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防止出現大的動蕩。

首先，要將通脹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08年我國曾出現了CPI 8%的增幅，而09 和2010兩年又投放了18萬億左右的銀行貸款，通脹的勢能很大。近一二年必須要高度關注糧食等食品類價格、石油用品類價格、市政服務類價格，在外界環境不明朗時，切忌僥幸搞價格闖關，當前并不是價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時機。 

其次，要高度關注就業狀況。與美國貿易戰一旦打響，一部分出口加工產業勢必面臨滯銷和停工壓力，直接影響到產業工人的就業。在制訂財政預算時，要提前作出考慮，可在對出口加工企業的退稅和補貼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關注股市的變化。隨著國際游資的集聚，香港和國內股指已經開始逐步攀升。這種攀升有著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軌跡，美元匯率和利率都將提升，而人民幣升值也就不再成為主題，屆時國際游資自然獲利撤離，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貨等做空機制放大盈利倍數，則股市的跌幅將會較為劇烈，自然對整個社會帶來較大沖擊。因此，對股市的綜合管理應該未雨綢繆，以免釀成大的事件。 

2、繼續擴大內需占比，強化相關制度性建設。一是財政政策要繼續在帶動農村消費市場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二是城鎮消費金融體系的建設。

3、主動調整國際金融資產結構，減少可預見的損失。

未來兩年，美元將處于低利率和貶值周期，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必將形成一定的相對損失，對于我們25000億的外匯儲備來說，應提前做好應對。此問題處理不好，最終也會演化為社會問題。有三個選擇可以考慮：一是可逐步增持歐元資產。二是石油儲備的購置和石油期貨的投資。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種對沖工具。我國原油儲備的建立應加大力度，將一部分美元外匯儲備提早轉換成石油儲備，有利無害。三是進一步發揮中投和外向型企業的作用，以實體經濟和戰略資源投資作為金融投資的必要補充。可考慮以某種制度安排，將一部分外匯儲備進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業分散，參與境外優質實體企業和戰略性資源的投資，緩解我國外匯儲備的金融投資已經成為全球最大莊家的尷尬。 

三、中國如何在國際上引領輿論焦點

當今世界，一旦被美國鎖定為“頭號對手”，就勢必要面對多國的聯合施壓，道義上處于下風。無論人民幣匯率問題還是地緣政治問題，蓋莫如是。擺脫之道是開辟新的輿論戰場，以更高的視野和觀點引領國際輿論焦點，從而跳出對方所設定的論點和語境范圍，擺脫重重包圍。上一次G20會議上，中國政府所拋出的“超主權貨幣”的觀點，使得我國處于有利的論戰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證。 

將于11月在韓國召開的G20會議，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將面臨新的考驗。由于世界主要國家貨幣都已經對美元升值，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就不僅僅是中美問題，很容易演化成中國和多國的問題，很容易成為多國論戰的焦點。我國領導人應提出幾條高屋建瓴的倡議，引領國際輿論導向，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重構指明方向，又有效淡化人民幣議題的影響。 

我國可在以下四個方面提出倡議： 

1、以制度形式確立多元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國際貿易往來的占比，確立三到四個貨幣為國際儲備貨幣，按重要程度排序應該是美元、歐元、人民幣（必要時可包括日元）。 

2、核心儲備貨幣之間采用固定匯率制。

美元、歐元、人民幣（以及日元）之間采用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一定期限內、在一定幅度內匯率相對固定，必要時可階段性的予以調整。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匯率相對固定，會使得全球的匯率基本處于穩定狀態。 

3、確立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行原則。 

我國可以發起“北京議定書”，先提出一個標準，邀請各國家來討論，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識，制定共同的貨幣發行原則。 

4、“量化寬松”政策應堅決退出。

不可否認，金融危機來臨時，“量化寬松”政策有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壓力等積極意義。但當危機企穩以后仍繼續實施，并且是針對全球本位幣—美元繼續實施，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如果全球紛紛效仿，必然導致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下一輪金融危機提前爆發。因此，此條倡議是推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必要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