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點強調得比較多的是全球不平衡，主要反映為貿易不平衡，在80年代主要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到本世紀過去10年，主要的反映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在過去十多年內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這不僅僅是貿易的順差和逆差問題，還涉及到產業的興衰、涉及到就業、稅收等一系列問題。在過去的十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最高的時候達到3000億，美國的貿易逆差最高是達到9000億，在比較小的規模上，英國和日本之間也存在這么一個關系，規模小一些，在歐洲內部是德國和其他國家也形成了這樣一種關系。涉及到的問題非常多，主要是涉及到就業和稅收的創造怎么支持國內的福利部門。

由于中國的外匯管制體制，我們的貨幣形成機制，由于貿易創造大量順差都轉化為國家強迫儲蓄，成為外匯，通過國家金融的方式來補貼資本主義發達地區的福利部門，因為福利部門最后是需要支撐的，它的稅收不能解決問題的話就要通過發債的方式，剛好包括中國在內的以出口導向為中心的經濟體購買了大量的國債。這種現象也普遍存在于東亞其他國家，這就叫做外匯失衡。

第三點是發達國家內部失衡靠外部失衡進行彌補，在過去十多年內這種模式還是比較對稱的，但是最后會遇到問題，金融危機爆發了，隨之產生了信心方面的問題。

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的內部失衡，包括金融危機也好、美國金融危機也好、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好，都和這么一個內部的制度性因素分不開，所以最后需要進行實體經濟的再分配、再調整。但這產生了民主的赤字，相當于本代人關心的是本代人的福利，如果要進行選票投票的話，我一定要使本代人的福利最大化，而成本由下一代人來支撐，下一代人不足以支撐的話，我們就讓其他人來支付。這就涉及到我們講的政治治理、公共治理的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憲政，有些問題應該是在憲政的范圍內，有的問題應該是在選舉投票的范圍內。比如財政約束，就需要在憲政的范圍內。一個經濟體可否支撐，不能由當期當選的政治家和選民來決定，否則福利陷阱會越陷越深，福利開支會越來越大，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F在產生轉向器鎖定的現實，開車的人可能都了解，當你要轉向的時候，轉向器失靈，就可能會發生車禍。在歐洲社會，工會集團需要很高的福利，比較高的工資，盡量短的工作時間，還有是政府工作人員，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府工作人員的福利是非常高的，甚至在希臘，希臘的政府工作人員的女兒生小孩兒的時候，他可以請帶薪假，甚至兒子結婚，他也可以請帶薪假，這種福利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有人買單，政府工作人員、工會和所有福利的受益者的開支非常大，形成了一種不妥協的統一戰線，來反對這種開支的削減。昨天德國財政部長講了一句話，他說，如果我們歐洲的福利體制采取美國比較嚴格的福利制度的話，我們馬上發生革命，這就是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