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寇志偉/文 3月貿易部門結束了連續70個月的順差，首度出現70億美元的逆差。不可否認，在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這樣適時的數據可能存在一些人為操控的成分，但絕非偶然。貿易逆差的出現與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和由此導致的東部沿海地區的民工荒密切相關，是影響未來幾年中國經濟走勢的核心因素。

真實的劉易斯拐點

對于民工荒現象，很多解讀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中國的低端勞動力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對此筆者并不認同。直觀地看，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僅為46%，意味著農村居民的數量約為7億?？鄢?.3億的農民工，仍然有4.7億人在農村從事著不到1億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既然城市化大的趨勢沒有結束，農村勞動力轉向城市，向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也就尚未結束。因此，從勞動力數量和結構上判斷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是缺乏根據和違背常識的。

如果仔細閱讀劉易斯1954年的經典文獻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就會發現劉易斯拐點的實質不在于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在文章中，劉易斯將“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解釋為“勞動力數量相對于資本和資源而言數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是負的”。因此，勞動力供給是一個相對于資本和資源供給而言的相對概念，即在擁有“無限勞動力”供給的經濟體中，資本相對于勞動力而言是稀缺的。進一步，劉易斯將這樣的經濟體分為兩個部門，一是擁有資本的“資本部門”（Capitalist Sector），其勞動生產率較高，工人的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出。另一個則是沒有資本的“維持生活部門”（Subsistence Sector），由于大量的勞動力從事簡單的勞動，其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甚至為負。在這一部門中，勞動力的報酬僅能維持基本生存。因此，收入的差距是勞動力在兩個部門間轉移的最大動力。劉易斯認為，受到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環境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收入的差距至少要達到30%，才能使勞動力由“維持生活部門”向“資本部門”轉移?？梢钥吹?，劉易斯模型的本質上是一個二元經濟模型，其兩個基本要素是：

1.資本相對于勞動的稀缺性；

2.兩部門間較大的收入差距。

兩個要素中前者為充分條件，后者則是必要條件。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由于資本存量的積累，資本相對于勞動而言不再稀缺，我們可以說這個經濟體出現了劉易斯拐點。這種情況下的兩個部門間勞動力工資趨同是內生的，是必然結果。相反，如果兩個部門間收入的差距受到外生變量影響而縮小了，我們只能說劉易斯模型已經不再適用，而不是劉易斯拐點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工資趨同是原因，而不是結果。中國的情況屬于哪種呢？

兩個經濟體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將中國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兩個經濟體。東部與中部、西部的劃分始于第七個五年計劃，其中東部包含北京、天津、遼寧、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等11個省市，其余20個省區市則被劃為中部和西部，我們在此沿用這個分類。

與歐元區類似，“東部”與“中西部”兩個經濟體使用同一種貨幣，勞動力可以在兩個經濟體間自由流動，而商品和服務則通過人民幣進行自由貿易。與歐盟不同的是，兩個經濟體擁有統一的中央財政體系，財政收入可以在兩個經濟體間進行轉移支付。直觀上看，“東部”在20世紀90年代憑借區位優勢率先實現了經濟起飛，資本存量較高，但缺乏低端勞動力，可以近似看作劉易斯模型中的“資本部門”；而“中西部”則缺乏足夠的資本存量，擁有數量眾多的低端勞動力，可以近似看作劉易斯模型中的“維持生活部門”。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近年來，“中西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明顯快于“東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1422元，在中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1350元，在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1378元。從不同地區務工收入的增幅來看，西部地區的增長要快于中部，中部又快于東部。這意味著東部的農民工平均工資較中部僅高出5%，而較西部僅高出3%，顯然與劉易斯模型的假設相悖。

更廣義的分地區工資水平同樣能證明中西部地區工資上漲速度快于東部。根據歷年統計年鑒，我們計算了2005-2008年各省區市平均工資的漲幅?？梢钥吹?，工資漲幅排名前10位的均為中西部省市，而以出口為導向的浙江、廣東、福建漲幅都相對較小。

因此，現在的關鍵問題是，“中西部”相對“東部”勞動力工資的趨同，究竟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我們知道，對于兩個經濟體而言，如果其名義匯率保持不變，那么一方相對另一方勞動力工資的上升意味著其實際匯率的上升。如果這樣的匯率升值是內生的，一定伴隨著實際匯率升值方對貶值方的貿易盈余的上升。相反，如果這樣的升值是人為操縱的，其結果必然是升值方對貶值方貿易盈余的下降。因此，我們將各地公布的支出法GDP中“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加總作為“東部”與“中西部”的貿易盈余，分別除以其GDP，得到了這兩個經濟體的貿易盈余占GDP的比例。數據顯示，“中西部”的貿易盈余一直是負的，且自1998年以來持續擴大，2008年底達到了5.7%?！皷|部”的貿易盈余則一直是正的，在2008年底達到了8.5%的歷史高位。也就是說，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對外的貿易順差都是由“東部”這個子經濟體貢獻的。盡管我們目前無法拿到各地2009年的統計數據，但相信受到“中西部”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和外需整體下降的雙重擠壓，“中西部”的貿易逆差占其GDP的比例將在2009年達到歷史高位，很可能超過8%。

兩個經濟體貿易上的數據已經清楚地表明，“中西部”相對“東部”勞動力工資的趨同并不是經濟運行內在規律的要求，而是受到人為操縱的影響。這樣的結論很容易解釋，一方面2003年以來的兩屆政府通過減免農業稅費等各種方式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另一方面1998年后中央更加注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先后出臺了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等發展規劃，在財政上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但是，這種非市場化的調控方式是有成本的?！爸形鞑俊眲趧恿べY的剛性上升不僅降低了其勞動力的工作動力，損害了其內在競爭力，從大的方向上說，更是逆城市化進程的。

歷史之鑒

經驗表明，一個經濟上落后的追趕型經濟體面臨著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發展外向型經濟之路，這需要在發展過程中壓低勞動力、資源等要素價格。這條路上的前人包括了德國、日本、韓國、亞洲金融危機后的東南亞諸國以及中國“東部”，這些經濟體通過壓低實際匯率而提高了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并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實現了資本存量的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條則是發展內需之路。短期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造成了實際匯率的升值，經濟在短期內享受了要素價格上升帶來的內需擴張，經濟增速加快，但貿易逆差和負債的積累則最終將使經濟走向債務危機的深淵，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前的東亞諸國和加入歐元區后的南歐諸國皆可歸入此類。

遺憾的是，中國“中西部”似乎走上了債務之路，借助外力不斷加大基建投資。但是，這樣的基建投資顯然是低效的，從“中西部”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來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沒有趕上工資提高的速度，生產性資本的存量相對于勞動力數量而言依舊不足。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土面積大，且區域發展不平衡，長三角和珠三角淘汰的低端產業中西部地區需要承接，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勞動生產率上的追趕。但是，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中西部地區喪失了承接能力，大部分的出口行業甚至低端制造業仍然集中在東部地區。試想，3-5年之后，如果東部地區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到了勞動力成本極其低廉的南亞，中國經濟還會是一個“奇跡”嗎？

2009年以來，有關中國勞動力價格上升促進經濟轉型的觀點開始盛行，房地產、汽車和家電等耐用消費品銷量的爆發式增長使人們相信大眾消費時代似乎不再是個傳說。但是，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已經發現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并未到來，甚至不可能到來了，因為我們已經把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破壞了，脫離了劉易斯的模型?！爸形鞑俊眲趧恿r格被人為拔高意味著其貿易赤字將會不斷擴大。毫無疑問，正如希臘等南歐諸國在過去10年中經歷的，這樣的人為拔高會帶來短期的經濟繁榮，甚至是極大的繁榮，但中長期卻醞釀著更大的風險。

筆者認為，大眾消費時代是中產階級的消費時代，是建立在合理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框架下的。但中國的中產階級顯然是低收入階層收入快速上升成本的承擔者，是7年來利益受損最大的群體，何談大眾消費呢？勞動力價格的上升確實會在短時間內推動經濟的轉型和結構調整，但背后則是失衡的進一步、快速的加劇。當內需繼續擴大，“東部”的貿易盈余無法彌補“中西部”的貿易赤字時，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的爆發之時。

（作者為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