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經濟觀察報暑期訓練營C組  袁玉

新聞是有嗜血的本性（傾向于報道那些負面的新聞），但這并不影響著我們對它的最一般的認識，即新聞媒體是好戰的、執著、無所不在地探求真相并捍衛正義的一種形象，我國的媒體由于受到體制很大的限制往往在有些事件的表現上是存在著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相信在經觀，除卻理性與建設性的殿堂外依然可以看到很多新聞人帶著鐐銬起舞的身影，我們常常會說這是中國新聞的窘境。相反，我們都對美國的新聞媒體給予很高的評價，把他們看成自由民主的代名詞，事實真的如此么？《制造共識》的作者赫爾曼和喬姆斯基卻極具開創性的向我們揭示了美國的新聞媒體是如何在實踐中維護對國內、國家以及全球秩序起主導作用的精英階層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議程的，可見我們以為的以為顯然也是錯誤的。正如本書的背面所說的那樣：“這是關于美國大眾媒體何以未能提供我們為全面了解這個世界所需要的信息的一本力作”。

《制造共識》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經典著作的代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與豐富的案例，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一個真實的美國的新聞信息體制，這也是作者所主要批評的對象，作者通過“宣傳模型”的建構，指出了信息過濾中的五道關口，揭露了美國媒體為精英階層代言的本質。作者指出，媒體的功能就是為社會成員提供娛樂、信息和教育，并向其灌輸特定的價值觀、信仰和行為準則以便其融入社會整體。在權利杠桿為官僚機構掌握的國家里，對媒體的政治專制輔以官方的審查機制，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媒體為占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服務的。但是，在媒體私有且不存在官方審查機制的國家中卻難以看到宣傳體系起作用，尤其在媒體競相宣告自己是言論自由和公眾利益的代言人時，我們能看到這背后的本質就更加困難了。

宣傳模型著重分析財富和權利的不均以及這種不均對大眾傳媒利益和選擇的多重影響。該模型探索金錢與權利如何對新聞進行過濾和篩選，如何將不同見解邊緣化并讓官方和利益集團得以向公眾傳達他們選定的信息。作者談到了四種過濾層：

1、      大眾媒體的規模、所有權分配和利益取向。即主要指的是在媒體市場化運作過程之中，隨著媒體壟斷的加劇，辦報的大投入限制了辦報的多元化，使得報紙淪為資本的附屬物，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況下，這些媒體都會被市場強烈的影響，并且各媒體肯定會與它的母公司之間存在某種不可告人的利益糾葛。

2、      廣告成為媒體的第二種監管力量。作者在這個問題上也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這就是為什么有一些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卻反而面臨了倒閉的困境。廣告青睞于那些向市場靠近的媒體，而廣告的支持也使得他們有更多的精力提升它們的市場影響力，相反那些缺乏廣告的媒體處于極大的劣勢，尤其是一些工人報紙收到了重創。這引發了我一個思考，媒體的經營方式就非得依賴于廣告的支持不可嗎？媒體該為了利潤最大化而一味迎合受眾，一味逢迎廣告主嗎？如果不這樣的話，有沒有一種更好的出路呢？這個問題我會到后面再做進一步的闡述。

3、      大眾媒體的新聞獲取渠道。主要指的是，現在的媒體的新聞資源主要來自于大部分的政府和企業，因為這樣可以省去很多的財力及人力。政府和企業都備有強大的宣傳機構，他們制好可供記者發表的新聞稿，根據新聞發布規律發布新聞。這不僅讓我感到悲哀，本來采寫新聞并將它播報給受眾是新聞的職責所在，但是我們所信賴的新聞媒體卻是這樣的給我們制造出來我們每天看到的新聞。這些消息源新聞媒體不敢得罪，所以使得新聞和企業得以輕松控制新聞。這個觀點怕對我們理解作者在最一開始提出的為什么媒體沒給我們提供我有權了解的事實真相有很大幫助吧。

4、      新聞批評和新聞評論家。主要的指的是對媒體言論或節目發表反面的觀點，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團體性的。但是如果新聞批評的規模較大或是由影響力較大的團體發起的，則媒體就會感到不適，為此必須在媒體內部和外部均采取措施以捍衛其觀點，以防廣告商隨時撤走廣告業務。

并且作者還在接下來介紹了控制手段：反共理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兩分法的宣傳戰。作者在隨后的章節中例舉了大量的例子來印證其提出的該模型。并提出“有價值和無價值的受害者”這個說法，其實質仍是兩分法的宣傳手法的變形。在關于不同國家的受害者的報道中，如果對美國本國內或是與美國盟國的報道，其負面報道是無價值的，書中對這一點進行了很好地分析：任何媒體要想報道土耳其針對其公民的爆性行為，必須支付額外花銷以向消息源進行調查核實；一旦他們進行了報道，還可能遭到來自政府、企業界和右翼新聞批評機構的批判，并且這樣的想法也會遭到企業界（廣告商）的白眼。因此媒體就可能處于一個賣力不討好的尷尬的地位，這一切均因為土耳其是美國的盟國，這樣的新聞美國國內民眾不會接受。從這個角度理解就不難理解他們對于中國的一系列的扭曲的妖魔化的報道，這一切的根源都是它二分法報道的體現。

總之，運用宣傳模型理論分析媒體報道行為可以幫我們看到，基于是否對大型的國內利益集團有利的原則，媒體在新聞報道方面采用系統化、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兩分法處理手段。作者舉出的越南戰爭的報道的例子分析和老撾進一步佐證了這一提法。

看來對國外媒體的過于推崇并不是理性的方式。然而經觀在傳播的道路走得多遠，走得多好，走得如何，也許需要我們這群有理性、有建設性的經觀人去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