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其實很簡單】

為什么中國社會還是把“禮”看得遠高于“法”？這跟我們探究的金融有什么關系？2016年4月的一天，一場血案發生在山東。緣由是債務糾紛，蘇女士此前為了維持自己公司的生產，借了100萬元高利貸，月利息10%，后來無力償還。放貸方派10人前往討債，先是把蘇女士和兒子于某監視起來，母子走到哪兒，催債者跟到那兒，連去吃飯也被跟隨、看守。后來，母親被催債者用下體侮辱、脫鞋捂嘴。在警察介入了4分鐘隨即離開之后，糾紛再一次延續。面對無法擺脫的困局，于某選擇了持刀反抗，殺死一位、刺傷三位。

兒子因為受辱的母親而殺人，被法院判無期徒刑。判決結果一出，社會輿論轟動，網上輿情一邊倒地同情報仇的兒子。雖然高利貸使部分人同情于某的母親，但多數人還是認為兒子為母報仇，符合儒家的“禮”，違法殺人也能諒解。也就是，人們普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禮要大于法！

為什么“禮大于法”呢？如果“禮大于法”在古代有它的道理，那么，這個“道理”是什么呢？到今天，這些“道理”是否還成立呢？

“禮大于法”的古代邏輯

之前談到過，在孔子和孟子看來，“禮”是實現“三綱五常”名分等級秩序的關鍵，而最為重要的“禮”是兒子對父輩的無條件孝敬、妻子對丈夫的無條件忠貞。換句話說，如果兒子的孝敬是有條件的，可以根據不同情況而打折扣的話，那么，“養子防老”體系下的跨期保障就變得不確定了，父輩就有理由擔心老無人養、生老病死無人管了。

如果不堅守“禮”的絕對性，“養子防老”這套儒家安身立命體系就會散架，老百姓就會失去安全感。一旦人們不能安心生活，社會秩序就會崩潰，暴力與戰爭又會成為常態。

我們通過兩個例子看禮大還是法大的“禮法之爭”傳統，第一個例子是《烈女傳》中趙娥的故事，她的故事跟山東于某血案非常相似：

東漢女子趙娥，父親被惡霸李壽打死。趙娥的三個兄弟都想復仇，但都沒做成。后來兄弟三人死于瘟疫。聽說趙家的男丁已經全死，李壽特開心，認為不用擔心趙氏的弱女子了。沒想到，趙娥悲憤交加，買來一把刀，天天磨刀，準備復仇。

鄰里聽說她要復仇，都勸她：“你一個纖纖弱女，怎么斗得過那惡霸？不如就此算了吧。”

趙娥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大仇不報，我活著還有什么意義？”

終于有一天，趙娥碰見了李壽。一番撕打后，趙娥撲上去用手扼住李壽的咽喉，掐死李壽，然后割下頭顱，去縣衙門自首?？h令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后，很欽佩趙娥，但同時感到很為難。按照國法，殺人者死，但按照儒家教義，為父報仇是大孝，“百善以孝為先”。怎么辦？縣令最后作出決定：自己辭官而去，為的就是拒絕受理此案，同時暗示趙娥趕快逃走。

后來，當地高官聯名上書朝廷，大意是：考慮到儒家的教誨，且圣朝“以孝道治天下”，請求皇帝法外施恩，赦免這名孝女的死罪。漢靈帝最終下旨，不僅免去了趙娥的死罪，還封她為“孝女”、“烈女”，以示褒獎。

所以，在漢靈帝看來，當禮與法發生沖突時，禮排在法之上。

第二個故事是1907年晚清的最后一次“禮法之爭”，當時正在修訂《大清新刑律》等法典，爭論的一方是以張之洞、勞乃宣為代表的“禮教派”，認為修訂新律應“渾道德與法律于一體”，尤其不應偏離中國數千年相傳的“禮教民情”；另一方是以沈家本、伍廷芳為代表的“法理派”，主張采用世界通行的法理，以法律精神為第一。

爭論焦點之一是“存留養親“，這是北魏孝文帝開啟的制度，意思是：犯人的直系尊親屬如果年老應得到關照，若家里無其他成年人，而死罪又非十大惡，那么，可以申請緩期執行，流刑可免發遣，徒刑可緩期，將犯人留下照顧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實際執行。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對”養子防老“的具體體現，也是“禮大于法”的一例。

就這一條，法理派認為：“古無罪人留養之法”，“存留養親”不編入新刑律草案，“似尚無悖于禮教”。禮教派認為，“存留養親”是宣揚“仁政”、鼓勵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在新律之外。

關于子孫能否對尊長行使正當防衛權的問題，則更是兩派爭論的焦點，也是禮與法的沖突最為集中的地方。禮教派認為，“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子孫對父母祖父母的教訓、懲治，最多是“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絕無“正當防衛”之說。法理派則認為：“國家刑法，是君主對于全國人民的一種限制。父殺其子，君主治以不慈之罪；子殺其父，則治以不孝之罪”，惟有如此“方為平允”，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可是，雖然爭論熱鬧一番，清廷在新刑律后，還是附加五條《暫行章程》，規定：對尊親有犯不得適用正當防衛；加重卑幼對尊長、妻子對丈夫的殺傷害等罪的刑罰；減輕尊長對卑幼、夫對妻殺傷等罪的刑罰等，比如父殺子就未必上刑。最后，還是以禮勝利。

今天還是“禮大于法”嗎

在儒家“禮”的規則里，為什么為父報仇、殺害別人是一種大孝，應該獎勵？在擅自殺人挑戰法律權威的時候，在禮與法發生沖突的時候，儒家為何把禮排在法之上？答案在于我們之前說的：原來沒有金融市場，也沒有政府福利保障，“養子防老”是全社會的依賴，而如果子女對父輩的回報是有條件的、不是絕對的，那么，“養子防老”這種隱性契約就要打折扣了！父輩對子女包括人身的支配權也是為了強化這種契約的神圣性！

從這個意義上講，晚清的法理派雖然緊跟現代法學原則，堅持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出發點，可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如果中國人沒有金融市場或者社會保障去替代家庭、家族這個“養子防老”體系，就很難把法擺在禮之上?，F代法理的執行需要有金融市場作為基礎的。否則，只要“養子防老”是大多數人解決生老病死挑戰的方式，“禮大于法”還會是主流道德。

這就把我們帶回山東血案。在當今中國，我們已經有了方方面面的金融市場，生老病死保障也有多種可選方式，那么，為什么人們還是普遍支持于某，認為他應該為母報仇，包括殺死行辱者？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具備“法大于禮”的經濟條件，但是，由于傳統觀念的延續，一時間內還難以走出“禮大于法”的思維。

或許，更多人需要認清儒家禮教背后的邏輯。形成一套文化體系的特定歷史條件一旦變化，其價值觀念自然會變，只是變化需要時間。

今天我們首先談到，在儒家學說里，“禮”是儒家名分等級秩序的基石。如果社會普遍不遵守禮，那么這個秩序就不復存在，“養子防老”體系就沒有執行的基礎。其次，從東漢趙娥的故事到晚清“禮法之爭”的故事，最后都以“禮大于法”勝利，道理就在于中國人需要靠這個達到安身立命。但是，到今天，金融市場越來越發達，“養子防老”不再是城市人的唯一依賴，所以，人們對山東血案判決結果的反應應該只是一種過渡現象。

（本文為喜馬拉雅《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