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官民矛盾，同歷史上作為改朝換代的基本動力的官民沖突既有相同之處，又有重要區別。利益沖突仍然是雙方的矛盾焦點，但制度意義上的沖突才是今天所特有的，而且它反映了兩者之間更為根本的利害關系。在傳統的官民沖突中，并沒有制度沖突的含義。制度內容的介入是一個現代現象。在對外開放30多年后，中國與世界廣泛接觸，逐步融合，使我們社會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進入了現代化階段，在器物層面上，中國與世界的融合十分迅速，交通和通訊的現代化基本上與世界同步。思想和文化層面的融合在加深，權利意識普遍覺醒，現代民主思想快速普及。

世界潮流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面貌。在世界潮流中，所謂獨特性將是沒有例外地被它改變，還是成為一個永遠都不可改變的特例，應該不是一個問題。但這仍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雖然它最終需要事實來證明，不過在事實到來之前，在相關事實依據之上進行推演和證明還是非常必要的。在問題面前，不管是誰，僅僅只是宣稱“決不”怎么樣或“堅決要”怎么樣是虛弱無力的，不會產生任何效力。

潮流怎樣形成

人們常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它說的是世界潮流改變制度和現實的兩大特性，一是方向的同一性，一是力量的不可抗拒性。要觀察和分析這一膾炙人口的名言所包含的真理，我們今天處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有利的地位上。100年前，當革命先驅用它來展現民主共和改變中國的歷史大趨勢時，世界民主潮流還處于發軔之初，雖汩汩有勃發之勢，但流速尚緩，覆蓋面不廣，而今它卻在全世界奔騰。

探究民主力量的擴散機制，制度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入口。它把選擇機制作為制度變遷的來源，生存斗爭將迫使人類群體去搜尋和選擇更有競爭力的制度，并改變不適應競爭的風俗和習慣，保留有效率的制度，放棄低效率。被人們選擇的必定是那些優良的制度，而不是獨特的制度。中國婦女放棄裹腳這樣非常富有特色的習慣，顯然是由于效率原因，扭曲的審美觀在效率面前做出了讓步。一個企業要努力追求利潤最大化，必須采用與實現這個目標相一致的管理體制，不采用這種管理體制的企業將破產。

一個好的制度很容易被理解為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甚至是某種歷史的偶然，實際上，它是某個問題的有效率的解決方案。人類社會的制度選擇與生物界自然選擇遵循同樣的原理——適者生存原理；有所不同的是，有思想的人類在選擇時有明確的目的性。

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最佳方法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因而制度的地區差異是微乎其微的，如企業都普遍地采用公司制，上市公司還有更嚴格的統一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企業必須出局。

在制度選擇機制中，試錯是一個必要的過程，試錯與道路的探索有關，也與創新試驗有關，人們常常是在通過試錯來學習并獲得正確的知識?，F在人們經常提及的法國大革命就是人類在政治制度的選擇上出現的一次代價慘重的試錯。法國大革命受到美國革命的激勵，但它并不打算效仿美國的制度，在法國革命者看來，美國的聯邦體制包含了自我分裂的種子，在法國共和政府，人民必須擁有至高無上的一切主權。雅各賓派不是把自己看成一個有自己利益的團體或黨派，而是把自己視為不可分割的人民公意的化身，反對它，就是反對革命，反對法國。為了一致，法國不采用美國式的政府機構之間的制衡體系，為了一致，共和國就必須實行革命的恐怖主義，推翻專制的共和革命于是變為殺人和嗜血的革命。

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由于一度取得了表面上的輝煌成就，如快速地建立了國家工業體系，修建了更多的鐵路，更是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不但剛剛獨立的國家（如印度）紛紛效仿蘇聯采用計劃經濟模式，而且在二戰中失敗、處于美國保護下的日本也采用了蘇聯經濟模式。哈耶克以他的學識和洞察力撰寫文章傳播自由競爭的市場觀念和反對計劃經濟的愚妄行為，但這無法阻止新興國家對計劃體制的熱情。人們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眼睛常常會被表面現象所欺騙。計劃經濟遇到了無法克服的困難。浪費嚴重和經濟短缺，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所共有的現象，要等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大廈倒塌之后，世界才重溫并聆聽這位巨人的教誨，市場經濟重新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

歷史在某個時候做出某種選擇，并不代表這種選擇就是正確的，不可更改的，它只能視為一個試驗的環節，一個試錯的階段。但在事關很多人生命和幸福的政治制度試驗上，絕對應該拒絕輕率從事。它完全不同于實驗室里的科學探索，它失敗的代價過于巨大，因此保守主義和遵循經驗的指引是一劑良藥。

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也由于社會群體利益本身固有的復雜性，人們并不都是知錯即改，甚至可能明知故犯。在經過試錯后，個人比集體更容易放棄錯誤，經濟上的錯誤比政治上的錯誤更容易放棄。堅持錯誤的所有后果如果由個人承擔，他會立即放棄錯誤。如果堅持錯誤的后果由集體承擔，糾錯的過程就要相對緩慢得多，中國1960年代的大饑荒花了3年時間才扭轉局面。如果堅持錯誤使一部分人承擔后果卻使另一部分人獲益，是否放棄錯誤就要根據相關利益方的博弈情況而定。

社會制度根據人類不同活動的特點和需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即追求效率的部分和追求合意與公平的部分。經濟制度要求效率，政治制度要求合意與公平，因為它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調節社會的利益關系。經濟制度只有兩個大類，有（高）效率的和無（低）效率的，政治制度也只有兩個大類，合意的、公平的和不合意、不公平的。當人們說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時，是將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混為一談。在高效與低效之間選擇，阻力一般會小一些，更有可能是主動行為。在公平與不公平之間選擇就會復雜得多。公平是一種平等狀態，而不公平是一種特權狀態，不公平的制度通過損害一部分人的正當利益以服務和保障另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它得到特殊利益人群的全力維護。改變不公平的制度是對立利益間的博弈，通常情況下，只有當追求公平的力量壓倒維護特權制度的力量時，制度的改變才是可能的。

但優良的制度必定會得到推廣，并流行開來，因為它會被眾多的人模仿和學習，劣質的制度必定被淘汰，因為它沒有或少有被模仿。一種制度由于沒有人模仿和學習，走向式微，相對于流行的制度，它就成為一種特色。正是人類強大的學習能力，使公司制度取代行會制度成為潮流，也使民主取代專制成為潮流。

開放產生奇跡

人類最大的能力是學習的能力，包括學習善的能力，也包括學習惡的能力。當環境良好的時候，善的力量占據優勢，人們學習善的能力得到發展，它又會進一步促進環境的改良；當環境惡劣的時候，人們學習惡的能力就會增強，它于是又為惡劣的環境推波助瀾。

今天，絕對利己主義主宰了我們的社會和生活，這是人性的自我否定，社會的自我否定。社會是人的共處和利益的共處，它要求人們對利己之心進行適當限制，把它規范在合理的范圍內，使之成為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健康因素。一旦人們普遍放任自己的利己之心，叢林法則支配了人的行為和心理，人就不再被自我所支配，而是被欲望所支配，成為欲望的奴隸。一個人人極端自利的社會，也是一個互相損害的極端社會，社會整體利益因此而遭到巨大破壞，不僅我們的自然環境受到毀滅性的污染，精神環境的污染同樣是毀滅性的。

圣經上說，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憑著它們的果子就能認出它們來。人們根據現實之果來判斷制度之樹，造成精神污染的是權力自由化。特供制度是一種很壞的制度，比它更壞的是制度特供。特供制度使一部分人獲得某些特殊商品和特殊權利，它使特供的享受者更加專注于自身利益的同時，也使他們放棄了應有的責任。制度特供是為一部分人制定一套制度和法律，為另一部分人制定另外一套制度和法律，一套是用來保護特權的，另一套是用來限制社會其他成員的權利。通常情況下，在限制一部分人權利的同時保護了一部分人的權利。

在地球村時代，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太平洋彼岸的選舉，還是地中海周邊的風云，都受到關注。任何一個有希望的社會群體和民族，都不可能對優良的制度無動于衷——即使它同自己的歷史傳統背道而馳。在民主的海洋中，孤島不可能長久保持。一種特色制度的安全性只有在封閉的環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證，就如某個稀有物種要在特定的環境中保存一樣。國門打開了，人們與世界開始交流和接觸，國外大量的信息涌了進來，在短暫的時間內顛覆了很多人的思想，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奴隸們解放全人類的偉大夢想就會破滅，他們發現自己才是真正要解放的對象。關于政治的觀念，關于領袖的觀念，關于政府和政黨的觀念，有了與原有的觀念截然迥異的看法。僅納稅人觀念，對大眾思想所產生的影響就難以估量。

對外開放的結果，遠遠超出了當時提出實行對外開放的人所覺察到的意義。政策制定者把對外開放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不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威脅。威脅來自權貴集團，它的迅速腐化是對社會主義最徹底的背離，而民眾的民主觀念不斷加強。很多人不一定了解民主的理論和民主的全部知識，不清楚總統制與議會制的區別，不能詳細地講明美國總統、法國總統、印度總統、日本首相、英國首相產生的程序和他們的權力大小，但他們能輕而易舉地知道優良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他們憑常識就能判斷：

公開選舉與暗箱操作孰是孰非，人民授權與小團體授權孰是孰非，政府廉潔與官員腐敗孰優孰劣，約束權力的制度與放任權力的制度孰優孰劣，可以問責的政府與不可以問責的政府孰優孰劣，說服的政治與拳頭政治孰優孰劣。

環境的力量

民主潮流在世界形成后，民主就是世界的環境。

環境塑造人，人們常說的這句話道出了一個重要事實：人類是從環境中獲得教育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對環境的教育作用作了極為出色的闡述。就像水是魚的環境，社會就是人類的環境。上一代人通過環境把知識和經驗傳遞給下一代人；人們通過環境交流觀點，環境會強化一些看法，削弱另一些看法；人類的行為習慣受環境的影響，人類共處的生活使他們學會相互理解。環境教育也包括相互教育，通過環境，社會群體和個體可以取長補短，完成自我更新。

環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不是人們被動地接受環境，而是主動融入的結果。人們把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帶入對周圍環境的理解中，由此而獲得新的觀念。

世界環境的力量不是體現在對一個國家的直接改變上，它改變的是人們的觀念世界，也提供了歷史的方向。人類行為不但受利益的驅動，也受思想的驅動，觀念的改變必定導致行為的改變。違背社會大多數人的內心思想的體制和制度是無本之木，它與大眾聯系的根須被斬斷，它無法再吸取養料，只好枯萎下去。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表現的新氣象是在觀念的變化上，無論是“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愿景，還是“忠于憲法”的誓言，都是對一般民主原則的認可，上一屆政府總理呼吁自由的聲音在新一屆政府會更加響亮。來自上層的民主要求與來自大眾的民主要求交匯和相互激蕩，中國就會加速形成不可阻擋的民主潮流。

一國的現狀有它的歷史原因，今天是從過去走來的，但如果過于強調過去對今天的作用，恐怕有失真實。習慣是頑強的，但環境會改變已經過時陳舊的習慣。過去也有自己的環境。人們和環境的聯系更加直接，和歷史的聯系相對間接。當今世界對當代人中國人的影響肯定要大于中國古代皇帝世襲制度對他們的影響，人們把皇帝世襲當作歷史知識來了解，但當今世界的潮流能幫助他們發現現代的價值觀。學者們更喜歡從歷史事實和細節的發掘中去試圖發現未來的密碼，比如，從辛亥革命前后的歷史中，從俄國革命的歷史中，甚至從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中，獲取中國明天的信息。這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但今天中國所處的環境以及從環境中產生的問題，都是當代的，與百年之前、幾十年之前只有很少的可比性，它們的不同點遠多于它們的相同點。從國內環境看，大學教育的普及與百年前的文盲國度已不可同日而語，民主思想的普及與那個多數國人的思想中還保留著辮子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其實質是環境的力量不可抗拒。

國際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上一次社會轉型——從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垮臺——的特點。正值一個古老國家艱難轉身的時刻，國際環境波云詭譎，異常惡劣，西方憲政思想只對少數精英產生了影響，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極權主義，從歐洲到亞洲喧囂一時。日本的全面入侵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政治和生活軌道。在影響此次轉型的國際因素中，暴力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國際暴力與國內暴力結合在一起，形成盲目的破壞性力量，毀掉的不僅是一代中國人的幸福，而且是幾代中國人的幸福之基：中國的憲政夢。中國再次進入轉型期，積極健全的憲政思想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它深入到城市和鄉村，深入到普通中國人的內心，其影響范圍之廣、程度之深絕不可等閑視之。

從社會環境入手，在現實環境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國必然命運的鑰匙。沒有一個社會群體能自外于環境而生存下去，能抗拒環境的改造。社會是人類共處和共同生活的形式，是各種利益群體利益互動的場所，一個小集團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為了自身特殊利益拒絕融入民主的世界，拒絕與其他利益群體互動和平等交流，它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如果它的我行我素不影響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社會可以容忍它的特立獨行，可以把它作為社會的多樣性加以包容，但它的特立獨行如果侵害了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為所欲為，社會就不可能包容它的行為。它不是體現豐富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正如身體上的腫瘤不是體現多樣性，必須通過外科手術予以摘除，或者被體內強大的正能量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