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銀行副行長 曹 彤 

編者按：9月底，美國會眾議院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旨在對所謂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幾乎與此同時，巴西財政部長公開表示，一場“國際匯率戰爭”已經爆發。

為何匯率問題在近期忽然升溫？為什么美國忽然就匯率問題向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發難？面對美國挑起的貨幣戰，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針對上述問題，中信銀行副行長曹彤日前專門撰文，闡述種種玄機，并就中國下一步應采取的策略提出自己的灼見。

本篇為該文刪節版，全文請見經濟觀察網觀察家頻道。

9月末，巴西財長曼特加警告，國際貨幣戰已經爆發。這可視為政府官員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正式指出國際貨幣戰的存在和狀況。在剛剛結束的IMF和世界銀行年會上，貨幣戰幾乎成為提及頻率最高的詞匯，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經置身其中。9月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尼等都被IMF懷疑干預匯市，以遏制本國貨幣的升幅。目前全球貨幣中，除美元外幾乎都處于升值狀態中，主要貨幣如日元升幅已超過12%，歐元盡管剛剛擺脫主權債務危機，卻也已經迅速升值2%。獲利者除美國外別無他國。然而，貨幣升值的國家卻不能采取任何行動，像巴西這樣稍作干預，甚至日本這一美國的親密盟友，僅僅做做干預的姿態，都立即被IMF和所謂國際主流媒體視為干預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調節機制。這恐怕就是引發曼特加感嘆貨幣戰已經爆發的主要原因。

一、美國發布貨幣戰的內在邏輯

美國是二戰后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美元成為全球唯一的本位幣；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擅自單方面放棄“雙掛鉤”責任，并推動IMF于1976年通過“牙買加協議”。理論上，1976年后多元基準貨幣是對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有全球最活躍的金融市場，有全球一致認可的金融評級機構，有全球居壟斷地位的會計師事務所，有美國自身可控制的國際規則制定和協調機構（IMF、WB、ISB等），使得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棄了本位幣所應盡的國際義務（本位幣的發行國有義務控制自身的貨幣發行量，確保全球的金融供給與需求基本平衡，被廢止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發），并可以利用匯率浮動的機制，限制和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甚至政治事務（如1985年“廣場協議”帶給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買加協議”的實施，導致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1985年，協議實施僅僅9年后，美國即結束長達71年的國際凈債權國地位，一變而為國際凈債務國（當年國際凈債務1074億美元），從而與80年代初期開始明顯呈現的貿易項下逆差相呼應，開啟了當代美國獨有的經濟循環模式：經常賬戶項下逆差由資本項下的順差彌補，即借他國的錢來滿足本國的消費。 

這一模式具有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國際信任，或遇到其他國際貨幣的挑戰，國際資本凈流入將會減少，則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其對超量進口商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如美國國內消費無節制膨脹，超過國際資本凈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撐，則經常賬戶項下赤字將無法彌補，國際收支失衡。兩種情況下，都會導致美國模式破產。

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雖未出現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但對美國模式卻產生了階段性、結構性影響。在中短期內，支持過度消費的金融模式面臨調整。美國人不得已而過起節儉的、積累儲蓄才能消費的“苦”日子。不過可以肯定地說，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條件具備，08年前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美式生活必將重演。

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高于全部發展中國家，靠實實在在的產業發展，出口加工，顯然缺乏競爭力。那么，短期內如何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就成為最簡單、最便捷的選擇。通過壓低利率價格、壓低匯率價格，使得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在短期內迅速優于競爭對手，從而產生比較優勢，推動產業投資的涌入，推動出口的增長，從而創造就業、提升居民收入，從而恢復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就是美國所選擇的過渡模式。

由于需要改變外部需求，這一模式中，匯率的作用無疑要遠大于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動他國匯率升值，就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貨幣戰的現實一幕，甚至美國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均未放過，更不用說東南亞、拉美這些原本就虛與委蛇的國家了。

鑒于中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分量，如果不能從中國分得一杯羹的話，美國的過渡模式就無法進行。

此次美國發動貨幣戰，推動他國貨幣升值、本國貨幣貶值，只是服務于過渡模式的確立，不會持久?？梢钥隙?，一旦原有的條件恢復，美國最終會回到危機前的舊有模式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