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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夢想，不僅僅是脫離環境重力的勇氣 

“農民達·芬奇”，并非蔡國強第一次的處理農民題材。1999年6月參加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時，他提交的裝置《威尼斯收租院》邀請1965年版《收租院》的作者之一龍緒理先生，由他帶領幾位年輕的雕塑家和當地雕塑系學生，現場展示《收租院》的雕塑過程。其后，榮獲金獅獎的《威尼斯收租院》巡回至各地展出，“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制作一次”，這成為蔡國強的一個重要創作母題；他利用“文化現成物”的興趣，也與日俱濃。 

雖然“蔡國強：農民達·芬奇”的道義姿態讓我頗有好感，但我一度還是擔心：蔡國強僅僅是利用自己作為大牌國際藝術家的身份，強行賦予那些農民發明物以所謂藝術價值；而且，這種價值賦予過程中也存在過度闡釋的嫌疑。 

但仔細閱讀《異想天開：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和同名畫冊后，那一個個智慧、生動、堅韌、勤勉的作為個體的農民發明家的精神魅力確實打動了我，我甚至覺得關注他們對改寫和豐富當代中國農民形象的作用，比單純關注蔡國強更有價值。 

傳統農民多被妖魔化為愚昧、落后，但這9位農民發明家中有5位是發明飛機，1位發明飛碟，1位做機器人，2位做潛水艇。其中，發明飛機的農民最多，他們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不超過小學，但他們對常人視為高科技結晶的飛機的本質認識充滿著“大道至簡”的樸拙： 

讀完初一就因為家庭貧困而輟學的熊天華，“童年的時代就對蜻蜓、燕子很好奇”、“一出去看到有風，就會張開兩只手”。對藍天的這種樸素向往激勵著這位青年農民，多次研制和試飛，讓他“現在感覺飛機就像大風箏那樣”。與熊天華同為1975年生人的徐斌，癡迷于研制旋翼機也是因為“小時候喜歡鳥”。 

而在江西老農吳書仔眼里，“直升飛機只是一個能飛的凳子”（這個概括的經典程度不亞于農民企業家李書福對汽車的理解）。當蔡國強問他為什么不做實用一點的抽水機而非要做飛機時，他的回答更讓人叫絕但又不無道理：“做飛機更簡單”，“用木頭不能做抽水機，用木頭做飛機有用?！?/SPAN> 

正是這樣原始而粗糲的探索精神，讓這些農民發明家飛上藍天的夢想一點點變成現實。這種被祛魅的“科學”，沒有理由被嘲笑，因為科學的產生本來就和世俗生活的需要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真是“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蔡國強和國家載人航天工程的總指揮是朋友，他認為這種“科學家里面的科學家”往往面臨一個尷尬：“慢慢都變成國家項目的工程師了，他沒有早期開拓美好未來、尋找未知世界的那樣一個沖動，他就是等待項目的安排?！?/SPAN> 

農民發明家的發明物在實現產業化之前的這種樸拙讓蔡國強心儀，并被他以藝術的名義珍藏、呈現。而這些帶著泥土氣息的“農民科研”也逐漸引起國家層面的科學體制的關注甚至接納。 

通州農民吳玉祿的機器人在石家莊還“和神州7號同臺展示”：“不管哪個國家的機器人，都不是農民做的。包括日本我也了解，本田、索尼他們機器人做得非常好，但絕對不是農民像我似地做，他們都是一個大的公司、大的團隊，人家投入非常多?！?/SPAN> 

2005年11月，發明飛碟的農民杜文達一度還受到國防科工委洽談合作的邀請。雖然因故錯失這次機會，但杜文達現正在上海與前任新加坡商會會長合作研發一種新型電車，“那里面的技術有11個專利都是我的?！?/SPAN> 

蔡國強和這些農民發明家一見如故，也許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探索精神和創新意識。 

蔡國強多次強調不能讓這個展覽淪為一個農產品展銷會，但又不能過于突出自己。他在展廳內布置了50多只風箏（這種道具，他在2003年11月的埃及小鎮錫瓦也用過），讓它們被風扇吹拂，而且在每只風箏上打上投影，講述每位農民發明家的故事。這種創意和對分寸感的掌控，正體現了蔡國強作為策展人的核心價值。 

“他們（這些中國土生土長的農民）所凝結的是個人的能力的最大限度的發揮，但這又是一種‘返回’，是從工業化或后工業化的狀態回到了農民變成工匠的那個工業化最初的歷史的狀態之中?！痹谖幕u家張頤武看來，蔡國強的作品，無論是焰火還是“現成品”：都有一種強烈的夢想的氣質，他的“反重力”的脫離文化和歷史限制的愿望一直是他的夢想的關鍵。 

而在我看來，對蔡國強的最高褒獎莫過于青年農民陶相禮的一番評價：“雖然行業不一樣，你做這個比趙本山還厲害”，“最起碼我感覺你能把我們這些瘋子集中在一起很厲害，我們是科技，趙本山是給別人帶來一種開心，這是沒辦法媲美的?？傮w來說，當你科技發展了，你經濟、農民收入、國家納稅，很多很多行業，包括我們國家富強都有了。不能窮開心吧，開心只是一種取樂，取完樂之后，怎么辦？你不還是窮嗎。當你真正科技發達了，我們說了算，因為我們有能力?！?/SPAN> 

這，就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中國農民的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