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剛剛閉幕的2012年倫敦夏季奧運會的獎牌榜，幾乎就是一張當今世界精確的實力地圖。無論是美國的單極霸權和西方的整體衰落，還是中國的王者歸來和金磚新興國家的群體崛起，抑或是世界的中心舞臺由北大西洋向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迅速轉移……一切既有格局以及將來發生的趨勢，都能在這張獎牌榜上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當然，這么說絕不意味著我贊同或默認體育政治化。這里的因果關系其實恰好相反：并非體育應當（或可以）服務于政治和經濟，而是政治經濟實力往往會自然而然地從其自身以外的其他許多鏡面上折射出來，其中包括競技體育。

中國奧運代表團以38枚金牌和88枚獎牌位居美國之后，排名金牌和總獎牌數雙料第二，這也十分符合當今世界各國的GDP排名。雖說我們在倫敦奪得的金牌數和獎牌數要明顯低于四年前的北京奧運會（對這一點，幾乎所有人預先都是有心理準備的），但它仍然創造了中國在境外參加奧運會的最好成績。因此正如代表團團長劉鵬所說的，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成績。

然而，相信大多數關心體育和時政的讀者都會有這樣的強烈感覺：載譽而歸的中國體育代表團向我們奉上的上述這份滿意的成績單，似乎一點也不能使我們心理舒暢和情緒振奮。相反，大多數人恐怕會同意，從一開始，這就是中國參加奧運會以來最令國人糾結、氣惱以至于爭吵不休的一屆。

說到底，這反映出以下事實：隨著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體育等各方面的崛起，大多數中國人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中國應該向哪里去”……這類業已存在了很久的根本性問題的困擾和焦慮不僅沒有得到紓解，反而日益加深。

西方的“反華陰謀”

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多邊外交中，中國與英國的關系總體上屬于比較相安無事的。兩國地理上無直接關聯而各領域交流眾多。但是，本應是“提升中英兩國人民友誼”好機會的倫敦奧運會，卻從一開始就傷害到了許多中國人胸中那顆異常敏感的自尊心。

16歲的中國天才游泳運動員葉詩文在本屆奧運會的女子個人混合泳兩個項目中輕松奪冠，并一舉創造了一項世界紀錄和一項奧運會紀錄。于是，關于她采取了不正當作弊手段（服用興奮劑）的質疑和暗示立刻在西方同行圈子里和媒體上傳得沸沸揚揚。

不用說，這樣的指責引發了國內輿論的強烈憤慨。就連《人民日報》都將這一現象定義為是“對中國的歇斯底里和妄想恐懼癥”。它的一篇評論指出，這種懷疑是“采取雙重標準，將攻擊矛頭對準中國運動隊和中國選手，這樣做，用無心之失恐怕很難解釋，刻意打壓、故意干擾可能更接近事實真相”。

如果說經得起嚴格藥監考驗的“葉詩文風波”最終因英國權威科學刊物《自然》雜志的公開道歉及國際泳聯的鄭重聲明而對國人情感上有所交代的話，另外幾樁賽場上中國選手“明顯吃虧”而又未能申訴改判的“黑哨”事件則令許多人更加郁悶而又壓抑。

8月2日，中國運動員郭爽和宮金杰在女子自行車團體競速賽中因被判犯規（看起來似乎并未明顯犯規的樣子）導致金牌得而復失；8月6日，中國體操選手陳一冰在吊環決賽中表現完美，但是裁判卻把金牌授給落地時略有失誤的巴西小將；臨近賽事結束，中國鏈球運動員張文秀失去了一枚已經到手的銅牌，在經過一次人為的測量錯誤更正后，她的銅牌被德國選手海德勒剝奪……所有這些，都被萬里之遙的許多中國民眾和媒體輿論斷定為西方“對中國深深的懷疑”和“長期的偏見”。

然而，如果我們在義憤填膺之余稍稍心平氣和一下，傾聽一下西方人士和媒體的聲音的話，也許會認識到，我們的情緒里面其實有著許多不真實的夸大成分，至少，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誤解了西方大多數人的想法。

西方業界和媒體普遍不同意奧運賽場上對中國存在什么有意識的偏見和陰謀，英國著名的左派媒體《衛報》8月8日發表的評論便頗有代表性。它認為，“無論全球地緣政治中存在何種更大范圍內的緊張關系，在倫敦奧運會上要找出公開反對中國的態度并不容易。”文章承認，盡管對本國選手的支持無疑更加聲勢浩大和狂熱，同時對與英國有關系的國家——例如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加勒比海島國——也有一些附帶的偏袒，但給予其他國家的掌聲和歡呼聲還是相當平等的。

還有專業人士不無道理地指出，發生在葉詩文等人身上的懷疑乃至“不公平打分”并非特別針對中國運動員，“它可以發生在任何—個國家身上，”此外，就游泳項目來說，中國運動員不是沒有“前科”的。就在今年6月，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自己宣布游泳世界冠軍李哲思藥檢呈陽性，她也因此失去了參加奧運會的機會，這也是引發外界猜疑的一個重要因素。最后，許多人還在技術層面上解釋說，倫敦奧運會的裁判并不都是英國人或西方人，就像北京奧運會的裁判并不都是中國人一樣。而且，為中國運動員叫屈和辯護的聲音里面，大多恰恰來自西方。例如，美國游泳天才菲爾普斯等人就曾公開為葉詩文的成績辯護……

不管怎樣，就算有《中國青年報》這樣的中央媒體呼吁國人“少一些受迫害心理”，傷害與隔閡已經造成。至少，倫敦奧運會上西方對中國的“猜忌和偏見”，將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一些中國民眾對西方的懷疑和敵視。對西方來說，最大的困難在于很難對中國人的民族心理做到感同身受。過去300年是世界歷史的“西方時刻”，近代以來，西方作為一個整體從未受到過外來異質文明入侵和統治，從未被看成過是“劣等人”，西方的精神傳統也從未像中國那樣因無力應對外來挑戰而陷于徹底崩潰……因而，西方人幾乎不可能理解普遍彌漫于曾經在列強入侵下國破家亡的中國人民心靈深處的那種近乎“病態”的民族自尊感。

但隨著中國的崛起，如果西方想要同中國繼續和平友好地打交道，進而從中國的成長中分享好處，那么，它必須從現在開始抓緊了解和理解中國人的這個“命門”。

何為“奧運精神”？

我小時候看電視上的體育比賽，每當出現中國運動員爭金奪銀的鏡頭時，解說詞中出現頻率最多的一定是“奮力拼搏”、“為國爭光”、“中華崛起”……之類斗志昂揚的政治性詞匯。自從4年前的北京奧運會開始，中央電視臺體育比賽——奧運會特別明顯，但不僅限于奧運會——解說詞中的關鍵詞發生了顯著的轉向，開始頌揚運動員、志愿者和觀眾的“參與精神”，各國人民的“友誼”，以及“世界和諧”……

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這種生硬而倉促的主題變調至少在一開始沒有能夠迅速而成功地改變中國觀眾在幾十年政治掛帥氛圍以及為達到這一目的而設置的舉國體制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競技體育觀。相反，它給為數不少的人制造了新的認識混亂。我就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向一位開口閉口“重在參與”、“友誼交流”的央視解說員發問：如果不是為了爭奪獎牌、乃至金牌，而只是為了參與和交流，那我們的運動員平時何必那么刻苦訓練？更何況還花掉了我們納稅人那么多錢！隨便派些愛好體育運動、外語水平更好的年輕人去倫敦走一趟不就得了？

實際上，人們耳熟能詳的奧運精神也是“更高、更快、更強”，而不是“和平、友誼、團結”。說到底，競技體育鼓勵的就是人類為了實現永無止境的更高目標的雄心壯志和奮勇拼搏。

因此，央視解說詞的簡單變調，泄露的是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對“永爭第一”與“金牌至上”這兩個不同概念之間關系的模糊和錯誤認識。當中國參賽者輕而易舉地取回冠軍或壓根不可能奪得獎牌的輕松時刻，這種空洞無物、風花雪月的解說詞還勉強對付得過去，而一旦出現中國羽毛球女子雙打頭號種子于洋、王曉理因消極比賽而被取消資格的嚴重事件后，原來善意滿溢的社會輿論便立刻出現了嚴重的分裂。

看得出來，突然冒出來的棘手的“新問題”令中國的體育管理官方也有些措手不及。國際羽聯不留情面地宣布將于洋和王曉理掃地出門的第一時間，中國羽毛球隊和奧運代表團“批評”了兩位運動員，而非像受罰的韓國和馬來西亞人一樣提出申訴。中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李永波表示會為球員的消極比賽戰術承擔責任，還在中央電視臺作了公開的道歉。

受到損害和感覺受到威脅的運動員并不買賬，而國內的觀眾更是群情激奮。大多數的意見認為，于洋和王曉理雖說確有消極比賽之嫌，但她們的行為屬于人們常說的“合理利用比賽規則”。事實上，許多體育比賽中都普遍存在類似的利用規則的“犯規”手段，國際羽聯的判罰顯然是失當的。此外，中國的民間輿論一邊倒認定，于洋、王曉理的“消極比賽”是羽毛球隊和教練的戰術安排，因此，如果說這有什么錯的話，錯在球隊，她們只是值得同情的犧牲品和替罪羊。而上天似乎特別眷顧中國羽球隊和李永波主教練。在本屆奧運會上，中國隊歷史性地包攬了羽毛球項目全部5枚金牌，這一輝煌成績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消極比賽”事件造成的濃重陰影，也使國內輿論關于它的爭吵被一片贊美聲淹沒。

而關于這一事件的爭論不僅存在于中國國內，甚至也在奧運會期間頻繁地登上全球著名媒體的重要版面和時段。就我本人目力所及，大多數西方教練、運動員和評論員都對于洋和王曉理表達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奧運會女足比賽冠軍美國隊的一位資深球星在接受《紐約時報》就于洋、王曉理事件的采訪時就公開說：“沒人會因為你得了小組賽第一而獎賞你！”

這種國際輿論氛圍加上無懈可擊的競賽成績，終于使得起初受到中國官方新華社連篇累牘嚴厲批評的李永波們一舉扭轉態勢。在羽毛球比賽臨近尾聲時，李永波以及中國的男子單打冠軍林丹都公開批評說，正是奧運賽程的不公正設計引發了于洋和王曉理的消極比賽行為。

最給電視機邊的中國觀眾心里添堵的，毫無疑問是萬眾矚目的110米欄運動員劉翔4年之后再次因傷倒在奧運會的首輪淘汰賽上。那仿佛凝固的一瞬間的鏡頭激發起了中國民間和官方輿論有關本屆奧運會的最激烈的議論，一時間關于這位“天之驕子”的背后的政治的和商業的剖析乃至陰謀論充斥中國互聯網的每個角落；而在另一邊，各種“寬容”和“鼓勵”也暖徹人心。

就個人的感受而言，我在劉翔退賽這件事情上看到的倒是巨大的進步。記得當天傍晚我在微博上瞥見上海一位著名思想史教授對此事的短評，他的大意是許多人不能理性地接受“英雄劉翔也會失敗、而且一再失敗”的現實，印證了中國人的“弱者心態”，后面表示贊同的評論者跟了一大堆。我那時正好在上海的一間路邊小店吃面，觀察到的真實情況是：那位教授所說的“大多數普通中國人”并未因為劉翔的退賽而難過得胃口大減或者破口大罵，他們在一陣簡短的惋惜嘆息之后迅速照常喝啤酒、聊天、說酒話……絲毫未表現出那位著名教授在書房里表現出來的心潮起伏。

改革“舉國體制”此其時也

倫敦奧運會結束后，近來表現搶眼的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發表評論，為飽受輿論攻擊的中國體育舉國體制辯護，稱反對舉國體制是“脫離具體的時代背景和條件”；甚至認為主張體育改革是尊崇“洋教條”。

這種論調受到了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女士的猛烈批評，她在最新一期《新世紀》周刊的社論中針鋒相對地反唇相譏：“其實，竭力維持過時的體制，才脫離了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的具體時代背景和條件。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框架早已形成，政府主導型體育管理體制必須轉變，引入多種主體才能給中國體育帶來蓬勃發展的局面。頑固地信奉舊的發展觀，顯然無視中國社會的進步。把舉國體制武斷地當作一種政治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沾沾自喜，指斥先進國家運行有效的管理體制，這種封閉思維折射的恰恰是陳舊的教條主義。”

我相信，中國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擁護者和主張者支持這種觀點。事實上，北京奧運會前后，國內針對體育舉國體制的反思和批評就已不絕于耳。而今年的倫敦奧運會，終于成了一場市場化機構和媒體集體批判舉國體制的大合唱。

所謂舉國體制，就是依靠國家行政力量的有效組織，集中人力、財力、物力，以配置全國競技體育資源。其目標就是在各類國際重大比賽，特別是奧運會上獲得更多獎牌，從而為達到體育本身以外的政治宣傳教育的根本目的服務。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源自前蘇聯的體制是計劃體制的產物，或者干脆說，它就是計劃經濟和全權政治在體育領域的呈現。

如同胡舒立在文章中表現出來的觀點一致，我不能同意互聯網上那些肆意宣泄的非理性意見。這些意見隨意地將中國運動員在國際獲得的金牌、獎牌與榮耀同國內不盡如人意的社會現狀相聯系，進而發出許多無的放矢的破壞性的評論。在它們看來，似乎金牌非但不應當激發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反而還是國內糟糕社會現狀的反光鏡。但實際上，即使到了今天，中國人在國際各類競賽上取得的好成績，依然能夠激勵全體國民的榮譽感和凝聚力。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發展和開放，尤其是中國已經以東道主的身份舉辦過一屆成功的奧運會，金牌和獎牌數也連續高舉各國前列，越來越多的人逐漸能夠以平常心看待比賽勝負，運動員也不再被視為國家和民族的符號。就像中國著名體操運動員李寧所說的，中國已經過了“只需要金牌，不需要體育；只需要冠軍，不需要運動員”的時代，中國的競技體育也從要通過體育來彰顯國力的“英雄時代”進入了運動員充分展現個體魅力的“明星時代”。

到了這個時間點，舉國體制的效用日益衰減，而維持它的成本及其副作用卻日益提升和顯現。

一方面，正如胡舒立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如同所有計劃經濟的產物一樣，由于不能準確反映成本與收益，長官意志盛行，體育舉國體制不可能有效配置資源，只會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和投入產出的低效。另一方面，近年來媒體不斷曝光一些當年的優秀運動員、甚至世界冠軍退役后生活極為窘迫，恰是因為這些運動員在幼年時就在封閉的體校進行訓練，除了他們練的項目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文化知識和生存技能。此外，中國運動員為了虛幻的“國家榮譽”犧牲了太多東西，當媒體披露因為擔心影響訓練，親人對上海跳水冠軍吳敏霞隱瞞了祖父母去世以及母親患癌癥的消息，這種“摧殘人性”的舉國體制的負面因素更是被迅速放大。

許多人原本期待，北京奧運會之后便是中國改革舉國體制的黃金時機，但四年來不僅毫無改革的實質性舉措，甚至也未見有任何改革的藍圖規劃。

未來要改革舉國體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再把國家在體育方面的全部資源集中在專業運動上，而是拿出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群眾體育上，特別是用于中小學教育體育運動的普及上。只有群眾體育真正展開，中國才能成為一個體育大國和體育強國，而不只是個金牌大國和獎牌大國。一個國家發展體育的根本目的，是強健國民體魄，而只要群眾體育真正得以蓬勃展開，全體國民身體強健了，各類運動人才必然會輩出。

事實上，將舉國體制視為競技體育成績的必要條件，本身就荒誕不經。不要忘了，本屆奧運會上取得金牌和獎牌第一的，仍然不是實行舉國體制的中國，而是體育社會化和市場化的美國。

當下改革舉國體制的最大障礙是全國各級政府體育管理部門及其官員，因為改革會損害他們的既有利益。應當理智地承認，這是歷史造成的，改革的成本不能全部由他們承擔。不過，粗略地統計，受益于體育舉國體制的人群在全國范圍內一共只有幾百萬。因此，他們的這點損失是非常有限，也不是很難得到補償的。而一旦幾十年慣性運轉的舉國體制得以徹底改變，受益的卻是整個國家的體育事業及全體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