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變、強制的“合約”？

五常先生合約理論的精要在于資源稀缺時競爭無可避免，為約束競爭，辦法可以很多，可以是論資排輩的等級制度，也可以是市場價格，而后者不會導致租值的消散，即最有效率或最小的損失（P122，P128）。

鏢局故事已經說明了五常先生之縣政府土地出讓及競爭的精要，就是第三年的情況，縣政府可以低價出租土地（鏢車上的位置，五常先生稱贊如此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而不需嚴格意義上的私有產權了），但最后吸引來的企業日后的增值稅要能彌補土地降低價格的損失。于是，五常先生欣喜地見到奇特高效的“承包責任合約”誕生了！

應該說，五常先生對上述前者的認識和對后者的描述都是符合現實的，不過二者合在一起是否就經得住現實的考驗呢？另外，是否有五常先生沒觀察到的現實關節之處呢？

五常先生將承包責任合約看作是“坐在”“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P130）兩種合約之間的新合約，讓筆者想起那個老詞——“權力攪買賣”。這當然不是個“好詞”，但不妨從經濟解釋的角度觀察，是不是就有高效的現實的作用。

事實上，正是“權利”與“權力”二字道出了機關，如果是五常先生約定的作為沒有消散租金、最具效率的承包責任制，那應該是雙方都同意，自愿的行為，是“權利”（P128-129）。但現實中，鏢局中老板和鏢師是難得對等的，甚至現實中我們討論的鏢師們（縣級）哪里有用腳投票，一走了之的機會呢？那么，既然不是基于市場價格原則上的合約（而是“坐在”兩者之間的合約），按五常先生論證，則租值消散在所難免，也就是說效率沒那么高了。

現實中縣級政府與省、市或中央政府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舉例觀之，1994年分稅制時，作為握有“決定使用土地權力”的縣級政府可有參與嗎？事實上是有。都是時任副總理朱镕基一個個去找省長書記談，沒見過哪個縣長書記參與。

如果說94年是中央和省級分稅了，之后才是省以下分稅，但一方面各省通常是將指標直接下達各市縣，雖然也有分類（一般分三類：自給自足的、財政中等的和好的）分別對待，但在沒有鞏固的地方稅源的情況下，事實上的分稅制僅僅在一小部分縣級運行著，大部分依然是按傳統“弱勢”承包談判后的增長任務運行。

“弱勢”承包談判不僅是因為級別低，更是因為行政體制和談判數量——如果一省只有4個市，則肯定比有40個市難談成，前面情況下市級更容易合謀而提高自己的分配利益?，F實中，縣級就太多了，除個別經濟實力非常強的之外，幾乎無力對上談判。

不僅是弱勢、不對等下的“合約”，而且隨著省級和市級政府“仿照”中央不斷集中財力，而規范的轉移支付又未形成，縣級政府被動之下收支壓力加劇了。更有甚者，本世紀初以來，在這輪經濟周期中，很多市級加快了調整與其下各縣的“談判”次數，調整財政關系頻率大大加快了。2006年，河北財政廳的調研報告總結了縣鄉財政體制的主要問題：

來自筆者的調研亦顯示，在縣級面臨到的上級財政體制“隨意性”大大增加后，縣對鄉鎮的隨意性也異常強化。筆者調研的縣對鄉鎮的財政關系，在1985年是一定五年，1996年為一定三年，而2001年則開始執行“一鄉一算、按月考核、經費掛鉤”，幾乎可以說，現在鄉鎮每月的收支計劃都在由縣政府動態考核之中。市對縣亦然。

五常先生看到了縣政府低價出讓土地這個似乎是市場化的行為，但沒注意到不僅事實上縣政府壟斷一級土地，決定了這樣的行為肯定不是市場化的，而且縣政府與上級間的合約也如此易變、強制，這種類似于鏢局第三年的情形是很難稱作有效率的市場化“合約”的，肯定是會出現效率降低、租值消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