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杜遠/文 2023年伊始，與重慶有關的兩件事在全國造出不小聲量。一是在除夕夜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煙花秀，在山城獨特城市景觀的映襯下，這場煙花秀在春節全國400多場大型焰火燃放活動中火爆出圈，帶動了整座城市的情緒；另一件事則是2022年GDP超廣州成為“第四城”引發熱議，“低調”多年的重慶正在發生著種種細微變化。

2022年12月21日，新任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履新14天后，中共重慶市委六屆二次全會召開，全會以“新時代、新征程、新重慶”為主題主線，主政者“開創重慶新氣象”的決心可見一斑。全會召開前，《重慶日報》在一篇評論中直言當地官場的某些弊端：“一些政府部門思想保守，不敢創新；一些干部害怕多做多錯，出現懶政庸政。”

建設“新重慶”，經濟和產業的基礎作用不言而喻。直轄25年來，重慶經濟體量基本以7年翻一番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長，2022年，重慶GDP達2.9萬億、人均GDP在全國各省區市排名第10，在電子制造業、汽車產業等領域筑就產業高地。與此同時，在中國經濟加快構建“雙循環”格局的態勢下，重慶獨特的戰略地位也愈加凸顯。

10余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在全球產業鏈中影響力的持續提升，重慶抓住機遇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也因為種種原因，一段時間以來，重慶在正本祛疴中歷經波折稍顯沉寂。對于重慶而言，當下或已處在“歸位”的時刻。

產業向新

建設“新重慶”，離不開“新產業”。抓住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過程中孕育的新機遇，勇于開辟新領域、制勝新賽道，是中央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要求。重慶亦需要在現有優勢產業的基礎上，以升級更新推動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2022年，重慶產值排前兩位的是電子信息產業、汽車產業，年產值分別達到7000億元、4500億元，著眼未來，重慶的思路是基于現有優勢，進一步延伸產業鏈、提升產業效率和科創含量，進而挖掘增量、開辟新領域。

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重慶計算機（含筆電）、智能手機制造產值占到整個產業的約7成，2021年，重慶計算機整機產量達到近年來的峰值1.07億臺，2022年回落到8600萬臺，在各省市中排名第二。

在汽車產業方面，2022年重慶汽車產量為209萬輛，在各省市中排名第四，在新能源汽車這一行業主要增長板塊，2022年重慶的產量達36.52萬輛，占全部汽車產量的17.5%。

一方面，上述兩大傳統優勢產業可謂推動重慶增長的產業基本盤，與此同時，早在2018年底，重慶官方就在內部形成判斷，國內外市場對中低端電腦、燃油汽車的需求將臨近天花板，必須盡快推出旨在補強、升級的產業新規劃。

2021年底以來，重慶陸續出臺《重慶市智能終端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5年）》、《重慶市建設世界級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發展規劃（2022—2030年）》。相關產業規劃的核心，在于抓住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風口”，將傳統的電腦整機、燃油汽車升級為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更高，更能迎合未來市場需求的新產品。

具體而言，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重慶的規劃一是延伸到GPU、5G小基站等核心技術產品，二是在產品上的轉軌，將智能穿戴、新型顯示、服務機器人和智能家居作為未來的重要增長點。在汽車產業方面，重慶的目標則更為宏大，力圖打造一個萬億級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

目前，重慶在上述兩大產業方面已經實現了局部性的突破。僅以GPU為例，美國的技術封鎖讓高算力GPU的國產化勢在必行，2022年9月，重慶引入孵化的芯片科創企業象帝先發布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天鈞一號GPU芯片，行業資料顯示，其性能已經達到國際大廠NVIDIA公司2019年中端產品的水平。

相較需要長期耕耘的半導體領域，重慶的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或將在產業增量上更快顯效。目前，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整體競爭力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2022年，重慶本土企業長安和在重慶設立生產基地的吉利，新能源汽車銷量排行榜上分列第7位和第4位，此外，聯手華為異軍突起的重慶本土企業塞力斯，2022年銷量大漲225.90%達到13.5萬輛，其風頭甚至壓過一眾“造車新勢力”。

縱觀重慶的電子信息、新能源車兩大產業，未來幾年或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窗口期。過去一段時間，部分中西部城市依靠前瞻性的產業規劃，以及政府產業引導基金的大手筆投入，成功培育了一些戰新產業的發展，在這方面，有著良好產業基礎和眾多成功案例的重慶自不待言，更為關鍵的是，如能更好地將地方發展路徑融合到國家戰略大格局之中，重慶將形成獨特的發展優勢。

格局煥新

近年來，一些中西部省市敢于大手筆“下注”戰新產業，并在半導體制造、光伏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形成產業優勢，重慶在借鑒其中成功經驗的同時，或需更加注重以發展路徑的全局性優勢，撬動整個產業經濟格局的煥新。

不久前，2023年重慶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將全市的工作放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場景中來謀劃，緊緊圍繞構建成渝雙城經濟圈、西部陸海新通道等國家戰略，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

就經濟地緣的角度，重慶地處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西部資源富集區的要沖之地，加之長江黃金水道的天然優勢，使得重慶最有條件實現“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而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提出和建設，則讓重慶的支點和樞紐作用進一步凸顯。

2019年8月和2021年9月，國家發改委先后印發《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和《“十四五”推進西部陸海新通道高質量建設實施方案》；直至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加快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目前，國家層面已建立省部際聯席會議，西部12省區市與海南省，以及廣東湛江市、湖南懷化市建立“13+2”合作機制。

西部陸海新通道以重慶為運營中心，各西部省區市為關鍵節點，利用鐵路、海運、公路等運輸方式，向南經廣西、云南等沿海沿邊口岸通達世界各地。僅從物流角度看，這一通道是西部地區距離最短、時效最高的便捷出海通道。

著眼未來，西部陸海新通道以物流和通關建設為先導，但又不是單純的物流通道，而是交通、物流、商貿、產業深度融合的經濟走廊。從國內區域發展格局看，這一通道讓線狀的基礎設施（各種水陸以及通信、能源通道）形成的“軸”具有經濟向心力，促進附近地區的產業集聚；從對外開放格局看，它讓西部整體對外開放的區位前移，促進中國—東盟區域一體化乃至銜接“一帶一路”。

在這樣的視角下，而今的重慶或許正面臨類似于深圳在改開初期的歷史性機遇。在發展之初，緊鄰香港的深圳依靠“三來一補”“大進大出”快速起跑；其后幾十年，始終作為開放門戶的深圳，無論是產業、資金和人才的持續集聚，還是各類政策的傾斜和產業轉型，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水到渠成。

而今，內外發展環境相比改開初期有著很大差異，重慶顯然不會也無法復制深圳過往的的發展路徑。在中國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和“全球化”面臨深度調整的大趨勢下，作為西部陸海新通道樞紐的重慶有著更大的經濟腹地，也有著更具可塑性的發展路徑。

據相關研究，西部陸海新通道地區面積682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的71%，人口約占全國的28%，地區生產總值約占全國的21%。對內，“開放型通道經濟”的構建可以讓西部地區的產業聯系更為緊密；對外，中國與東盟整體上的產業互補性，也可以讓西部地區能夠更加穩健地推進產業升級。

事實上，重慶近年來已經凸顯出這樣的產業轉移、躍升趨勢，當地一些摩托車企業開始將組裝環節遷移到越南等東盟國家，并加碼高端零部件、研發設計等環節。而在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的框架下，包括特色跨境金融服務、國際數據港亦在積極探索推進。

著眼重慶未來發展，隨著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逐漸成型，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環節或可逐步轉移到東盟后發地區，而保留更具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環節，與此同時，研發創新、科研孵化、大數據、金融要素等生產性服務業，或將成為這座城市未來的產業主角。

這樣的過程或許稍顯漫長，但當下，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場景下，一幅“新重慶”的宏偉圖景正在徐徐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