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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新聞人 

楊繼繩從1968年進入新華社，直到2000年退休，從事新聞行業30多年。這一行業的選擇，也是他中學時代的理想。 

中學時代，楊繼繩作文好，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成為一名記者。根植這種理想的因素，還帶有行俠仗義的古樸。楊繼繩少年時，特別羨慕小說里的那些俠客。他身體孱弱，沒有俠客的魁梧，自認做不了武俠，就想做文俠。在少年人的樸素思維中，當記者就算是文俠。等到上中學時，記者更成為他心中神圣、崇高的字眼，不僅是因為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以及他所尊敬的一些歷史人物都是辦過報紙、寫過稿子的人，而且因為記者能為老百姓伸張正義。 

可是在他高考的1960年，當時全國僅有新聞系的復旦大學和人民大學，當年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調干生。于是老師代他選了清華大學的機械專業，希望他學會造拖拉機。 

談到大學生活，楊繼繩似乎對自己的母校沒有什么美好的回憶。他一進清華，就被要求接受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同時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人當年在清華大學留下的文化底蘊，已蕩然無存。甚至喜歡讀書的楊繼繩，對此也毫無所知——除了從毛澤東著作里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之外。而對于清華大學當年舉世聞名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楊繼繩還只是在團干部吹風會上才聽說的。但同時他們又被告誡：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钡缆?。 

已經成為團支書的楊繼繩，也是沿著這樣的教育“天天向上”的，他在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年校長蔣南翔在大會上教育同學們：你們要在這個社會上立足，就是兩條，第一，要聽話；第二，要能出活兒。 

楊繼繩并沒有認為這不正確，事實上他也是按照這樣的訓誡要求自己的。當然，多年后他和我談起這段經歷時說：現在回想起來，這個話作為父親告訴孩子的人生經驗還是可以的，但是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一個教育家教育學生就有些不倫不類了。 

楊繼繩還說，那時圖書館里過去的書差不多都沒了，只有馬克思主義著作。盡管喜歡看書，但除了專門馬列著作，沒有書可看。所以，留給他的印象是：“文革”前的政治經濟學，講資本主義可歸納為四個字——“造反有理”；講社會主義可以歸納為五個字——“社會主義好”。學生掌握了這九個字，教育的目的就達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這種教育的結果，使我們這一代人從進入社會開始，知識結構和人格結構都是有欠缺的。 

我說，我比你小20多歲，但所受的教育跟你沒有什么根本上的改變，同樣也是有欠缺的這一代。 

因為先天有欠缺，后天就要補缺口。不過，如同一列行駛的火車，剎車不那么容易，慣性所帶來的思維，還會延續一段時間。 

談到30多年的新聞生涯，楊繼繩以10年為期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時候比較年輕，以見報率為榮，發了稿子就很受鼓舞，曾經有一年上過《人民日報》的12個頭條。姚文元講話，我們就跑到工廠里，找幾個工人談學習講話精神深受鼓舞的體會，回來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講話就更不要說了?！边@是習慣性思維延續的10年。 

“現在想想，這叫什么新聞記者呀？”70歲再反思這段歷史，楊繼繩臉上寫滿了嘲笑，“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而黨性就是階級性，就是你的立場，如果你追求客觀就會被批評是站錯了立場。那十年就是緊跟形勢跑，拼命寫，發表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幫’后，我把這個時期的稿子盤點了一下，發現90%的都應該付之一炬。十年的教訓使我學會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我雖然早就認識，但真正理解它還是花了十年青春的代價?！?nbsp;

楊繼繩還保留了一個10%，就是他當年寫過的曾經影響很大的兩篇文章。一篇是1972年與馬杰合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這兩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據老百姓的呼聲寫的。 

1972年，楊繼繩敏銳地發現，軍隊占用民用住房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當時軍隊支左，權力很大，要調查軍隊占住民房的問題，不僅難度大，還有“毀我長城”的帽子等著。他知道這個題目政治風險很大，但還是想把這件事做好。征得領導同意，他對天津軍隊占住房的現象做了細致的調查，寫出了《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一稿，作為內參發往中央。后來，他的同事馬杰繼續調查，又連續寫出三篇內參。這四篇內參，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并責令全軍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稱得上是為民請愿。當時轟轟烈烈，僅北京軍區就退出了所占民房39萬平方米。 

在中國，講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楊繼繩因批評支左的天津駐軍，得罪了軍隊領導。有一次，駐天津部隊六十六軍在楊村搞軍事表演，把新華社駐天津的記者都請上了主席臺，軍長和記者一一握手，走到他跟前，軍長不僅不跟他握手，還瞪了他一眼。1977年，這位軍長因緊跟江青成了全市批判對象，在新華社天津分社的揭發批判會上，管人事檔案的喬義民說：“劉政寫黑信陷害新華社記者?！彼敱娔盍诉@封信：“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收集軍隊黑材料，誣陷人民解放軍……，為了保衛人民長城，希望貴單位嚴肅查處?！边@封信是他的下屬署名的，它像一顆定時炸彈，在楊繼繩檔案袋里放了三年。 

談到第二個10年，楊繼繩說：“這十年是改革開放后的十年。改革帶來了中國新聞界的黃金時代，新聞事業出現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雖然不能完全講真話，但可以不講假話?！?nbsp;

其實，在這個10年中，楊繼繩就開始向“學者型記者”轉變?，F實促使他思考，思辨讓他更敏感。他的報道，不再限于那種即時消息，而是轉向社會未來走向的大問題。 

在這10年中，幾乎每年他都要寫一篇有關國家改革進程的調查報告。1982年，他寫的題為《理論·藍圖·試驗·條件》的調查報告，就頗有代表性。這篇報告明確指出在經濟改革的進程中，一系列理論問題沒有解決，因而無法制定合理的規劃藍圖，對當時改革試點城市缺乏科學的選擇、分析和觀察，并對改革實施條件提出自己的看法。 

當時，大家都在云霧山中，而他卻能比較清醒地識得此山面目，是很值得敬佩的。此文提到的許多問題，后來都陸續得到了社會實踐的印證。1987年，政治經濟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便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熱烈討論。 

此時，楊繼繩的興奮點又轉向新的問題研究，發表了《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瞭望》。次年，他根據自己對改革形勢的洞察，深刻剖析了阻礙中國改革深入的物價問題。寫出了《孤島的困窘》和著名的調研稿件《雙軌現象》。前一篇是解剖天津火柴生產和銷售，直言中國物價改革的必要性和所處的窘境；后一篇則是在更高的角度，抓住舊序變無序而后進入新序這一時代特征，指出“雙軌”這一現象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社會進步的產物，又是必須解決的新難題，對“雙軌現象”進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孤島的困窘》反響很大，但因文章寫的是天津，市里的主要領導自然就不高興，多次批評：“有人說天津是孤島，孤島就要下沉，不是無知妄言，就是別有用心?！?nbsp;

1988年開始，楊繼繩單槍匹馬大江南北搞“東西部關系”的調研。一位朋友在大西北與他相遇，領略了他漸入佳境的采訪風范，事后對他說：“你調研猶如在滾一個雪球，從北京滾到沿海，再滾到大西北，每到一個地方，待把人家的雪沫吸納完后，到下一處你又把雪球拋給了另一個被采訪者。集腋成裘，雪球越滾越大，專家權威，三教九流之見解觀點，盡入你囊中，到最后你則成了把握這一問題的權威?！?nbsp;

他后來是否成了“權威”毋需考證了，1990年在上海召開中國東西部關系研討會，楊繼繩是特邀專家之一。他寫的“東西部關系調查”，在宏觀上揭示了改革以后區域經濟和社會經濟生活中引發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并由此探討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稿子以《棋手正在更迭》、《大地沒有萬里平》等題目，發表在《瞭望》周刊上，如同一幅中國當代經濟生活的解剖圖，使人明了中國當代經濟的發展趨勢和格局。不僅一些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普通讀者反應強烈，連許多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的專家也嘖嘖稱奇。 

在這10年中，楊繼繩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調查與研究專著。80年代初，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科學技術如何轉化為生產力，成了一個還未引人注目卻非常關鍵的社會問題。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那個已經處于萌芽狀態中的技術市場。而楊繼繩已經開始報道并加以研究，繼而完成學術專著《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值得一提的是，這本30萬字的書是中國技術市場學的第一本專著。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整個90年代的10年。楊繼繩說：“1988年我調回總社。職稱評完了，到頂了，沒什么后顧之憂，連那些不真不假的應景之作也很少寫了。這十年我盡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了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nbsp;

90年代以來，楊繼繩回到新華社編《經濟參考報》，多年記者生涯培養起來的理論素養，使他以經濟學者的身份馳騁于現實，寫下了400多篇關乎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評論。這些評論，多由當時的現實而引發，但結論卻有著長遠的警示作用。 

或許如此，楊繼繩從不把這些評論作品看作是“易碎品”；當年的讀者也依然記得讀這些評論的震撼。2010年，在出版社的慫恿下，楊繼繩將這400篇作品進行篩選，選出120篇，結集為《三十年河東——權力市場經濟的困境》一書出版。為他作為新聞人的第三階段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