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的應對之策

現在美國已經亮出底牌，并開始實施，對中國而言，只有積極應戰，別無他法。

第一，運用好“拖”字訣。由于本輪美國貨幣戰的目的是建立其過渡模式，并會逐步恢復到舊有模式上去，因此時間不會太久。

當前運用好“拖”字訣最為重要。一方面，我們何時都不能主動地成為美國的明確的“頭號對手”，需要與美國提出的明確而具體的要求相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輕率地對我們的既定方針做出結構性的重大調整，一旦外界條件變化時，我們今天“下得過實”的棋局會帶來長久的被動。 

具體落實到匯率政策上，一是應該堅持我們的主動、漸進、可控的匯改方針，在美國政府和國會的輿論達到頂點時就適當的調整一下，在處于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內時，就盤整一下，不溫不火、氣定神閑。二是決不急于對匯率制度和外匯管制政策作大的結構性的調整，決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諾放棄對匯率和外匯流動的管制。

第二，運用好“合”字訣。大國生于天地間，法無定法、縱橫捭闔，唱好合縱連橫的大戲，自然進退有余。本輪美國的貨幣戰針對全球，尤其涉及到其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相應地留給中國的回旋余地就比較大。當前在貨幣合作上，我們有三個方向可以主動把握： 

一是強化與歐元區的合作，支持歐元。美國對歐元的態度注定會反復無常。一方面擔心歐元強大，威脅美元霸主地位，減少國際資本對美國的依賴，因而希望歐元區震蕩，歐元貶值；另一方面又擔心歐元貶值，會影響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歐美產品的同質化較強，如果歐元相對貶值，國際采購必然偏向歐洲產品，必然導致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受阻。當前歐元區震蕩的背后有著太多美國的身影（評級機構、學術機構、IMF等），因此，歐盟無法就穩定歐元與美國展開實質的合作。這也恰恰為我們留出了合作空間。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支持歐元，一方面，高調參與歐洲主權債券的發行，另一方面，積極參與歐洲貨幣基金（EMF）的組建，共同構建歐元救助機制。 

二是強化與日本的合作，探討“亞元”。今年以來日元兌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業苦不堪言，但對于政治、國防完全依賴于美國，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國文化的當今日本而言，只能選擇默默忍受。亞洲，尤其是東盟10+3范圍內，形成一個獨立的貨幣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日本曾對“亞元”做過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建議，但因美國強烈反對無疾而終。隨著中國人民幣的崛起，日元在亞洲已經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亞洲與歐洲的文化、經濟背景完全不同，以“亞元”成為亞洲貨幣區的唯一貨幣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但盡管如此，能否參與探討“亞元”仍是一個國家貨幣地位的象征。如果東盟10+3范圍內討論建立貨幣區，而日本卻被排斥在外的話，那將是日本無法承受的。我國可以考慮由民間（如政府出面，美國會直接阻止）發起“亞元”論壇，并主動邀請日本(當然還有其他國家)參加，創造中日貨幣聯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隨美國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還可考慮中日之間直接以本國貨幣作為清算貨幣，并階段性鎖定人民幣與日元的匯率。此舉對于當前難遏日元升勢的日本來說，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將大大瓦解來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三是強化與俄羅斯的合作。俄羅斯代表石油國家，但其不像中東那樣已完全為美國所控制，獨立性較強，而且其對中亞石油走廊國家有較強的影響力。因此，強化與俄羅斯的金融合作，會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壟斷地位，直接威脅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而俄羅斯也有著貨幣獨立的強烈愿望，俄總統梅德韋杰夫已兩次倡議召開了圣彼得堡論壇，探討區域貨幣合作。我國應加快與俄羅斯簽訂貨幣互換及石油等大宗貿易往來以本幣計價的協議，并在與中亞、中東的類似合作方面釋放談判的信號，以此牽制美國迫我升值的氣焰。 

第三，運用好“推”字訣。所謂“推”字訣，即指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隨著美元的貶值，東盟國家的貨幣普遍處于升值狀態，對這些出口導向的中小國家而言，壓力巨大。而東盟相當部分的出口是對著中國，其產品出口到中國加工集成后，再轉出口到美、歐。以人民幣作為東盟與中國之間的清算貨幣，對減少其匯兌損失意義重大。此外，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企穩，國際游資開始大舉進入香港、新加坡等亞洲金融中心，并開始大舉購買人民幣以及人民幣計價產品，人民幣在資本市場開始受到追捧。如果說，去年我們所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更像是中國的獨角戲的話，那么，今天人民幣的國際化則開始變成眾人參與的交響樂章。此時，我們應把握好節奏，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納入到中美貨幣戰的總體部署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