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文

今年8月22日，是明確提出中國要走自己的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鄧小平誕辰110周年。

上述重要思想的提出與他對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建立的、長期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深刻認識有密切關系。鄧小平有關蘇聯社會主義的精辟論述，大大加深了我們對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本質與改革必要性的理解。

不走蘇聯社會主義的老路

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進程中，相當一個時期是搬用蘇聯的做法。跟著走了一段后發現，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的理論與實踐，都存在不少問題。毛澤東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蘇為鑒”。1956年4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前《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要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問題為鑒，在“農、輕、重”與“國際關系”等方面不要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要引以為戒”，“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后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44頁）

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秘密報告傳出后不久，毛澤東曾對胡喬木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統治，其黑暗不亞于歷史上最專制暴虐的統治。”他還表示，中國應該走出一條比蘇聯更好的道路。但遺憾的是，毛澤東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并沒有跳出或突破斯大林模式這個框框。正是這個原因，后來中國把斯大林模式出現的錯誤基本上實踐了一遍，并且還發起了“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明確地認為，把斯大林神化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反面教訓。他指出：“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主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4—235頁）鄧小平后來指出，中共八大時期對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存在的問題所做的重要探索，后來被不斷進行的“左”的政治運動與思潮沖淹了。

鄧小平再次執政后，在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教訓的基礎上，根據斯大林模式提供的教訓，不斷地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1977年9月29日，鄧小平說：“過去，我們很多方面學蘇聯，是吃了虧的。”“世界上最先進的成果（按，指科學教育領域）都要學習，引進來作為基礎，不管那些‘洋奴哲學’的帽子。我們實行‘拿來主義’。”(《鄧小平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1頁)

1978年3月10日，鄧小平在國務院會議上說：“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總要表現它的優越性嘛。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干社會主義，要有具體體現，生產要真正發展起來，相應的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夠逐步提高，這才能表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上，第277頁)

同年9月15日，鄧小平又說：“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于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辦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偟恼f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筑不適應新的要求。”“多少年來，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的腦筋開動得也不夠，這些年來思想僵化了。企業管理，過去是蘇聯那一套，沒有跳出那個圈子。”

鄧小平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頁）

他還講：“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同上，第261頁）

鄧小平總結我國發展歷史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較曲折的。因為我們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比我們搞得早的有蘇聯，還有東歐。我們開始是照搬他們的，看來他們的東西也并不那么成熟。”(《鄧小平年譜》（下），第1049頁)

中國的革命者，為什么從“走俄國人的路”轉變為“走自己的路”，這是因為十月革命后，在蘇聯所建立的是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人們常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后來，實際上更多學到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

列寧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結束后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遺憾的是，推行新經濟政策時間不長。到了1929年，斯大林宣布“當它（指新經濟政策——筆者注）不再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

（斯大林選集 （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196頁）

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談及社會主義本質與發展道路時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赡芰袑幍乃枷氡容^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模式僵化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39頁）鄧小平對蘇聯7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明確肯定的只有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時期（1921年—1928年）的8年。

必須堅持不斷地進行改革

鄧小平從理論分析社會主義改革必要性時說：“斯大林犯過錯誤，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單純了。在蘇聯，馬克思主義在一個時期衰退了”。(《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72頁)這是針對斯大林理論上的教條主義與僵化講的。

一定的經濟體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理論決定的。計劃經濟的理論源于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未來社會是不存在商品貨幣、市場的社會的理論。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前也與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把社會主義經濟視為產品經濟。到了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改變了上述看法。后來，在工業化、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的最后形成的歷史時期，有關商品貨幣關系的理論，盡管中間有所變化與發展，但商品經濟、市場調節作用等觀點一直不占主導地位，有不少爭論，并不斷遭到批判。而產品經濟觀，即否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否定價值規律、市場的調節作用的觀點，一直居主導地位。這也成為斯大林逝世后，蘇聯難以對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什么社會主義必須進行不斷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社會主義至今尚在實踐中，并未成形。中國經過對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總結，明確提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概念。鄧小平在談到建設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時特別強調：“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探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頁）

社會主義遠未定型，只能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地探索，在此過程中使社會主義日益完善、成形。在實踐與探索過程中，必然要根據客觀變化了的情況進行改革。關于這一點，恩格斯曾說過：“所謂‘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他任何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的改革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版第1版，第443頁）

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之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同上，第138頁）改革是革命，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革命，也就是說，只有通過不斷的改革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鄧小平還指出：“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頁）

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東歐各國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倒下，1991年12月25日蘇聯不復存在。蘇聯解體后的20多天，即1992年1月17日，88歲高齡的鄧小平急于啟航南巡。在我看來這次南方之行的背景有二：一是國內改革受阻，姓“資”姓“社”的爭論不休；二是蘇聯垮臺，使鄧小平產生了加快改革的緊迫感。他十分清楚，蘇聯垮臺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動力機制。

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變遷的原因應該從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中去尋找。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亦應從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些領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就指出：“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還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同上，第333頁）

因此，鄧小平認為，應汲取蘇聯不斷喪失改革機遇而最后導致垮臺的教訓，中國不應錯過改革時機，不允許讓改革半途而廢，從而重蹈蘇東國家覆轍。

通過改革把經濟建設搞好

理論的僵化導致體制的僵化。不能及時地根據變化了的情況進行理論創新，就不可能及時地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新問題。長期以來，蘇聯一直批判市場經濟，勃列日涅夫時期最為起勁，認為市場調節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社會主義”，是一種“邪說”。它會使中央計劃機關只起情報中心作用，它是“右傾修正主義”作為計劃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義”作斗爭的借口，實際上會使經濟離開黨和國家的政策，造成經濟混亂。1979年，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院長麥德維杰夫發表文章強調說：要揭露借改善計劃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場社會主義”方向去的“偽善建議”，要積極地抵制這種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讕言。（[蘇聯]《經濟報》1979年第26期）長期的理論僵化，使蘇聯難以進行根本性的經濟改革，也就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力。

如果我們對蘇聯經濟建設綜合地、從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本質要求與目的的視角來考察，可以認為，蘇聯并沒有把經濟建設搞好，這主要表現在：

隨著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蘇聯經濟增長率出現了遞減，即出現了由高速、低速、停滯到危機。從20世紀60年代起經濟增長速度遞減趨勢已十分明顯，到1990年社會總產值已為負增長2％；落后的增長方式長期不能改變，經濟的增長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達到的，是一種拼消耗、浪費型的經濟；經濟結構嚴重畸形，比例嚴重失調；半封閉的經濟；不少經濟政策往往脫離人民的切身利益。蘇聯發展經濟的政策，往往不是立足于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蘇聯解體前夕，市場供應越來越緊張。市場上真是“空空如也”。

蘇聯經濟建設沒有搞好，這說明蘇共既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不是先進文化的代表，更難以體現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對最終蘇聯解體與蘇共垮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鄧小平在東歐一些國家發生劇變后的1990年3月3日與中央幾位負責同志的一次談話中說；“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4頁）后來在1992年初，也就是在蘇聯發生劇變后，鄧小平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正如有的學者說的，“真正看透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各國失敗根本原因的人是鄧小平。”今天我們重溫鄧小平有關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一些重要觀點，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不要蘇聯特色，而必須揚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