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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什么是西方?(1)
    閻雪梅,張子言
    2011-04-11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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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尼摩的西方 

    By 閻雪梅(《什么是西方》一書譯者) 

    什么是西方? 

    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或許見仁見智,各有所恃??傮w而言,一般離不開以下三類答案:西方是一個與東方遙遙相望的地緣政治體;西方就是對那些有先進生產力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稱;西方是指人文風俗與東方迥然不同的歐美各國。 

    西方的確是一個經歷了漫長歷史演變才逐漸形成的地緣政治體,然而無論從地域分布抑或政治體制來看,西方國家都各有其民族特色;至于西方的發達生產力,確實如此,然而就地理位置而言,東方同樣也不乏經濟發達的國家,最典型代表即為日本;西方社會與東方國家在人文景觀、風俗習慣的許多層面確乎涇渭分明,然而并非沒有些許共通之處,尤其隨著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交流以及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融合似乎已是大勢所趨,有鑒于此,我們很難斷定第三個答案到底是否正確無誤。 

    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方?它有沒有自己的真正內涵?它是否具有明顯區別于東方世界的共同的價值觀和深層次的整體關聯性?這正是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史學者菲利普·尼摩在《什么是西方》里探討的主題。 

    尼摩認為西方文明并非一段簡單的西方發展史,它是五大因素合力促成的結果。這五個因素又被作者稱為五大奇跡,分別是:古希臘的城邦、科學和學校;古羅馬社會的私有財產、私法和人格概念;基督教《圣經》的倫理觀和末世論;中世紀的“教皇革命”;啟蒙運動時期以及其后的自由民主改革。尼摩按照社會歷史演進的順序逐一介紹了這五個重大事件,而每個事件又為下一事件的出現醞釀了某種契機。 

    首先,古代希臘社會發明了城邦、科學研究和學校,這是《什么是西方》一書展開具體分析的奠基石。尼摩采納了法國學者讓-皮埃爾·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的觀點,認為繼早期的邁錫尼神圣君主集權制覆滅之后,出現于公元前8世紀中葉的希臘城邦是一個歷史性飛躍,它推動了一系列的社會進步,創立了以法治邦、個人自由的原則,創造了科學研究,創建了學校,進而締造了偉大的“希臘奇跡”。 

    第二大奇跡發生于古羅馬時期。羅馬人繼承了豐富的古希臘文化遺產,尤其是希臘城邦的法治政府體制,隨之再經各地歷任行政長官們的司法創新工作之后,最終制定出嚴密的羅馬法體系。因為發明了私有財產概念,制定了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的私法體系,“個體于是不再消融于集體的海洋之中”,個體人格在古羅馬社會得到前所未有的看重。因此,這個以私有財產為中心的羅馬民法不僅為現代西方法律體系奠定了根基,更被作者視為后來的西方人文主義的源頭。 

    尼摩經過分析論證,認為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猶太基督教的《圣經》引入了倫理觀和末世論,于是促成了第三個奇跡的出現。一方面,《圣經》的倫理觀改變了以往古希臘——羅馬人逆來順受種種不幸命運的心態,對人類的苦難給予同情,也給予人類反抗精神,人類不再視痛苦為正常狀況而力圖改造世界。另一方面,《圣經》的末世論打破了古代異教尊崇的輪回時間觀,開啟了始于創世、終結于末世的線性時間的新時代,這為贖罪論的出現提供了必要條件,從而為人類借宗教神學革新的東風走上歷史舞臺的前臺創造了機遇。尼摩認為,盡管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為世界文明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那并非古希臘——羅馬人有意而為之,他們并不認為進步是人類的正常發展進程,因此正是基督教《圣經》的倫理觀和末世論第一次有意識地“推動了歷史的進步”。 

    第四大奇跡即歐洲中世紀中期(11世紀末到13世紀)的“教皇革命”或稱教廷革命(即格列高利改革,但作者認為稱其為格列高利改革并不恰當,原因有二:首先,從其最終產生的深遠影響來看,這不僅僅是一場改革;其次,它也不只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一人的貢獻,而是匯聚了前后數任教皇及其助手、主教、神學家等人的集體成果)。其中,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塞姆(Saint Anselme)的贖罪論和煉獄說值得一提。圣安塞姆提出了贖罪和受難的概念,他認為人類的行動雖然有限,卻都是最終獲取上帝救贖所必需的行動,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行為都有其自身的價值,由此鼓勵天主教徒們開發本性和理性,致力于實現《圣經》的倫理和末世理想。此外,天主教會通過教皇革命制定了天主教會法,建立起完整的神學、羅馬法、天主教會法、醫學的高等學院體系,歐洲各國則以教皇君主制、天主教會法為范例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制和制定法律。這場中世紀的教皇革命首次融合了古希臘科學、古羅馬法律、《圣經》的倫理觀和末世論,其“最終結果是整個歐洲社會的知識、價值、法律和制度的重組”。西方文明自此成為“雅典”、“羅馬”和“耶路撒冷”三大文明的融合物。 

    第五個事件或者第五大奇跡則是眾所周知的自由民主改革。這一時期的思想自由、民主政治、經濟自由化是前四大奇跡的融會發展,最終鑄就了現代西方世界的獨特面貌。 

    以“什么是西方”這個問題作為開端的尼摩最后也以提問作結:西方化現在是否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當今世界的非西方國家是否必須西方化才能得到發展? 

    作者雖然對此不置可否,卻援引了三位學者的觀點,提出三種不同的解答:第一位是印度裔英國經濟學家迪帕克·拉爾(Deepak Lal),他在論文“現代化必須西方化嗎?”里作出了否定回答;第二位是美國政治學家羅納爾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F. Inglehart),他的回答則是肯定的;第三位是秘魯經濟學家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他的答案介于前兩者之間,他認為經濟西方化不等于價值觀的全盤西化。 

    假使對《什么是西方》作一小結,那么我們認為作者在以下各方面都有所創新: 

    首先,尼摩認為西方文明是一個文化融合體,其特點為“法治國家、民主、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科學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經濟”。沿著歷史進程順序出現的五大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它們既自由結合又環環相扣,在歷經一段偶然又必然的發展演變后,最終構成了西方這一特有的文明形態。 

    其次,尼摩反對把現代西方文明歸因于文藝復興或啟蒙時代思想的主流觀點。在他看來,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政治學的發展是西方文明的根源,換言之,西方現代社會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教義和教皇革命在西方的歷史演進結果。這應該是作者在書中最獨特、最鮮明的理論創新了。 

    另外,從新教和天主教兩者與世俗世界、人類行動和社會歷史之間的關系來看,新教仍然是羅馬天主教會的教皇革命精神的延續。作者認為,宗教改革運動領袖馬丁·路德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但是重新找回了教皇革命的精神。 

    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即第七章《致力于一個西方聯盟》,尼摩與那些主張文化多元論的人背道而馳,他提出應該創建一個具有共同的西方身份認同的“西方聯盟”,無論這個政治計劃是否顯得過于烏托邦,它畢竟反映了西方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直面種種隨世界經濟一體化而生的文化沖突、文化融合、文明對話等現象而作的理論思考。 

    《什么是西方》的作者菲利普·尼摩是法國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學家,其代表作《古代與中世紀西方思想史》和《現代與當代西方思想史》一經出版就廣受好評?!妒裁词俏鞣健窇撜f是作者集長期的研究工作和多年的研究成果而成的精粹之作。 

    最后,請允許本文作者借尼摩在《中文版后記》的結論作為結束語:“我希望把這本書翻譯成孔子的語言,希望這是我與中國知識分子締結交往的契機,最終能夠促使我加深自己對亞洲各民族文化的了解?!?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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