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眾多方向與內容上，我們應優先選擇對美國威脅較大的加以推動。其一，進一步推動與東盟國家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其二，在香港市場推動人民幣國債的發行，對于世界各國而言，只有能買到中國的人民幣國債，才導致其主動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才能逐步改變全球儲備貨幣的結構。 

另一方面，還要把握好節奏。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人民幣的凈流出，意味著以人民幣的形式對全球負債，當海外人民幣積累到一定量級時，就會形成對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管制的倒逼，就意味著一部分金融自主權的讓渡。屆時，對金融自主權的維護，既需要國家實力，也需要全球配合。顯然，當前中國的國力和與美國的關系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歷史進程，是一種可以運用的戰略手段，單兵突進過深便會四處受敵，只有配合整體國家戰略，全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才會最終實現。 

第四、運用好“打”字訣。我國奉行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應堅持，但鑒于美國已經悍然拉開了貨幣戰的序幕，我們對美國也應側重“有所作為”，打談結合，能戰方能言和。 

一打國債戰。發行國債是當前美國政府能夠維持運行的根本保證。我國已經持有8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簡單拋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但對于到期的國債，我國可以不再續購，對于新發行的國債，可以不再購買。從態度上，堅決打擊奧巴馬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阻擊我人民幣的做法。不再購買美國國債所剩余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企業的注資，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戰略資源的收購兼并方面。此外，對中投的投資額度也可以進一步加大，以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參與到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去。 

二打貿易制裁戰。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美國未來五年要增加約12000億美元的出口，顯然，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是不可能。而且美國出口結構中多半是工業產成品，除個別高科技產品外，德國、日本對其具有明顯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間心態相似，都不敢輕易丟掉對方市場。如果美國國會和政府最終通過所謂的匯率懲罰關稅的話，中國應堅決的祭出貿易制裁的武器，堅決反擊奧巴馬政府所承諾的“五年出口額翻一番”的計劃，逼迫其放棄貨幣攻擊的策略。我們應該看到，美國在運用其貿易制裁手段的同時，其貿易政策恰恰是其過渡模式的軟肋。奧巴馬政府推動貿易出口額翻番，必然需要對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予以強化，而匯率懲罰關稅的運用，則是大大破壞了其自身的貿易環境，也使美國處于道德的洼地。其結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時，卻要吞下貿易赤字進一步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戰。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蘇的希望所在。華爾街金融資本與美國政府的觀點分和不一。在壓制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華爾街金融資本并不完全贊同。因為此舉會迫使美元貶值，影響美元的國際地位，長期來看，影響華爾街的影響力和經濟利益。因此，華爾街更傾向于以人民幣升值為手段，壓制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對此，我們應大膽利用這一分歧，對于支持美政府意見的金融機構，限制其進入中國市場，已經進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則支持和幫助。同時，向歐洲、日本進一步開放，形成比較差異和利益誘惑。美國體制的核心是資本置于政府之上，是資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會事半功倍。 

第五，運用好“防”字訣。當前，我國面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嚴峻的國際形勢。盡管我們在面對美國的貨幣戰時危中有機，但客觀環境要求我們務必謹慎對待，按最壞打算，做好防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