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樣本城市，也是當下中國創新經濟最活躍的地方之一，正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的耀眼光環背后，自然也有著非同一般的努力與秘訣。在唐杰身上，我確信，我捕捉到了深圳的“秘訣”。
唐杰，去年9月卸任的原深圳市副市長。在1995年南下深圳之前，他已在天津南開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并曾在1992至1993年以富布賴特教授的身份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學。

唐杰在深圳工作的20年間，除最初3年供職于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從事研究外，長期任職深圳市政府辦公廳，直至2015年從副市長一職退休，既是深圳經濟發展的研究者、見證者，也是參與者和管理者。學者和前沿城市官員的雙重身份，使唐杰能夠觀察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在實踐當中真正的難點和問題，也使他對當下中國宏觀經濟、區域經濟發展、尤其是深圳的發展有著深入獨到的理解。

而他本人的學識背景和他的閱讀偏好，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深圳的高度。因此，了解唐杰的閱讀世界，某種程度上使我們得以一窺深圳這座中國最前沿城市何以能有今天成就的端倪——長遠的視野和從世界看中國的視角。
    經觀書評：想請市長談談您的閱讀經歷，比如您常讀的書有哪些？對你有哪些啟發？可以給我們推薦一些什么樣的著作？

唐杰：熊彼特、馬克思的書我都很喜歡?，F在，沒時間再去讀《資本論》了，但凡是評價、批判《資本論》的我都要看，《資本論》其實是把經濟學動態化的鼻祖，我們現在看很多問題，都是短期化、表面化。因此，我也比較喜歡熊彼特。

如果讓我挑幾本比較好的書？其實，這幾年不斷看的三本書是：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劍橋中華民國史》，以及李約瑟的《中華科學文明史》。也在看其他的經濟學著作，但這三本書，我總是倒來倒去不停地看。我們看問題，要放大到過去幾百年，了解中國和平行世界是怎么走的，我們怎么走到今天的，這三本書會對我們有持續性的啟發。

當然，我還看史景遷全集、孔飛力的書：《叫魂》、以及那本著名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他們用第三只眼睛、或者說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這對我們可能都比較有啟發——看問題時間維度不要太短。中國現在很多經濟分析、社會分析，時間維度都太短。

我還很喜歡陳來。他對中國儒學的整體發掘，很細致。我看過余英時，不是特別喜歡。我還看過蔡尚思，也很喜歡?？从嘤r，就不如看錢穆。這些人，眼光比較長；余英時顯得眼光比較短促一點，不是不精到。

經觀書評：您工作早期主要是做學術，后來又去深圳政府部門做經濟、行政管理，這樣的工作和身份轉變，對您的閱讀有沒有影響或者改變？

唐杰：從學校走向政府對我最大的影響是，閱讀面寬了。因為這時，不像在學校，有發文章、做研究的壓力——雖然我去政府后，也一直不停地做研究；相反，給了我時間、空間，研究、觀察中國怎么走過來的，世界怎么走過來的，看我們今天是什么樣子的。同時，能夠觀察現有的經濟政策在實踐當中真正的難點和問題是什么——這是在學校里看不到的。

經觀書評：其實，這也是我很想聽聽您的看法的一個問題：現在有一些聲音批評中國的經濟學界，只有西方的經濟學沒有中國的經濟學。您去美國做過經濟學研究，也在國內做過研究，又參與政府經濟事務管理這么多年，怎么看這個批評？

唐杰：我前不久給北大的學生剛講完一門課《空間分布與經濟增長》，實際上就是講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整個經濟空間分布、城市化和中國化經濟。因為，中國的快速增長在世界就是一個空間現象。前面就是經濟學，他告訴你，因為集聚產生了集聚遞增，就會產生大城市，產生大城市之后就會有集聚成本，成本大于收益之后會出現擴散。在這條線講完之后，就會講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地區快速興起，它依靠創新。那么，創新怎么產生的？因為集聚是分工行為，就產生了產業關聯，先從投入產出的產出關聯；再從經濟活動思維產生關聯，知識擴散；再從企業家創造，合起來這樣一個行為。經濟學告訴你，這樣的行為都在一個均衡假定下；同時告訴你，這些東西是沒有人利益受損的。這是個非常和諧的世界，這就是經濟學。

在最后一講，我放的PPT是：一個英國社會學家做的全球收入分配差別、一個關于農村題材的PPT、中國東北的若干問題。最終，我告訴大家，這是利益差別在現實當中的存在。主流經濟學解釋，一百年后，這些差別就會消失，因為世界是連續的、無界的，所以最后告訴你是均衡。但是，對某些人而言，十年、二十年，可能他這一生就沒了——這就是馬克思說的，現實的利益沖突所帶來的。

在這里就可以發現，經濟學是把很多歷史復雜的偶然性和差別都去掉了，所以經濟學告訴我們，集聚就是這樣產生的。但我舉一個最新研究的文章證明，歐洲城市化起源于戰爭。因為歐洲的戰爭，大量的人要跑到城市去避難，所以城市化加劇。從公元900年到1800年，城市化的快速擴張期，整個歐洲發生多少次戰爭，做了網格之后，確定一個城市坐標，看戰爭對它的影響和結果。經濟學不是這么解釋；這是政治經濟學，是政治學、社會學解釋。

對于中國而言，實際上是這樣：要研究一個標準的市場化行為的時候，肯定要用主流經濟學；沒有主流經濟學，沒法研究標準的市場化，不可能有兩個市場經濟吧？市場經濟的理論、資源配置條件，應該是一樣的。那么，在這樣的配置下，我們要關注是什么？這樣的理論本身它是有缺陷的，因為它是要研究一個流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里時間是連續的，把大量的問題都抹掉了。

經觀書評：談空間經濟學，我們會發現，近代化以來第一波、第二波科技創新分別是英國、美國，相應的全球經濟中心和權力中心也分別在英美；但無論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包括中國的崛起，似乎都沒看出全球經濟中心和權力中心向亞太、東方轉移的跡象。

唐杰：這是很復雜的問題。比如，像咱們東方思維，更多的是喜歡經驗歸納式的思維，邏輯思辨的思維是不夠的，科學問題或者一系列的問題，歸納和思辨是要同時發生，這在我們國家相對缺乏。

我為什么喜歡陳來，是因為他講了很多這樣的東西，包括從“氣”到“理”，到“心學”的產生。從“理學”的產生和“心學”的產生這樣一個過程，其實大量的是歸納，很少有純粹邏輯的推理。中國的數學是數，沒有數理。因此，我們要有開放的姿態。

經觀書評：當然這是對中國，對于整個東亞地區呢？

唐杰：影響太大。在這樣的觀念下，長期形成的，就變成了年輕人對上歲數人的Follow，學生對老師的Follow。如果這樣歸納出來，而不是有效的去一步一步證明出來，這樣歸納出來的東西，有很大的道德心理，要服從道德心理。所以，孔子哲學是倫理學，沒有真正產生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所以也就沒有產生本體論這個東西存在的思維。像陳來、蔡尚思、李約瑟，解釋地都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