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金松 從跨國公司高管到環保志愿者，轉型后的張醒生如今每個月有一半時間都不在北京，他借用不用坐班的自由出去“躲污染”。在春節假期之前，他自己就跑到海南躲霧霾去了。

不過，作為大自然保護協會亞太地區首席代表，除了“逃離”，他對環境及“環境移民”現象也有自己的思考。經濟觀察報記者就這一問題對其進行了專訪。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待“環境移民”現象的出現？

張醒生：當前環境問題已引起了政府、社會、個人很大的擔心。和“環境移民”這個詞相似，其實聯合國在很早時候就有過“環境難民”的提法，指的是由于極端氣候的原因，很多人離開他們生活的國家和地方，到別處生存，像瓦魯阿圖就因海平面上升而進行過大規模移民。

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生態環境遭到巨大破壞，我們的水、土地、空氣，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里，越來越不適合人居，這時“環境移民”就出現了，當然，暫時還不能稱之為“環境難民”。

經濟觀察報：從你個人的角度來講，環境問題對你造成了哪些困擾？

張醒生：比如說喝水，不太信任自來水，一般會選擇經過認證的礦泉水、水源地的灌裝水，這就造成了生活成本的提高；食品也是，選擇時特別小心，對產地比較關注。這些還可以選擇，空氣沒辦法選擇。PM2.5的出現把所有人，逼到了同一個角落，面對同樣的困境。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經濟觀察報：你周圍的朋友中，因環境問題而移民的多嗎？

張醒生：我身邊很多朋友，尤其有了孩子之后，有條件的都移民出國了。前段一個朋友還把北京的房子、車子都賣了，賣了400多萬美元，然后移民到美國，花了100多萬美元買了一個更好的大房子，他說我300萬美元存著，做點投資，都可以不用工作了。北京高企的房價，惡劣的環境，使得很多人在考慮第二代的生活時候，選擇出走。大人抗污染能力強一點，孩子的肺非常弱，糟糕的空氣對孩子是一輩子的損害。

經濟觀察報：現在除了移民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方式躲避環境問題？

張醒生：很多不能出國的人都到海南、云南甚至韓國濟州島等地買了第二居所，尤其是冬天環境問題突出的時候，他們會到第二居所躲避。

即便是不得不留在北京的，也都采取了一些技術手段，凈化水、空氣，選擇有機食品，甚至有的自己去開農田，包農莊，其實這樣增加的社會成本是不得了的。我每次在街上看到拉著桶裝水的車在街上跑，我就想，如果大家把裝桶裝水增加的費用來改善環境，那該多好。

經濟觀察報：很多地方也在加大治理力度，在你看來如何才能更加有效？

張醒生：治理是短期內必須要做的事，是短期硬性手段，但是更多要從源頭抓起。像北京今年已經宣布拿出7600億元治理大氣污染，但如果僅靠北京就想把空氣污染治理好，那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

我自己也經常到北京周邊去，感受最深的是，首先現有的環境治理法規要落實，我聽說有些電廠也裝了除硫、除煙裝置，但這些裝置只在檢查時候開，平時為了減少成本都是關閉的。

第二，必須有一個區域聯動機制、補償機制，我在春節前到崇禮滑雪，一路上發微博報告空氣污染狀況，沿途下來可以看出，污染源非常清晰，就是鋼廠、化肥廠，在北京上風口的位置，擺放了那么多重化工業、發電廠。必須有一個區域聯動機制、補償機制，比如張家口把鋼廠關了，北京要給一定補助以激勵他們改造關閉。

另外，要保護生態。如果北京7600億的治理費能用一部分在北京周邊山上搞生態建設，形成生態屏障，可以吸附很多污染物。

經濟觀察報：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作為一個環保工作者，你還有什么建議？

張醒生：第一，要利用法律法規和社會的意識把還沒有被破壞的地方保護起來；第二，對那些已經遭破壞的地方，要調動更多社會資源進入環保領域，搞生態建設；第三要有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解放，每每看到荒山土嶺，我就想為什么國家不能把這些荒山土嶺放開讓社會承包呢，誰投資，誰治理，誰受益，前提是不能改變用途。社會資源能通過資金的投入獲得資產的保值，國家能得到綠色的生態成果，而且這種生態的成果是全國人民共享的，誰也拿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