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獨有”

這鏢局的故事換了稱謂就是說中國。老板是中央政府、省級政府，三鏢師是市級、縣級政府，本文不妨將老板當作市政府，鏢師作為縣政府。故事中的三年，也就是傳統計劃經濟財政統收統支的大鍋飯時代、80年代至1994年的分灶吃飯和94年至今的中央地方（其實是中央和省級，下面細說）“分稅制”這三個階段。

于是，如果張五常先生開這個鏢局的話，他認為第三年的鏢局業務可能最好，老板比第二年強勢了，伙計們也競爭愈加激烈，個個奮進了。

第三年年底，五常先生在總結會上說：我發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制度”（P130），那就是“承包責任合約”，“層層串聯”、“地區競爭”（P144），尤其是在座三位（三縣）的同層競爭亦偉大的深意，“天下獨有”，這是我們三年（三十年）事業奇跡的根源！

接著，五常先生談到了這個偉大發現的“法門”：你們手里有鏢車（即縣政府有土地使用權），按行規每平米鏢車拉貨至少100元，你們在我們的合約激勵下，將不少鏢車位置以90元、甚至70元出租了（土地出租便宜），但拉的貨多了很多（吸引投資形成縣政府日后持續增值稅流水進項），還有私活，于是大家都是賺得更多！眾人皆贊精妙，遂有《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

中國棋局復雜，五常先生的分析也自有精妙之處，所以不好看清楚。但簡化到上述鏢局故事，雖然對第三年的情況我們還似乎有所知有所不知，但如果籠統稱如此合約就是鏢局事業發達的根源，似有不妥之處。

圍繞中國經濟奇跡的解釋，五常先生核心說了兩個事：合約理論與縣政府土地出讓及競爭。

正如五常先生稱“承包責任合約”這朵中國特色的奇葩原本是“合成”之物一樣（P128-129），合約理論和縣級政府競爭也不是新說法了。早期有關財政分權的認識多集中在公共財政范圍，后來逐步聯系到經濟轉型和地方政府競爭，中國理論界比較熟悉的是戴慕珍（Jean Oi）、許成鋼、錢穎一、張軍等教授的有關研究，特別是以“財政聯邦主義”視野，另外周黎安教授側重從官員的政治錦標賽機制入手觀察等等。他們的學術抱負也和五常先生一樣，要探討中國奇跡的制度根源。

但也有學者（陶然、汪暉等）提出針對上述理論的兩個質疑：其一，如果財政分權促進了地方競爭和經濟增長，那么為什么1994年后事實上中央集中大量財力后，地方政府還有積極性去競爭呢？

二，針對五常先生之說，進一步問，地方中央壓低土地價格吸引項目的做法究竟是更有效率了還是更少效率了（race to the top還是race to the 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