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橙鑒報道 “2016第十四屆中國最受尊敬企業年會”頒獎典禮于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學舉行。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先生蒞臨現場，并為大家帶來“新常態下財稅戰略的調整”的主題演講。

許善達先生認為，關于宏觀稅負究竟需要提高還是降低，這有一個魚和熊掌問題，如果堅持穩定宏觀稅負，這邊減去6000多億的稅費，另外得增加6000多億的稅費，這樣才能穩定。如果要是不想增加，減了就是減了，不想另外增加幾千億的稅費，宏觀稅負只能降低。我認為今年7月份政治局會議上作出降低宏觀稅負決定就是這三年的實踐得出了判斷。我們宏觀稅負是偏高的，我們新常態下的財稅戰略的一個內容就是降低宏觀稅負。

以下為講話實錄：

許善達：我非常高興來這跟大家交換一點關于下一步財稅改革的一些想法。剛才介紹嘉賓少介紹了一位重量級的嘉賓，發改委的張燕生先生，一會他還要講話。

我對財稅改革有一個看法跟大家來討論，我們新常態提法已經提了好幾年了，新常態下面各個領域它應該是什么樣的一種格局，這個各個方面都在探討、研究。我想財稅領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新常態下的財稅應該實施一個什么樣的戰略？這就是一個提出新常態以后我們要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但是我覺得財稅戰略，過去我們是有財稅戰略。你實行新常態了，這個戰略要不要調整，調整從什么樣的一種新的格局，這個需要認真研究，我認為這個不僅僅是理論問題，它要在實踐當中做出一些重要的判斷。

我認為可以以今年7月份為標志，這個判斷已經完成了。因此新的財稅戰略也明確，我這個看法對不對呢，大家可以來討論。

什么樣的判斷呢？我覺得有這么幾項：第一是我們的宏觀稅負，一個財稅戰略剛要研究，宏觀稅負是高還是低，這個問題這么多年在學術界爭論很激烈，有些學者主張認為我們國家的政府的收入占的比重還低，應該不斷的來提高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額。我們94年搞分稅制改革，當時的共識就是要提高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要按今天的話說就是提高宏觀稅負，這個意見一直取得很好的效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逐漸在增加。到了2000年以后，開始有些不同的意見，提高、降低就有一些不同意見了。到十八大以后，從13年、14年、15年，今年是16年，這三年多，當時也存在著爭論，也有一種很強烈的一種意見，認為我們國家還是要繼續提高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當然也有主張說我們這個比重已經比較高了，我們應該降低。

我認為從十八大到現在三年多的時間，決策層在這個問題上，采取的部署是穩定宏觀政策。為什么爭論中間用了一個穩定呢？我的理解不見得是符合實際的，我認為這個問題太大。宏觀稅負是提高還一降低對我們整個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要做出這個判斷，我們是要進一步提高還要降低呢？我覺得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要做更好的實際的調查研究。我認為這三年這個調查研究判斷完成了，以去年供給側改革新的工作部署出臺為標志，今年年初實行營改增，降低5000億稅負，又降低了社保繳費率，又減了1000多億。而且人社部的十三五規劃文件又明確還要進一步適當降低社保的繳費率。也就是減了6000多億的稅費，還不算完，還要進一步減少。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就面臨一個問題，減了6000多億的稅費，還要繼續減少，宏觀稅負的事情是堅持穩定宏觀稅負呢還是怎么樣？

我認為這就有一個魚和熊掌問題，如果堅持穩定宏觀稅負，這邊減去6000多億的稅費，另外得增加6000多億的稅費，這樣才能穩定。如果要是不想增加，減了就是減了，不想另外增加幾千億的稅費，宏觀稅負只能降低。我認為今年7月份政治局會議上作出降低宏觀稅負決定就是這三年的實踐得出了判斷。我們宏觀稅負是偏高的，我們新常態下的財稅戰略的一個內容就是降低宏觀稅負。

那么宏觀稅負怎么測算？這專家們有很多的口徑。降低宏觀稅負，降低多少，用什么方式來降低，這些問題我認為是我們的學術界或者有關部門需要來研究的。但是這是降低宏觀稅負，我認為是新常態下財稅戰略的內容之一。

第二個方面跟第三個方面是指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央、地方的管理也和稅制、分稅制也是包容在一起?，F在的中央、地方關系在收入和支出方面有四個數字，這四數字顯示出中央、地方財政關系有一點失衡。怎么表述呢？中央政府的收入大體占總收入的48%左右，五十略少一點，地方政府收入在五十略高一點。中央政府的支出占總支出15%，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總支出的85%。

其實我們94年改革的時候，當時確定的中央政府收入目標是60%。結果一開始還提高了點，后來逐漸又降到50%以下。但是支出，地方政府負責了85%的支出，中央政府只負責15%的支出。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每花一塊錢，需要中央政府給四毛錢的轉移支付。不管什么方式，一般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等等各種方式，地方政府花一塊錢，中央政府要拿出四毛錢。這樣一種格局對于我們地方政府，對于我們省長、省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讓他們來履職就有很多的困難。因為每個省的支出的安排的數量和時間很難和你中央轉移支付數量和時間能對在一起來。所以這個是作為我們財稅改革要調整的一件事情。

調整有很多種選擇，比如說我們是不是還要堅持中央政府收入比重要達到60%，這種意見也是有的。我認為現在我們的決策層認為在目前形勢下，不能再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重提高那么多。因此在收入格局上，現在的決定是保持現在收入格局的大體不變。也就是說中央一半、地方一半的格局大體不變，那你50、51、49就在這個幅度上。這樣一個決定是一個非常正確，我們也許將來什么時間，我們會進一步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重。但是在現在的形勢下，你是提高比重的意見，現在先放棄了。但是也不能再降低，你要調整那個結構可以降低，降低以后地方收入比重大了，這個方向也是不對的。我們中央政府收入也不能降低，降低的方向不對，提高的時間不對，所以就用了一個穩定宏觀稅負。你要穩定宏觀稅負的話，那支出的這個問題就變成了主要問題。

結果我剛才說的失衡，現在決定就是說由中央政府要上收若干地方政府現在負責的支出。這個有很多項目，中央政府應該管什么？比如說污染、跨行政區化污染，讓地方政府負責是很難的。還有很多這樣的建議，比如說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是不是由中央政府負責，這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目前來看我認為最優先的，列入中央上收地方政府支出責任最優先的應該是社會保障。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決定進一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了，就需要把現在分省統籌的社會保障變成全國統籌。社會保障這個支出責任是中央政府最優先應該往上收的。從這個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關系這兩個內容。

與此相關聯的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稅制要改革的內容，因為要保持中央地方收入格局大體不變?，F在如果大家注意的話，關于營改增之后的增值稅分成改成五五分成，這個文件規定暫定兩到三年。為什么是暫定，就因為現在稅收制度和分稅制，地方稅沒有主體稅種，地方政府收的稅里面沒有一個主體稅種，這個和我們國家的稅制發展要求不相符合。因此在營改增之后，要解決一個跟過去營業稅一樣是地方稅的主體稅種。這個主體稅種一般來說要上萬億，太少了當不了主體稅種。大多數專家現在的建議就是把現在在生產批發環節的消費稅能夠轉移到零售環節，轉移零售環節以后和現在已經在零售環節的車輛購置稅都劃給地方。這兩個稅加在一起大概有一萬三四千億，可以作為地方稅的主體稅種。它已經到了零售環節，退出了生產的產業鏈。因此地方政府在稅收的調控權上還可以擴大一點地方政府的權力，讓地方政府的領導更好的來組織收入，履行他支出職責。

所以我的一個看法就是新常態下的財稅戰略就是三個內容，降低宏觀稅負，保持中央地方收入格局大體不變，中央上收地方若干項支出責任。從改革上來說，就是把社保變成由分省統籌變成由全國統籌，進一步降低社保繳費率，同時把消費稅轉到零售環節和車輛購置稅變成地方稅。最后一個相關問題就是如果中央政府負責社保，把這個職能上收了。社保是有缺口的，這個缺口是靠現在一般預算，我從其他地方支出節約一點或者我拿別的收入填補解決現在的社保的缺口是不夠的一般預算總量上不可能再能夠切出一大塊蛋糕來解決社保的缺口。這里建議唯一能夠彌補缺口，你要執行降低社保繳費率，這個缺口從哪兒來？唯一一個可以動用的資源就是國有資本。我們的建議就是每一年劃轉四萬億的國有資本給社?；饋斫档退膫€點，爭取在五年之內把現在的社保繳費率從40%降到20%。

所以剛才我講的這幾項改革，我認為是最優先的，如果這項改革能夠在不長時間完成的話，我們新常態下的財稅戰略就可以得到基本的落實。

我就發表這些意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