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歐亞一體化”方案出臺

2011年10月，還在俄羅斯總理任內的普京在《消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的歐亞一體化方案——未來在今天的誕生》的文章，引起人們的注意。此文一出，很多人認為他是在釋放重新整合后蘇聯空間的戰略構想。果真，2012年5月，他就任總統后首批簽署的文件《關于俄羅斯聯邦對外方針的實施措施》再次強調：“把發展獨聯體空間的多邊合作和一體化進程作為俄對外政策的關鍵方針，在俄、白、哈關稅同盟和統一經濟空間范圍內加深歐亞一體化，并在2015年1月1日前建立歐亞經濟聯盟”。外交研究者認為，這說明普京新任期的強勢外交的顯著特點，調整了前任梅德韋杰夫致力于改善與西方國家關系的基調，又一次把注意力轉向自己的前店、后院，重申對前勢力范圍“支配權觀念”，希望把歐亞聯盟打造成世界格局中的舉足輕重的一極，與中、美、歐四分天下。

也有人認為，所謂的普京“新外交學說”其實并無新意，只不過是過去“超國家聯合體”思想的又一次翻新，一個老話題的重新包裝，是“迷你型精裝版”的“親俄力量”再整合。普京執政以后，反復向世界“大秀俄羅斯的肌肉”，以證明它的力量不斷增長，這些做法無非是：第一，讓國際社會承認俄羅斯仍是一個超級大國，其核力量地位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是唯一具備在短時間內徹底摧毀美國的國家。如果俄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它可以成為不負責任的國家，放縱覬覦核武器的各種各樣的激進分子，那時各國后悔就來不及了。

第二，告誡那些前“衛星國”，只有與俄羅斯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才有光明的前途。歐美國家都深陷債務危機，本身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無暇顧及那些前來投懷送抱的前蘇聯國家。普京要讓“勢利小人”明白——要使用俄國的能源，沒有特殊的關系就沒有特殊的價格；先別急著更換主人，興許“東家”還是老的好。俄羅斯采用這種方式，無非是希望在自家的“圍墻”以外有一圈原來的小兄弟替它“看家護院”?；趪依?，任何國家在地緣政治中都多少有些雙重標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以賽亞·伯林所認為的，俄國是一個具有更多的“民族自戀”的國家，如果說其他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戀”情結的話，那么俄羅斯的這種特質要表現的更濃烈、更露骨。

雖然普京在“歐亞一體化方案”中反復陳述：蘇聯時代“我主你輔”的方式已成為過去，歐亞聯盟追求的是“每一個成員國都能體會到從超國家的聯合中獲益”的互利共贏，它是“按照平等、不干涉成員國內部事務、尊重主權和邊界不可侵犯的獨一無二的原則”而建立。但是了解蘇俄史的人仍從中看到似曾相識的一幕?，F今俄羅斯垂直權力模式的威權主義+民族主義的“混搭”結構，這種政權對潛在的伙伴吸引力有多大？，它真能轉變“支配型”的思維定勢，做到“成員國一律平等的原則”嗎？

新瓶裝舊酒？

以一個“一體化的整體”展現集團力量的思想在俄羅斯由來已久。誰都知道，一個國家再強大，也不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依托一個國際組織以壯聲勢。歷代沙皇，從斯大林到普京，不管意識形態如何變幻，外交上都有一個共同的基調，一直強調他們的國家像一架沒有圍欄的嬰兒車，在地緣政治上缺乏防御能力，又強調俄羅斯是一個被敵人包圍的國家，需要一種防御性的自我保護的地緣戰略和衛星國家的扈從。

長期以來，在俄羅斯國家建構的圖景中，它都是一個有“安全焦慮癥”的國家，自然地理環境上一望無際的東歐大平原和冷兵器時代國土易遭侵犯的民族積淀，以及西歐、北歐國家領先于俄羅斯崛起的刺激，更有歷史上蒙古人240年統治的記憶，使俄羅斯人頭腦中有一種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憂慮”意識，加之靠中央政權對外擴張得來的遼闊領土造成的鞭長莫及的緊張感，總感覺別國都在覬覦它的領土。最后，在其國土上眾多后進入帝國版圖內民族，導致了國家民族代碼識別的復雜性，使民族性的歸屬和身份認同具有宜散不宜合的特點。不占人口多數的俄羅斯“霸權性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念根深蒂固，這些因素都加劇了俄羅斯的國土安全意識強烈和不易擺脫超國家的夢想。

久而久之，這些基因沉淀變成了一種整個民族對“安全需求度”很敏感的自覺意識。在國境線以外尋找更大的安全空間是俄羅斯既定國策。它總希望把國土的疆界擴大到“相對安全”的地帶，它把被包裹在中心地帶的心理需求變成了一個主流社會心態。同時，俄羅斯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國家，它需要別國承認它的世界大國的地位和“后蘇聯空間的優先利益區和特殊地位”。蘇聯劇變以后，俄國一度從世界一流大國的名單上消失，大國自豪感不再引發的全民族的失落和不平衡心態形成一個擺脫不掉的陰影——“收縮即災難”。就像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說的：“從古代起，俄羅斯就意識到自己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俄羅斯不應當放棄許多世紀以來的大國意識。”“它需要解決的不僅是自己國內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全世界文明的問題。”（久加諾夫：《強國》莫斯科1994年，14頁。）

葉利欽時代受金融危機的打擊，俄羅斯的吸引力下降，北約蠶食般地步步逼近，環俄羅斯的一些獨聯體國家在“顏色革命”下倒戈，使俄羅斯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普京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國際地位下降，“我們暴露了弱點，而弱者總是會挨打，某些人希望從我們這里搶走一塊肥肉，另一些人則充當了幫兇。”所以，積極主導歐亞地區事務，重返集體安全組織的領頭羊角色，成為了俄羅斯的當務之急。

在蘇俄歷史上曾經數度經歷過意識形態霸權和民族主義霸權互換的過程，兩者間的交替升降，表面上看差異很大，實則基于俄羅斯利益考慮的心態并沒有改變。尤其是蘇聯社會制度變遷，現實社會主義的理想追求消耗殆盡以后，公眾的感情朝著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價值觀轉移越發不可抑制。很多人認為，俄羅斯有巨大的領土、巨大的核武器庫、巨大的經濟潛力，同時還具備掌握宇宙空間的技術，但是它的國際影響力和地位與這些“能量”嚴重不匹配，于是滋生了大眾追捧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土壤。毫無疑問，普京為了保證自己的政治支持率是考慮到了這種社會情緒的，或者說他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以達到調動俄羅斯基層情感的目的。這是他屢試不爽的“借用傳統”實行“內傷外治”的一種政治手段。

普京本質上是想把新民族主義打造成對內的一種精神和意識形態，對外的一種軟實力，以此服務于俄國的整體發展和強國戰略，為了克服俄國歷史的不穩定性和文明選擇的難題，俄國需要超強的整合機制。它們要么以意識形態形式出現，要么以帝國的形式出現，目的都是為了戰勝離心力的作用。這種思想曾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出現在俄羅斯的歷史上，往往一種表現形式衰落后，就會出現另一種新的推動力使其延續。我們在目前的俄羅斯對外關系仍能嗅覺到歷史氣息的遺留。

“第三羅馬”：宗教“超國家”思想

“第三羅馬”是一個宗教概念，按理說與世俗的治國理念并沒有什么瓜葛，但是它卻給俄羅斯的傳統政治注入了一種穿透性的理念，使其經久不衰。眾所周知，歐洲民族都愿意以羅馬帝國的直接繼承者自居，一方面可以表明其來源的合法性，另外也可借此大旗整合諸侯林立的歐洲大陸，以實現歐洲大一統思想。法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自稱來自羅馬人的直系，日爾曼人號稱“神圣羅馬帝國”，而俄羅斯是后崛起國家，只能從與東羅馬（拜占庭）的淵源上做文章，而在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是宗教的繼承關系。

古羅斯人原來是多神崇拜，988年從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經過6個世紀的演化，外來宗教終于成為羅斯的民族宗教，包括農民在內的人都稱自己是基督徒（古俄語基督徒和農民是同一個詞）。蒙古入侵以后，由于其宗教寬容政策，不斷選舉羅斯人擔任主教和都主教（原來由希臘人擔任），但是都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拒絕。由于奧斯曼帝國威脅加強，1439年佛羅倫薩宗教會議通過東西教會聯合會議，不久君士坦丁堡淪陷，拜占庭帝國滅亡。在羅斯人看來，這恰恰證明是希臘人對西方教會的投降、導致對上帝不虔誠造成的惡果，這是上帝對他們游離的原始宗教觀念的懲罰。

在此歷史背景下出現了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的理論，1510年，普斯科夫葉利扎羅夫修道院院長費洛菲上書瓦西里三世（1505-1533）：“舊羅馬被不信神的野蠻人攻陷了，第二羅馬由于改弦易轍被阿加爾人（土耳其人）的戰斧劈開，現在這里是新的羅馬，由您統治的帝國的神圣使徒教堂，全部基督教將歸于您，兩個羅馬已經垮掉，第三個羅馬在屹立著，第四個羅馬不會有了。”萬物歸宗，基督教普世主義在歐洲的集體認同之高是超越民族的，抓住了這一關鍵環節等于搶占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道德制高點”。

從此后羅斯便被稱為“神圣羅斯”，以表示精神上當然的正統性。1579年庫爾布斯基王公在與沙皇伊凡四世的通信中第一次使用“神圣羅斯”后，這個稱號便流行起來。它包括有幾方面的含義。首先是對羅斯民族的褒獎。據說，因為羅斯人的虔誠，對正統觀念堅信不疑，因此被上帝定為神選民族，而神選民族是其他各民族的救世主（彌賽亞）。它肩負著神圣的使命，在人類出現危機的時候，被賦予神圣的力量民族在關鍵時刻會挺身來拯救人類，它將起到擎天柱的作用，“彌賽亞思想”作為一種文化已經滲透在俄國人的血液當中。

其次，“第三羅馬”的理論把東西方對立起來，形成對改變初始宗教西方的敵視和挑戰。因為歐洲基督教分裂成東西兩個文化區導致后來的一系列爭斗，以拜占庭嫡系自居的俄羅斯自然要扛起“反拉丁化”的大旗。的確，在現實中伊凡三世（1462-1505）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亞為妻，以拜占庭的雙頭鷹為國徽，起碼從形式上明確了與拜占庭的繼承關系。1589年莫斯科從主教區升格為牧首區，取代君士坦丁堡成為東正教的中心，理所當然的成為東正教衣缽的嫡傳繼承者，使俄羅斯的教會領導地位更加名正言順，第三羅馬的理論有了更充分的根據。既然東羅馬帝國的統治不局限于一地一國，繼承其衣缽的第三羅馬也注定會成為霸權型的“新實體”號令天下。

此后，從體制外的霍米亞科夫到基里耶夫斯基，到體制內的波別多諾斯采夫，都把東正教看作是與西方天主教不同的發展道路，俄羅斯文化有獨特的類型和獨特的發展道路。強調俄羅斯精神的完整性，是一種普世原則，是和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對立的，它應該普及到全世界，俄羅斯的世界使命就在于把這種理念推廣到全世界，這樣就使東正教的“第三羅馬”再一次具有“超國家”的特征?；裘讈喛品蛟鵀榫S護本民族的特色與“西方派”展開了異常激烈的辯論。他認為俄國是世界歷史的領袖，拯救世界的歷史性的任務是由某個具體的歷史力量承擔的，這個力量的載體就是斯拉夫民族。

其實“西方派”也有同樣的思想。恰達耶夫認為，上帝安排俄羅斯承受苦難，是為了讓它警示世人，不讓別人重蹈覆轍，在他看來俄羅斯有巨大的隱含的尚未實現的潛質，他的落后有一天會變成他完成歷史使命的起點。自由主義哲學家索洛維耶夫也認為這個世界是三足鼎立是靠三種力量制衡的，即東方、西方和俄羅斯，東方文化是沒有人道的神，西方這是不信神的人，只有俄羅斯可以、也應該給與人類新的文化內涵，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第三種力量的介入，東西之間的較量將無休無止，這第三種力量是一種崇高的力量，剔除了東西方相互排斥的矛盾性，給世界帶來正確性的創造業者。

別爾加耶夫說：“俄國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種終極關懷式的普遍救世理念”。在“哲學家之船”離開蘇俄的時候，學者米·安·奧索爾說：“離開俄羅斯的時候我在想，俄羅斯只占世界1/6的面積，還有剩下的5/6呢？遺憾的是，不是任何植物都經得起移植并適應另外的氣候和土壤的，這不是民族主義的情感，這是一種天生的水土不服，也許還有一種傲慢在里面。”（別爾嘉耶夫著，伍宇星編譯：《哲學船事件》，花城出版社2009年）他們不論在對內問題上如何理智，卻少有“清醒者”對這種“越界”的民族主義發出過質疑。他們認定俄羅斯是只能當“主角”的“核心力量”，而不能想象它淪為“跟屁蟲”的角色會是多么悲慘不堪。

可見，即便在理智的知識分子群體中，以俄羅斯為老大的泛斯拉夫主義也是多么有市場。眾所周知，“超國家”理論泛斯拉夫主義的提出者是達尼列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是《俄國與歐洲》。在其著作中他以文化歷史類型為基礎把人類分為十種歷史類型：埃及、中國、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猶太、阿拉伯、日耳曼和斯拉夫。他認為，日耳曼歐洲正走向衰落，亞洲類型不足為慮，而斯拉夫俄羅斯有其東正教的正統性、農村公社的平衡性和個體服從整體的巨大能量，具有無限美好的前途，必將戰勝西歐文化統治整個歐洲。

他主張建立一個由俄國主導的“全斯拉夫聯盟”，把東正教文化價值發揚光大，這個帝國的首都建設在君士坦丁堡，名稱叫“沙皇格勒”，帝國內統一使用俄語，由俄國人充當領導者的角色。它包括八個部分：1、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維亞。2、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3、保加利亞。4、羅馬尼亞。5、希臘。6、匈牙利。7、大俄羅斯。這里面沒有提到也是斯拉夫民族的波蘭，是因為在他寫書的時候波蘭已經被瓜分完畢。恩格斯說“這種泛斯拉夫的統一，不是純粹的幻想，就是俄羅斯的鞭子”。泛斯拉夫的“超國家”思想中無疑吸收了東正教普世主義和俄羅斯歷史使命感的種種內涵。

20世紀初，總理大臣維特曾對沙皇尼古拉二世說，將來的俄羅斯“會主導從喜馬拉雅山到太平洋西岸的全部地區內的事務，它不僅成為歐洲的霸主，也將成為亞洲的霸主。”在蘇聯時期，這個多少俄羅斯人夢寐以求的預言幾乎已經成為現實。那個時候俄羅斯達到了自己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巔峰地位，它帶給俄國人的心理滿足只有在失去以后才深刻體現出來。21世紀，當普京再次追憶蘇聯解體時說了一句著名的論斷：“這是20世紀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災難”，可見其痛惜的心情。

（本文在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