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瑋麗/文

驚悉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9.28)　老先生辭世的消息時我正在寫一篇訪問蘇老的文章，題名為“牛津老友記”；因為曾經寫過一篇《倫敦老友記》，介紹我為撰寫楊憲益、戴乃迭的故事在倫敦多次采訪過的兩位耄耋老人。這次還是為了搜集楊戴的故事，而專程赴牛津拜訪蘇立文先生。

夏末秋初，在天高云淡，文史厚重的牛津，我三次叩訪蘇立文先生，與老人一起在記憶的王國里穿梭……

一

初次見到蘇立文先生是 2012年的4月12日，那個明媚花開的春日里，牛津大學為楊憲益、戴乃迭植紀念樹；楊戴二老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及牛津大學校方代表相聚在墨頓學院小教堂的花園里。

而在此前，我已經通過戴乃迭與蘇立文的通信結識了這位楊戴二人的老朋友。

還在此前，我曾買過蘇立文先生撰寫的《中國藝術史》(TheArtsofChina),　這本書多年來一直是我書架上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但我卻并不知曉該書作者與楊戴的關系。直至2008年，我在大英圖書館閱覽戴乃迭致親友書信時，發現了許多戴乃迭致蘇立文的書信，我才恍然明白了楊憲益、戴乃迭與蘇立文的關系，以及他們時跨半個多世紀的友情。

人生常常有著這樣一些奇妙的巧合。

從此我便一直想采訪這位不凡的老人，但始終無緣。只聽說他鰥居牛津，且年事已高，恐身體欠佳。所以心中便種下了一個老態龍鐘的印象。

去年4月，在牛津植樹的儀式上有三位老者：95歲的希爾達，她是乃迭的姐姐，我采訪過她多次，早已與她相熟；還有90歲的貝蒂，她是乃迭的嫂嫂，我在儀式前已經同她在酒店相見。另一位紳士風度的老者，身著深藍色西裝配絳紅色內領巾，雖銀發飄飄，但舉止瀟灑，看上去也就七八十歲的樣子。

儀式后的茶會上，我忙著與多年未見的朋友們敘舊談新，沒太注意那位素不相識的老者，直到茶會結束，才聽說他就是Michael　Sullivan。

天哪，他哪里像96歲的老人呢!我又驚又喜，急忙追上正在走出墨頓學院的蘇立文老先生，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便邀請他晚上到我住的酒店來一起共進晚餐，因為我第二天早上就要離開牛津。 老人欣然接受了邀請。

離我們約定的7點還差十幾分鐘，我和從北京特地趕來參加植樹儀式的趙蘅姐就在酒店的前廳等待老人的到來。我有些迫不及待，坐在窗邊不時向外張望。暮色中一輛深色的寶馬轎車停在了酒店門口，駕駛座上的司機很像蘇立文先生。96歲的老人，不會自己開車吧，我這樣想到。

7點鐘剛過，蘇立文先生腋下夾著一個厚厚的文件夾，如期而至。原來老人還真是自己開車過來的。因為提前到了，他便坐在車里等待。

飯桌上，我和蘇老熱烈地交談，頗有相見恨晚之感。而趙蘅則在一邊速寫我們談話的場面。 老人在趙蘅的速寫本上寫下了他的中文名字“蘇立文”，而且很得意地告訴我，他名字的中文翻譯原先是邁可·蘇利文；是夫人吳環給他改成邁珂·蘇立文。所以現在他“姓蘇，名立文，字邁珂”。

蘇老帶來的文件夾，是戴乃迭與他的通信和1940年代他們在重慶、貴陽郊游的照片。

他回憶，我傾聽；他詢問，我講述；一頓飯，足足吃了兩個多鐘頭。

最后，面對服務生是否用甜點及飯后飲品的詢問，我和趙蘅都謝絕了，擔心茶或咖啡影響睡眠；而蘇老則點了一杯espresso。面對我驚訝的目光，老人笑笑說，“The　night　is　still　young”（夜色尚早）。

盡顧著說話，蘇老帶來的珍貴信件，我根本無暇顧及。分手時，我試探著問了一下：這些信件能留給我一個晚上嗎，如果您相信我？蘇老毫不猶豫地答應把這些珍貴的手記給我留下。我說明天一早我就打車給您送過去；他說你沒有車不方便，還是我來取，再把你們送到牛津火車站。

第二天早晨，身著咔嘰色休閑西裝，配寶藍色內領巾的蘇老又是準時把車開到了我們酒店門口，還很紳士地幫我們開車門，拿行李（我眼疾手快地阻止了老人欲提我們行李箱的舉動）。畫家出身的趙蘅，連連贊嘆老人的衣著配色。途中，我們經過了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館內有專為蘇立文伉儷藝術藏品開設的畫廊，并在2001　–2002　年舉辦了聞名遐邇的蘇立文伉儷現代中國藝術藏品的展覽。他們的許多藏品都已捐贈給了博物館。臨別時，蘇老送給我一本大畫冊——《現代中國美術——蘇立文伉儷藏品》（ModernChineseArt—TheKhoanand MichaelSullivan Collection)——正是這次展覽的目錄圖集。扉頁上，是蘇老簽贈給我的手記。

我們相約或今秋在北京（蘇老要出席中國美術館為他舉辦的“蘇立文與20世紀中國美術”研究展），或來年春天在牛津，我們再聚首。

二

作為中國美術館重量級嘉賓的蘇立文老先生，9月的北京之行安排縝密，一周活動不斷，老人無暇顧及它事，秋天里我們沒能見面。春天里我沒能成行。夏天里，97歲高齡的蘇老竟冒著八月酷暑，參加了上海書展。三個月前，蘇立文圖文并茂的代表作《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譯本由世紀文景出版。此次的中國行，蘇老不僅在上海書展與出版社、讀者見面，舉行藝術對話、答記者問，還在此后訪問了香港和臺北。

難怪我8月中旬給老人的郵件沒有收到回復，原來蘇老正忙著中國之旅。

8月27日，老人回復，歡迎我前去拜訪，說他自己剛剛結束滬港臺的旅行。

8月29日，周四，我給老人去電話，報告我已到達牛津；老人說你最好今晚就來，因為我明天有一天的天津電視臺采訪。好一個忙碌的世紀老人，我不禁感慨。

薄暮時分，我和同行的先生來到了蘇立文老人牛津北城的家。因為提前到了，我們便圍著旁邊一座古老的教堂散步等待；待我們轉回老人住處時，遠遠就看到蘇老站在院門口朝著我們來過的方向張望。我心里一陣溫暖。

蘇老的公寓在這座小樓的二層。門楣上方掛著傅申先生題寫的橫匾“又一居”。走進“又一居”，濃郁的文化與歷史撲面而至：墻上掛著、地上立著、桌上擺著、門上懸著各種藝術品，當然中國美術居多。在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等國畫大師的作品之間還有畢加索、布拉克等西方大家的作品。

落座后，老人親自為我們斟茶倒水。

老人的記憶與資料存蓄的井井有條讓我既驚異有自愧弗如。蘇立文與戴乃迭的通信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斷很長一段時間。當我問起他們是如何恢復聯系的，老人起身走進走廊另一端的書房，拿來一本厚厚的活頁文件夾。按照時間順序，蘇立文先生很快便找到了1973年他和夫人吳環重訪中國時與楊憲益、戴乃迭在香山拍的幻燈片。

那是楊戴二人剛出獄不久（“文革”中二人以莫須有罪名入獄四年）。蘇立文造訪北京，很想與分別多年，又失去聯系的老朋友們見面。然而，有關部門只安排了他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會面。“我被告知其他人不在北京”，老人回憶道。“我知道有些藝術家朋友被下放、打入監獄，甚至有的已經離世，但我也知道有些藝術家當時就在北京，可是沒有允許我們見面。”

我們倆對著燈光，查看這些幻燈片。好多都是我從未見過的照片。有一張楊憲益夾著煙卷，悠悠吐出一縷白煙。

“這次見面，你覺得他們有什么變化嗎？”我問。

“你知道憲益這個人，有酒、有煙就會悠然自得，很超脫。”他說，恰如幻燈片中的憲益。

“乃迭雖然表面看沒太有什么變化，但我卻隱隱感到她內心變化很大。”蘇老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會兒，“畢竟是單獨監禁了四年??！”

三

想到老人家第二天有一天的采訪，我們便早早出去吃晚飯，飯后早早告辭。老人說更喜歡吃中餐，晚飯選在一家廣東餐館。第二天周五，是天津電視臺的采訪，上午安排在阿什莫林博物館；下午在老人家里和圣凱瑟琳學院。我因為只在牛津逗留三四天，所以提出老人接受采訪時我是否可以旁聽，“就把我當做 a　fly　on　the　wall　吧”（“墻上的蒼蠅”意為不被注意的旁觀者或旁聽者），我說。第二天，我便充當了一天的“a　fly　on　the　wall”。

天津電視臺的攝制組一行大約五六人，很敬業。問題準備得很詳盡，拍攝很認真。我作為旁觀者，得以有空閑仔細觀察蘇立文老人的家居陳設?？蛷d外有個小電話桌，桌上的花瓶里插著長枝的紫羅蘭，紫色、絳紅和白色，清新優雅，顯示著老人的生活情趣。桌邊的窗臺上坐著一個約半尺高的憨態可掬的石頭人，我想石頭人身后一定會有個小故事，希望有機會時問問老人。因為不管你問起老人的任何一件收藏，他都能娓娓道來，講上一段有關物件“身世”的故事。就在我端詳石頭人時，不知從哪里飛來一只蝴蝶，橙色帶黑斑，圍著石頭人上下飛舞，讓我猛然想起兩年前的九月，在圣彼得堡的納博科夫故居，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只蝴蝶。納博科夫酷愛蝴蝶，除了是著名的文學家外，也還是名符其實的蝴蝶昆蟲學家。蘇老與蝴蝶有著什么樣的緣分呢？我心中又多了一個問題。

僅僅作為旁觀者，一天下來我都覺得疲勞，而蘇立文老人卻在不斷地回答、講述。我們原本約定電視臺采訪的第二天，周六，是給我的時間。我有些擔心老人太累。 您明天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我問。老人說，如果你不介意，咱們把明天的約會推遲到周日行嗎？我說當然可以，您應該好好休息一下，何況您大概也還有時差的困擾。老人說，除了休息，我還需要寫回信、回復電子郵件。我注意到電話桌上已經擺著幾封貼好郵票的信封；我也早就注意到，牛津的街道上隔不了很遠就有一個紅色的郵筒；大概寫信的傳統在牛津這座古城還在繼續保持著。我提出幫老人把幾封待郵的信件投進郵筒，老人很高興。我拿著四封信，跑到街角矗立的郵筒跟前，投了進去。信封噗噗落進郵筒的聲音告訴我，郵筒并不是空的——原來在牛津還是有人寫信的！

其實，在這座古老的文化小城，你到處都可以觸摸到她的文化血脈。就在蘇立文老人居住的同一條街上，相隔不過百米，就是J.　R.　R.　托爾金(1892–1973，《指環王》、《霍比特人》作者)的故居；也是百米開外的臨街上，是《牛津大辭典》第一任編輯James　Murray?。?837-1915）的故居。在北牛津居住過的名人還有“阿拉伯的勞倫斯”，小說家兼哲學家艾麗斯·默多克（1919-1999）等等。這些保存完好的故居，雖然有了新的主人或居住者，卻都在門前鑲有一個藍色的牌子，標明是哪個文化名人，何個年代的故居，讓人感到這個社會對文化與歷史的尊重。我不能不想到一個文化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一個不惜重金打造“文化軟實力”的泱泱大國，卻保護不了一個曹雪芹故居，容不下一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四

9月1號，周日。我和先生按照約定又在太陽西斜時分來到蘇老的住所。一進門，老人說請先給我五分中時間，讓我把電子郵件寫完。之后，老人又親自準備了餐前小酌。因為我不喝酒精飲品，蘇老向我推薦 Ginger　Beer?。o酒精姜汁啤酒）,　說你會喜歡的，它與 ginger　ale　(干姜水)　不同。果然，姜啤比干姜水的軟飲口感和味道都更精致。

我詢問老人在電郵和書信之間是否更喜歡傳統的信件，蘇老說二者都喜歡，但因為電子郵件畢竟快捷、高效，所以還是電郵用得多。“比如我這次中國之行回來后，我寫了十幾封電子郵件，而只寫了四封信，”老人解釋道。“這是我用電郵和書信的大致比例。”我說以后我也會給您寫信。我答應他回北京后先把有關阿傅（畫家、導演、攝影師）的資料寄給他。因為我此行送給老人一副阿傅的剪紙水印，令老人喜出望外，連續問了兩遍，“這是你——送給我——的？”還指指我，再指指自己，似乎生怕搞錯了。然后馬上拿出紙筆，讓我把阿傅的基本信息給他寫下來。

除了談憲益、乃迭，我這次還問了一些蘇立文先生的“個人問題，”老人都一一作答。對愛妻的感激與愛戀在蘇老的談話中常常溢于言表。老人常常掛在嘴邊的是因為與夫人吳環的相識相愛而成就了他研究傳播中國藝術的一生。

1940年，24歲的蘇立文作為國際紅十字會英國分會的志愿者，被派往中國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國際紅十字會的貴陽總部，他結識了同是志愿者的來自廈門的大學生吳寶環（后改為吳環）。兩人很快墜入愛河。后經吳環引薦，蘇立文做了考古學家、華西協和大學教授兼博物館館長鄭德坤的英文助手，并結識了許多因為戰亂而聚集在大后方的藝術家，其中包括張大千、吳作人、黃賓虹、丁聰、葉淺予、關山月、龐薰琹等等。學習建筑的蘇立文，從此走上了學習漢學和研究收藏中國藝術的漫漫長途。而原本學習微生物的吳環，也放棄了自己的科學生涯，全身心協助蘇立文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與傳播。所以蘇立文說，是環幫我打開了進入中國藝術的大門。“如果我今天有對中國文化的任何理解，那應歸功于她”。

蘇立文夫婦沒有子女，但兩人情深意篤，形影不離，在生活與事業上相互扶持一生。吳環晚年患有老年癡呆，從蘇立文過去得力的助手變為生活離不開照顧的病人。蘇老工作之余，獨自承擔了對妻子的一切照顧。2000年他們最后一次一起訪問中國，蘇老開會時吳環一個人離開酒店走丟，長達6個多小時。直至2003年吳環辭世以后，蘇立文先生才又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

蘇立文的收藏，似乎是“歪打正著”。它開始于他與藝術家們的友誼，許多作品都是藝術家朋友的贈予。而正是他對中國藝術的熱愛與執著的研究學習，使他得到了許多文化名人的信任與支持。翻譯家和藝術評論家傅雷聽說蘇立文有志研究中國藝術，就曾經寫信給黃賓虹，建議他給蘇立文寄一幅冊頁，而后來蘇立文就得到了黃賓虹寄給他的《松陰待渡》。1960年，前英國駐華文化官員賀德立（Geoffrey　Hedley）去世，將他的中國藝術品的全部收藏——除留給大英博物館五幅外——悉數遺贈給了蘇立文夫婦，從而極大地豐富了他們的收藏。這批遺贈藏品包括極為珍貴的任伯年、繆嘉慧、齊白石、傅抱石、林風眠等。其中，還有傅叔達的墨竹、荷花、京劇人物及風景畫。蘇立文在《現代中國藝術》中這樣介紹：“在漫長的監禁中（也許是牢獄之后），傅叔達于1960年死于癌癥；他的夫人也被監禁。若不是由于他與賀德立的友誼，他的作品在西方將鮮為人知。”其實，傅叔達在中國都鮮為人知，網上竟搜不出傅叔達的生卒年份，更沒有任何生平。我猜想他的生死一定是新中國被遺忘的許許多多的悲劇之一。

與蘇老交談，時間總是過得飛快。我們說好一同吃晚飯。蘇老問我們有沒有去過英國的鄉村酒吧，我說沒有，蘇老有些吃驚，說我們應該去體驗一把鄉村酒吧。蘇老馬上打電話做了預約。

夏末的傍晚很長，白晝似乎遲遲不肯退去。老人親自駕車，帶我們去牛津郊外的白鹿（White　Hart）鄉村酒吧。一路上，開闊的綠野，蜿蜒的河流，很是賞心悅目。我尤其喜歡那一座座石頭的房子——那有些斑駁的石頭，透著飽經滄桑的歷史感，卻又堅固如初；風雨洗刷過的米色，給人一種醇厚儒雅的平靜。蘇老說這都是些建于十六七世紀的房子，因為是石質的，所以異常堅固。我鐘情于這些經歷過風蝕雨注，又沉穩堅固的建筑。它們沒有奢華絢麗的外表，卻透著韻味十足的美麗；它們沒有張揚自大的風格，卻透著富有尊嚴的穩健。

飯后我們又回到老人住處，因為我還想拍拍那個曾經由凌淑華授意、徐志摩帶到英國，收集了許多中西文化名人手跡的手卷；我還想看看那本充滿了手繪圖紙的梁思成關于中國管道學研究的冊子。這些都是天津電視臺采訪時我聽來的故事，還沒能一一仔細欣賞。蘇老耐心地再為我們講一遍這些文物的故事，仔細地再幫我展開這些物品拍照。

五

分手時，老人雙手拉著我的雙手：“你明年還會來看我，是嗎？”

我連連點頭，“一定，一定會來的。”

我們相互親吻了臉頰，我轉身下樓，感覺老人還在望著我的背影，在樓下的門口，我回頭向老人揮揮手，心想明年我會再來。

然而，分手僅僅27天……

一周來，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我們分手時的情形，老人的音容笑貌，我們相互的允諾。

Michael，您怎么就這么匆匆地走了？我還有好多問題，沒有來得及問您呢？比如那個小石頭人的身世；比如客廳門上掛著的一層層已經襤褸的絲織卷軸；比如那副最引人注目的藍山、紅林、人家的齊白石風景畫——我是回到北京后才從您的畫冊中得知，那是楊憲益送您的，我多想聽您講講這幅畫的故事??！

我說過，除了電子郵件之外，我也會給您寫信，為了不讓寫信的傳統成為歷史。我九月26號給您發出了第一封信，卻未承想，這是一封永遠無法送達的信。

我們分手才僅僅27天??！您就這么匆匆地走了。莫非是您的愛妻吳環在召喚？我猛然想起，今年是吳環仙逝十周年；您的好友楊憲益2009年辭世也正是愛妻乃迭仙逝十周年。是巧合，還是冥冥中的宿命？

愿您在天國與您的愛妻、好友，還有那眾多的藝術家朋友再續前緣。

您傳奇的一生，將伴著您留給后人的藝術和精神財富，在這個世界上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