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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諸國以薩米亞特之名的集體文學，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誤解為一種帶有反抗性質的“地下文學”，在談及薩米亞特這一文學集合時，人們會因為其出版背景的特殊，出版境遇的坎坷而將其與“革命”和“異見”相聯系。這種看法的成形，一方面源于當時嚴苛而夸張的文學審查制度，在薩米亞特之名下的作者，或多或少都曾被這種制度奪走了公開發聲的機會。因而在其作品中，其思想得不到有效而廣泛傳播的制擎之下，多少為其帶來些許“神秘”的色彩，加之當權者的渲染，這份“神秘”長期被蒙上了“負面”的宣傳效應；另一方面，在諸多薩米亞特作者中，有個別的作者在從事文藝創作后逐漸被世界關注，諸如眾所周知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而在這些作者受到關注的作品中，對于各自國度的革命和政治都有所著筆，以至于提起他們曾經的薩米亞特身份，又都曖昧地與“政治”相連。 

事實上，薩米亞特遠非僅僅是出于對那個時期東歐諸國集權的控訴而成形的文學社團，在針對薩米亞特的研究文獻上，也一度出現了“將前蘇聯三十年代政治反對派著作納入‘薩米亞特’體系中是否合理？”的質疑。因為實際上在理論界中早已發現：當這批曾經在各自國土的作家的作品被悉數解禁，公諸于世后，和人們所期待的還是有所出入。這出入并非僅是薩米亞特創作受到多么大的壓制，這種被壓制的聲音是多么值得同情，而是在同情與壓制之外，薩米亞特本身未被世人所知的文學力量，其多元和獨特，前瞻性和反叛，無論是在哲學上，抑或文藝批判上，所具備的思維模式和開創性，放諸當時的時代是超前的，哪怕時至今日也不落伍。 

也因為這樣的發現，單純將薩米亞特定義為反對派作者的地下出版物集合，是一種有欠公允的定義。而公眾、歷史學家、文學界，也都陸續意識到薩米亞特的價值。曾寄宿于薩米亞特之名下的作家，不僅僅只應有伊凡·克里瑪和米哈耶洛夫被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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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聲音，對于集權的控訴，身體力行的革命活動固然能為薩米亞特作家們帶來些許壯烈的犧牲意味，但倘若因此也要將其文學和思想的活力和政治革命相互連接，甚至以一概全，這或許是另一種文化上的新的審查。 

回溯薩米亞特的歷史，更多的還是要和發生于上世紀東歐各國的種種運動相聯系。無論是布拉格之春，抑或是匈牙利起義。在這些革命運動的背后，知識分子的聲援因為審查制度而頗顯脆弱，岌岌可危。在強權之壓下，從匈牙利，至捷克，到南斯拉夫和波蘭，一批又一批的知識分子選擇以“地下出版”的形式進行創作，努力與當權者持有的“一種聲音”抗衡。在這一波又一波的抗衡下，某種形式上的共性促成了“薩米亞特”這樣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特殊文學集合的誕生。薩米亞特是俄文“未經官方許可的出版物”的意思。在一些知識分子的同期創作下，“薩米亞特”這一詞語成為他們良心的隱喻，成為對抗的隱喻，最后成為對這些知識分子的統一定義，成為他們的一個代名詞。 

隨著東歐此起彼伏的革命態勢，文化、經濟、社會都在發生著變化。薩米亞特的創作也從最初單純的質疑制度，轉而呈現多維度的創作延伸。這種多維度的創作，大約是寄身薩米亞特之名下的作者們，于緊閉的文學鉗制下，努力趨近自由的群體性智慧的體現。對自由的向往是薩米亞特脫離單純反抗集權的后動力。在這種后動力的催促下，我們看到了盡管恐怖的審查時時刻刻激催著這些作家久經折磨的良心。但因為對自由存在的追求，他們克制住了純粹感性的批判，極力避免讓薩米亞特走向一個單純圍繞“意識形態”進行斡旋的政治性文學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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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薩米亞特諸多作家的自發意識下，薩米亞特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和指向日益豐滿。當我們多年后閱讀薩米亞特作家群中極具才情的作家丹尼洛·契斯的散文，我們竟然沒有看到革命和意識形態對抗的種種激烈和忤逆，反而于當時極其先鋒地對“中東文化的自身的矛盾”這一問題提出了前瞻性解讀，并且在當時主流呼吁“中東文化的歸屬統一”的大聲流中，敏銳質疑“過度簡單化地將一個具有如此多民族文化和語言的寬廣地域看作整體，其到底有多少價值呢？”倘若這些獨到而先鋒的聲音在當時被極權的聲浪和鐐銬封閉顯得荒謬，那么在針對薩德侯爵這一歷經數百年解讀的文學形象人，丹尼洛·契斯頗具實驗性的見地將其與諾斯替教派的教旨相聯系，進而又將薩德這個文學符號置于整個中東的文化浪潮之中，作以比喻，以諷刺順從極權的虛假和諂媚。這一切是不是薩米亞特作者們高明又富有灼見的表現呢？只是這樣令人驚喜的思考力，最終沒能成為那個時期當權者眼中的寶石。 

在薩米亞特諸多天才般的作家的激情驅使下，不僅沒能讓薩米亞特在與極權對抗的文學冒險中喪失了思考力，一味陷入乏味的“傷痛集體回憶錄”式的迂腐之中，反而在他們自發營造的自由環境中，避免了語言這一珍寶被破損的命運。在另一位出自薩米亞特作者群中久負盛名的米哈耶洛夫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薩米亞特對極權之下語言命運的擔憂?！疤摌嫷臍v史取代了真實的歷史。當然真實的歷史不會因為人們不能掌握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而想廢除就廢除。但虛構的世界卻足以導致精神奴役，這精神奴役會讓我們的語言被破壞，甚至摧毀?！?nbsp;

基于對語言天然的熱忱，對其的保護也會自然滋生于每一位薩米亞特作家的內心。在伊凡·克里瑪和喬治·康拉德的一系列回憶錄與小說中，都盡可能還原他們各自內心原初的中東語言，無視在當權者利刃下的語言機制。而作為翻譯家的茲德納克·厄巴內克，則一直致力于翻譯大量喬伊斯、艾略特等作者的作品，編輯兼小說家路德維克·瓦楚利克則時刻都在憂慮“語言”的命運。 他在創作的一篇名為《詞語》的散文中如此哀嘆：“我找到詞語，然后又放棄它們。它們太危險，不能發出聲來。我放棄了詞語，因為它們不是新穎的，更不是我自己的?！?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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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事實，在特殊時期下的中歐諸國，因為其語言權利的喪失，對于語言的沿襲傳承，多少都是由薩米亞特作家們自發牢固和翻新的。對比有同樣經歷的一些極權國家，同樣面對“語言”被破壞的歷史前景，對語言的補救和使其重生的效果，與有薩米亞特這樣的文學集合存在的中歐諸國相比多少顯得遜色和疲憊。 

保持與極權語言機制對抗之外的文藝創作和思索的獨立性，治愈極權語言機制下自我腐朽的語言，除此之外，薩米亞特作家們還力圖保持著文藝評論的“純粹性”。薩米亞特作家們試圖恢復一個正常的文藝世界，在不正常的社會機制下，使用評論和剖析的方式，幾乎展開了一場新時代的文藝復興般的運動。從丹尼洛·契斯對薩德侯爵的先鋒式解讀到伊凡·克里瑪對于卡夫卡靈感的精美剖析，再至米蘭·簡曼針對米蘭·昆德拉小說中“悖論”主題的幾乎是最早的評議。盡力保持沒有色彩的文藝世界以正常態勢存活的方式——薩米亞特作家們以單純的心，在不安的世界中持續保持對文藝作品的思索和學習。無論是思想還是行動都被限制，他們仍然不停歇地思索和學習，居然越過了極權時代思想的愚昧和落后，與外部世界的思想潮流保持了同樣的步調，甚至還有所超越?；谶@些作為，讓薩米亞特這一顆小小的地下文學星球，終將不被恐懼、單調和血腥包圍，終將脫離絕望和灰暗，盡管置身無光之所，也盡然如常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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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都歸因于所有以薩米亞特為居所的作者們，其天性對自由的向往。雖然薩米亞特所倡導的自由創作之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不自由”的觀察和對抗之上。這種相對的自由，是否是他們所認為的真正自由還有待商榷，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明確，在與“不自由”的逐步抗衡中，薩米亞特作家為我們提供了認識“真正的自由到底應以何種形式存在”的一種全新思考，也為自由這一道持久糾纏現代社會政治哲學的題目，奉獻出了具有實驗主義色彩的以自我經歷為藍圖的文學探尋。 

是自由的喪失令所有薩米亞特作家們不得不委身隱匿于地下，忍受無人問津的折磨，忍受謊言的攻擊與迫害，忍受無人傾聽的孤獨。但又因為有著重獲自由的期許——他們才要艱難而富有尊嚴地生存下去。更為可貴的是，他們雖居身地下，卻一直踐行他們各自的期許，以文學的力量。這或許就是薩米亞特最應被我們重新認識和觀察的最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