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紫宸 9月6日,在由《商學院》雜志主辦的“共享社會價值——2019《商學院》商業領袖高峰論壇暨第三屆尋找中國最具價值企業頒獎典禮”上,著名金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發表了一篇主題為“世界變局和中國金融”的演說,個中談及了他對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憂慮”和建議。
吳曉求當天說:“我確信我們能夠完成中華民族的崛起,但是頭腦要清醒。” 這樣的表述,是基于他對當下國情中內憂與外變的判斷。吳曉求認為,內憂源自中國需要一個更加開放、法制、寬容、富于探索的發展環境,而外變則源自中美在經濟領域的沖突,已經由貿易升級到科技,再上升到金融,對此,中國需要展開“極限思考”。
以下是吳曉求演講全文:
我今天主題是講世界變局和中國金融,我還是講一講我心中的一些憂慮。首先我對中國未來的前途始終抱著極大的希望,這個希望始終是存在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心是要熱的,那就是說要用你的熱情去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要相信中國在百年之大變局中能夠找到自己崛起的路徑,我確信我們能夠完成中華民族的崛起“但是頭腦要清醒。
有時候我在想中國的經濟現在應該說是有內憂的,有憂慮的,內憂外變。經濟的發展要創造財富,不創造財富經濟沒辦法發展,過去四十年來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及經濟建設為中心,激發了中國人博大的熱情,所以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輝煌。這些財富從1978年的3600億的GDP到2018年的90萬億的GDP,這是中國人通過他的創新、創造,在探索中所創造出來的財富。
我想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前提,是給了人們巨大的空間,因為面對當時的那樣一個環境,如果不解放思想,肯定找不到我們今天的這樣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路徑,所以當時解放思想變得非常重要。所以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人們盡情的探索,敢于探索,勇于探索,善于探索,才走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有了今天。我想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仍然要繼續沿著過去四十年來的發展路徑走下去。
首先,我認為寬容的環境變得非常的重要,寬容的環境能夠出現思想的引領,思想的引領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變得非常的重要。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的環境,我們必須充分的研究思考如何去對這種復雜的環境?我們沒有現成的答案,今天的環境實際上比改革開放之初,以及后來的時期面臨的都要更加復雜。所以只有思想的創新,思想的引領,我們才能找到更好的辦法去應對這種世界的變局。我想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經濟的發展需要穩定的預期,需要信心。有了穩定的預期,有了信心,人們的行為才會相對的穩定,所以需要創造一種辦法,一種和諧的辦法,和諧的環境,要讓他們留下來,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寬容的法治精神,要堅持下去,中國仍然是法治主義,中國法治有了很大的成就,要讓富起來的人有信心,讓所有人有信心,這非常重要。
第三,是對產權的保護,市場的基石就是要保護產權,各類產權都要得到有效的保護,包括產權保護,也包括透明度等等,這些是現在市場經濟的靈魂。
第四,一定要推動技術創新,經濟周期的出現,源頭是來自于技術創新,沒有技術創新帶來的技術革命,經濟的長周期就不可能出現,經濟就會周而復始的在一個平臺上運行,要推動中國經濟長周期的出現,不斷的上新臺階,技術創新,乃至于技術革命變得非常的重要。但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和前面三個因素密切相關,沒有前面三個因素,實際上很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技術革命。所以,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包括法治的力量、思想的引領,包括寬容的環境,這些都非常重要。說到要寬容時代,要提倡探索,實際上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比過去更加復雜,我們要寬容這些探索的時候可能出現的失敗。所以技術創新、產業革命變得特別的重要。
第五,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要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們敢干善干,也是敢闖。還是那句話,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我們在農業經濟時代其實是這么提的,其實到了現在,這個勞動是廣義的。我們越來越多的人要敢于去探索去創新,不要讓這些人感覺到害怕。
我非常贊同問責制,對于那些出于私利的一種行為,腐敗行為,必須問責,不能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是探索式的,他為了一個新的事業探索出現的失誤,我認為要寬容。所以現在我有時候總會感覺到腳踏實地去做事,去探索的人真的已經開始變得少了。
當年時候之所以有深圳,有些人是提著腦袋去探索,去做事的,有時候我想想現在還有多少人去提著腦袋去探索、去創新、去改革、去走無人區。事實上,我們新的時期有更多的新的面臨的問題,有時候我想,我們當年在過去四十年,有14個經濟特區,現在我們也開始搞更高級的一個特區,就是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海南也好,上海也好,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這是更高意義上的開放。但是有時候想想看,有的地方都已經兩三年了,總書記都說了兩三年了,也沒看到有多大的變化,這里面我們就要思考為什么少有變化?一個是他們可能感覺到有壓力,我說的意思是我們要創造條件,因為當前我們面臨著更加復雜的情況,讓他們敢于闖善于闖,給他們鼓氣,給他們寬松的法律環境。
所以在這些層面上,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有巨大的進步,但是面臨著未來百年之大變局的任務,顯然我們在這些方面還要進一步提升,我們才能完成總書記說的中國夢的實現。
這是內憂的一些因素,還有外變,外部因素現在比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任何時期都變得復雜,其中中美關系變得非常的微妙,應該說它對全球經濟帶來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中美經貿關系,中美貿易摩擦我不是很害怕,我不認為它多大的問題,因為貿易摩擦,任何時期都是雙輸的,沒有一方是贏的,只是輸多輸少的問題,本來貿易就是談判的過程,大家都得利,你多一點我少一點。但是有人不認為這是個貿易問題,現在從貿易摩擦開始到科技戰,科技戰顯然又是一次非常嚴重的遏制戰,現在又演變成金融戰,有人說不要說的這么刺眼,不利于改善關系。實際上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的標簽,我個人認為這就是金融戰的開始。
我們對這個關系要剖析一下,很多人說中美關系好不到哪里去,壞不到哪里去,我始終認為我們要做極限思考。所謂極限思考,就是當情況特別惡劣的時候,我們怎么應對?金融戰它有特別惡劣的時候,它比貿易戰要重要百倍,因為金融戰本身是一個神經戰,一旦出了問題,神經系統就麻煩了,人就會變得非常癡呆了,就沒反應了,所以對金融戰要展開極限思考。我今天不展開金融戰,我想告訴的是,我們要保持一種極限的思考。
實際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總書記前幾天在中央黨校有個重要的講話,我理解可能就是說要丟掉幻想,高度警惕,要有極限思考。所以我想我們要對我們內部因素以及外部的變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們如果把內部的事情做好了,又很好的應對的外部的變化,我們中國才會在百年之大變局中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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