捍衛民族獨立而戰。尤其彼得留拉本人更被視為民族英雄，在今天的烏克蘭享有極高聲譽。

其實僅從“左派”的觀點看，彼得留拉在1917年的俄羅斯帝國也是個典型的“革命者”而絕非“反動派”。他是社會革命黨人，長期從事反沙皇的革命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又成為反戰士兵運動的領袖——而如前所述，布爾什維克上臺主要就是靠的這些“反戰士兵革命”。

因此毫不奇怪，布爾什維克對烏克蘭曾經有過與“保爾”全然不同的態度。掌權前的列寧是如此敵視“俄羅斯愛國主義”，以致連“在兩國統治者的戰爭中我們應守中立”的主張也不接受，而大力呼吁要“讓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他連當年歷史上的“俄烏合并”也否定，認為1654年別列亞斯拉夫協定“使烏克蘭文化遭到摧殘”。那時他的“烏獨”立場甚至比領導烏克蘭建國的中央拉達（“拉達”即烏克蘭語“大會”，詞義近似于俄語“蘇維埃”）還激進。但是布爾什維克掌權后，他對烏克蘭的態度立刻變得曖昧起來。十月革命后不久，中央拉達于11月20日宣布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蘇俄近一月之久沒有公開反應，而暗中指望烏克蘭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能夠控制拉達，直到布爾什維克在基輔奪權失敗后，才于12月18日發表了一個內容矛盾的《告烏克蘭人民書》，一方面宣布“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承認它有權同俄國完全分離”、“無保留無條件地承認有關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權利和民族獨立的一切事項。”但同時要求中央拉達在對德與對卡列金的問題上與蘇俄保持一致，并要拉達同意在烏克蘭建立蘇維埃政權，還以最后通牒式的口氣要求在48小時內答復。

12月24日，蘇俄一方面在哈爾科夫成立與中央拉達對立的烏克蘭蘇維埃政府，另一方面又派出代表與拉達領導人舉行談判。拉達方面本著與蘇俄善處的愿望提出雙方協議的基礎：蘇俄“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拉達“承認卡列金及其幫兇是反革命”。蘇俄政府隨即于1918年1月1日作出“關于同拉達舉行談判的決議”。對拉達方面提出的協議基礎表示首肯。但不久，蘇俄羽翼漸豐，便于1月13日發表聲明，認為拉達的答復“含糊，模棱兩可，簡直近乎嘲弄”。于是中斷談判而對拉達發起軍事進攻。但這個聲明同時又再次表示：“烏克蘭人的民族要求，即他們的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已得到蘇俄的“全部承認，不會引起任何爭執”。

當時蘇俄攻擊烏克蘭拉達政府的主要口實是卡列金事件?？薪鹗穷D河哥薩克首領，沙俄右派將軍，十月革命前他就參加了右派反對臨時政府的科爾尼洛夫叛亂，革命后他逃回頓河再樹叛旗，成為最早反抗蘇俄的“白匪”之一?？薪鸩⒎菫蹩颂m人，作為保守派將軍他維護沙俄帝國傳統，不承認烏克蘭獨立。因此拉達并不反對、而且愿意配合蘇俄剿滅這一“反革命”勢力。但是蘇俄借此要求拉達聽命于自己，把權力交給自己扶植的蘇維埃，并允許蘇俄軍隊入境。拉達政府當然不能中這種“假道伐虢”之計。實際上，卡列金很快失敗并于1918年1月29日自殺。然而蘇俄并沒有因此改變敵視拉達的態度。后來彼得留拉作為過去的革命者、如今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也一直與在烏克蘭代表舊俄傳統的“白衛”將軍們鄧尼金、弗蘭格爾之流為敵，但是列寧政府仍指他為“白匪”。

不過，以蘇俄當時的力量，要征服烏克蘭還是力不從心的。這一時期，蘇俄及其在烏克蘭的支持者實行的剝奪農民的余糧收集制激起了普遍反抗，而烏克蘭蓋特曼斯科羅帕茨基則廢除了這種制度，列寧當時多次承認斯氏此舉深得民心：“人民已經疲倦了”，“他們去做某種蠢事，甚至去投靠斯科羅帕茨基，因為大多數人民是愚昧的”。然而列寧對烏政策的出發點完全是實力至上，烏克蘭政權是“左”還是“右”，是否得到人民的認同，甚至對外政策是否與蘇俄協調，都是次要的。1918年11月德國戰敗，蓋特曼政府隨即垮臺。盡管繼之而起的拉達民主派執政府與蓋特曼相比，既不那么親德，又具有更多左的或“革命”的色彩，而且此前蘇俄也曾承認他們。但正如索爾仁尼琴所說：“布爾什維克的那點實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點了——布爾什維克馬上越過了他們承認的邊界線，把自己的政權強加在烏克蘭的兄弟們身上。”

實際上，蘇俄這時的烏克蘭政策仍然極為“靈活”。1919年初協約國軍隊在黑海登陸后，烏克蘭執政府對其進行了抗擊，雙方在敖德薩地區發生沖突。蘇俄判斷“烏克蘭的克倫斯基和切爾諾夫”決不會與協約國合作，又想利用執政府了。當年1月4日，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現在插手烏克蘭事務，從軍事上講不適宜并且十分冒險”。因此要烏克蘭的親蘇俄勢力暫停反執政府的游擊活動，并表示蘇俄“要設法同烏克蘭執政府達成協議，”直至“同彼得留拉之流結盟”，即便這“會使烏克蘭的工人群眾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協約國一撤軍，蘇俄馬上又對執政府大舉進攻。

應該說這種列寧式對外政策的模式我們中國人是十分熟悉的。當年蘇俄處境艱難時兩次發表《卡拉漢對華宣言》，信誓旦旦地許諾要歸還沙俄從中國割去的大片領土，但其處境稍有改善，立馬就不認賬了。我們后來把這歸罪于“修正主義”，其實這蘇俄“一闊臉就變”明明是列寧領導時的決策。列寧曾多次給瓦利多夫說，先前的協議只不過是‘一張紙’”，為了斗爭的需要是不能當真的。超脫點看，這種基于利益的謀略外交對于蘇俄的生存與壯大確實很有成效，但由此而來的烏克蘭歸屬蘇聯的道義基礎顯然不穩固。1920年，彼得留拉領導的烏克蘭國民軍被強大的蘇俄紅軍徹底擊敗，曇花一現的烏克蘭第一次獨立就這樣結束了。但由此而造成的歷史創傷并沒有消失，后來它終于成為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在民族際和國際關系問題上如此翻云覆雨所為何來呢？其實嚴格地講，列寧的確不是個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俄其他民族而言）或者俄羅斯霸權主義者（對其他國家而言），他相信“英特耐雄納爾”（國際主義），相信馬克思講的“工人沒有祖國”，相信“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對這一系列意識形態觀念應該如何評價，恐怕永遠都是見仁見智的復雜問題。但是筆者認為，問題的要害可能還不在于意識形態本身，而在于意識形態標榜者的無限權力。與馬克思不同的是，列寧不但相信這些意識形態，更相信自己的權力高于這一切——英特耐雄納爾也好，“工人國家”也好，“全世界無產者聯合”也好，都只能由他來代表。當自己沒有掌權時，他以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自居來反對這個國家，既希望俄羅斯帝國內部發生“烏獨”和帝國崩潰，也努力促成對外戰爭中“本國政府戰敗”。而自己一旦掌了權，他就要求“獨立的烏克蘭”只能由布爾什維克領導，實際上就是只能由他自己領導。不接受這一點的烏克蘭人哪怕過去是老革命，現在也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派”和“白匪”（他并不稱這些人為民族主義者，也無視這些人與俄羅斯白軍的對立）。這里變化的并不是意識形態（列寧從來在理論上沒有否認過烏克蘭有權獨立，也沒有宣傳過大俄羅斯思想），而就是列寧自己從權力覬覦者變成了大權在握者。變化之前，無論是誰搞“烏獨”都有利于他奪取權力；變化之后，烏克蘭無論獨與不獨都應該歸于他的權力之下——無論是在一黨制下“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領導這個“獨立國家”與同樣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獨立俄羅斯”在“列寧的旗幟下”結盟，還是烏克蘭成為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國家”俄羅斯的一部分，有什么實質不同呢？

民族關系如此，國際關系亦然。既然自己不僅代表俄國無產階級，還代表世界無產階級，那么無論是自己勢窮時割讓俄羅斯半壁江山以維持自己繼續掌權，還是勢壯時悍然進攻別國以“發動世界革命”，就都是理所當然的了：前者是犧牲俄羅斯以保住“世界革命根據地”，后者是擴張“世界革命根據地”而犧牲別國主權。然而，通常被認為是“賣國賊”和“侵略者”的兩種行為只要是打著“代表”的旗號就可以成為高尚的了嗎？如果“被代表”的人們對這些自封的“代表”完全沒有約束力，無論俄國還是世界的“被代表”者從上述兩種行為中真能得到好處嗎？

1921年，當內戰的炮火塵埃落定以后，蘇維埃俄國的目標已經與革命的理想大相徑庭了，人們不禁要問：這就是我們為之奮斗的“革命理想”嗎？社會主義到底是“通往自由之路”，還是“通往奴役之路”？蘇俄社會主義的發展邏輯也許就像波普爾所說的，以強力制造人間天堂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會造成人間地獄?，F在有些研究者認為，“這種手段是在戰爭時期不可避免的，為了保證千百萬城市居民的生死存亡”，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無心之過，無奈之舉。這種論點的謬誤一望可知。梅德韋杰夫說，我們今天仍然可以聽到有些人說，為了某些崇高的國家目的，這么多人的犧牲是值得的。但是，“我堅信國家的任何發展、國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難和損失為代價，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價值。”這個教訓，俄羅斯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全文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