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視界

王曉夏

媒體人

yourwxx@hotmail.com

1月初，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正式簽署了201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這一主要由國會主導、審議和批準的法案再次向中國顯示了某些常識：

第一，該法案首次加入“釣魚島防衛適用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項”的內容，并明確寫入“（美國）不會接受第三國單方面行動”的詞句。國會文件不具備對總統的約束力，但它傳達了一個信息，即美日同盟關系是一個基本現實，挑戰這一現實，如同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地位。

第二，美國國會在該法案的數項條款中表達了對中國核隧道的擔憂。這意味著美國謀求獲得摧毀這些設施的能力，表露了它的意愿：美國是頭號核武國家，掌握著絕對的主導權。

上述兩點之間沒有直接聯系。但由于核武裝以及核戰略理論指導和修正大國之間的關系，釣魚島之爭不能僅僅被視為中日兩國之間的事情，而要被放在大國之間的行為準則之中。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美蘇幾十年的冷戰之中，核武實力主導著兩國在國際爭端中的態度和立場。美蘇的這一核關系暗合了很多核武國家對核武裝的表述，是“國家安全的基石”。

因此，如今在釣魚島爭端之中，中國不僅僅面臨和日本之間武裝沖突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還要直面美國的卷入。這種大國之間的潛在沖突，必須放在“國家安全的基石”上謹慎對待。任何肆意妄為很可能會踩到或逾越維持大國平衡的“核紅線”。

危險的“核紅線”

在某種意義上，軍事屬于未來科學的范疇，思考的問題集中于未來可能的安全威脅。即便是當下面對的威脅，也往往潛伏于水下，而且是可能永遠也不會露頭的“水怪”。這其中，最敏感的便是核武裝。

任何一個裝備核武器的國家都宣稱，核武力量至關重要。但自1945年8月，世界上最初兩顆原子彈投向日本廣島和長崎后，這種殺傷力空前的武器沒有被再次用于實戰。在國際危機中，核武器僅僅被用于威懾，以便規范大國決策者在國際爭端中的行為。防務專家們因由此發展出大量龐雜的核戰略理論和實戰計劃，其影響直至今日。

或許正是感慨于此，蘇聯最后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曾坦言：“追求軍事優勢就是追求荒唐的結局，軍事優越在現實政策中是用不上的。”這種“用不上”的尷尬如今同樣折磨著中國的防務專家們。

事實上，無論是過去中國所面臨的臺灣問題，還是當下所面臨的釣魚島以及南海爭端而言，制定軍事行動計劃最棘手的問題是怎樣處理中美之間的沖突。一旦中美爆發沖突，將這場沖突設定到怎樣的級別？如何控制沖突升級？這些都是令人頭疼的問題，因為兩國都是有核國家，任何沖突都有可能觸及核武這條“紅線”。

在這種限制下，中國軍事決策者在過去對臺灣問題的思考中，往往將重點放在如何排除美國因素的干擾，比如推出美國學者所謂的“反介入戰略”，爭取迅速實現對臺灣的武裝占領，以速戰速決的時間差來規避美國軍事力量的動員和介入，以此逃避“核紅線”的束縛，控制中美之間沖突的進一步升級。

如果在臺灣問題中，中國大陸尚“有可能”規避核紅線的限制（事實上，即便在臺灣問題上，中國也始終無法擺脫核紅線的束縛，早在克林頓時代美國已經針對中國的可能行動，制定了核攻擊預案作為威懾），那么在釣魚島以及南海島嶼爭端之中，由于釣魚島和南海諸島嶼面積狹小，不可能實現軍事力量的有效駐防，只能依托遠距離的軍事投送實施控制。因此，中國必須直面和美國交鋒甚至武裝沖突，將不可避免地面對“核紅線”。

面對美國的軍事介入，中國的問題已經不是輸贏，而是怎樣控制沖突級別，以及在怎樣的沖突級別中，能以較為有利的方式退出。大國之間的武裝沖突很容易觸碰到核武這條底線，而一旦沖突一方觸碰到這一點，將會激起另外一方進行反擊的強烈決心。面對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任何核大國都寧愿承受核戰爭，也無法容許對方擁有敢于發動核戰爭的意愿——這也是遏制敵國的核戰爭意愿的最現實方式。

如果說在核武器誕生之前，國家的戰爭意志是對戰爭勝負有巨大影響的因素之一，那么在核時代，這樣的戰爭意志已經成為挑戰“核紅線”的神經錯亂，它往往建立在以自我毀滅為代價的戰爭意圖之中?？v容這一點將威脅到核大國自身的核心安全利益，而這正是核大國特別是美國堅守核紅線的動力所在。

中國只擁有有限的核武裝，并且公開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一原則。但在美國看來，中國沒有放棄擴充核實力的雄心。中國的努力是為了獲得可靠和有效的二次打擊能力（即在遭受第一輪核打擊之后的核報復能力）。美國國會的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提及的核武器隧道，正是這種努力的反映。（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由于中國在戰略導彈核潛艇的某些技術短板，使得標志著二次打擊能力核心的?；α坎槐恍湃?，所以才加強陸基核武器隧道的建設。）

中國從未公開宣布核戰爭原則。中國領導人和軍方官員近年來發表的聲明表明，中國在更大程度上傾向于實施最低限度的核威懾而非有限核威懾。但由于中國并沒有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核戰略，在“中國沉默中的行動”中，中國的核武成為全球中國防務問題專家始終關注的問題，一些境外機構和媒體甚至將中國的核武實力比作“哥德巴赫猜想”，大肆渲染，其中以當年提交美國國會的《考克斯報告》最為著名。

這一切加劇美國決策者捍衛核紅線的決心。

核武背后的“幻覺”

讓人擔憂的是，在官方的沉默中，一些軍方學者對核戰爭的表述更讓中國的核戰略變得撲朔迷離。另一方面，雖然美國核戰略等相關文件詳細而且公開，但根據這些中國軍方學者的發言來看，他們似乎對美國核戰略缺乏充分的認識。在釣魚島爭端激化的當下，甚至有人提出適度利用核威懾。

很多中國人始終將核武器作為確保使雙方都付出沉重代價的威懾工具，并由此產生一種幻覺：因為核武器能造成巨大損失，所以最終確保了核武器不可能被當作真正的武器去使用。

但事實上，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已經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威懾為核心和基本目標的核戰略。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這一戰略早已從“純威懾”（deterrence　only）演變到“實戰威懾”（war-fighting　deterrence）。如今，對于美國而言，核武器甚至已經變成了常規武器。

2010年4月6日，美國國防部發表新版的《核態勢報告》。這一報告是美國政府在新的國際環境中，為確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核威懾力量而進行的又一次防務政策評估。這一報告是冷戰結束以來的第三次正式評估。奧巴馬總統提出了“無核世界”的口號，表面上在報告中再次降低了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事實上卻將核武器拉下神壇，將其職能和威懾力融入到常規軍事力量之中，降低了“核門檻”。

核武器常態化的這一變化，并不源自奧巴馬政府突發的奇想，而是源自美國核戰略長期的沉淀。在1960年代之前，美國壟斷核打擊能力，核武器的確是一種威懾工具。但蘇聯火箭技術的成熟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特別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后，美國開始修訂僵化的核戰略。

新戰略的邏輯是：不要指望人們對核武器的恐懼，來幻想核戰爭不會爆發；一旦真的發生核戰爭，美國必須打贏核戰爭。

1963年6月，肯尼迪政府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密歇根大學發表了著名的演說。他說：“應當以一種和我們過去對待常規戰爭相同的態度來制定一場核戰爭中的基本軍事戰略。這就是說，在核戰爭中主要的軍事目標應該是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

他的觀點被稱為“打擊軍事力量”（counterforce）戰略或“不打城市”（city-avoid）戰略。這是美國在戰后首次公開提出把敵人的軍事力量作為核戰爭中的主要打擊目標。

其后經過尼克松、卡特兩位總統，到里根時代，這種實戰式的核戰略逐漸成熟。廣為人知的“星球大戰”計劃就是在這種核實戰的戰略需求下產生的。冷戰結束后，這種實戰化的核戰略沒有消失，而是更加成熟和完善，當下人們所熟知的NMD導彈防御系統正是從里根時代發展而來的，是當前美國的實戰核威懾力量的一部分。

美國核威懾理論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僵硬到靈活的發展過程，逐步成為力求與現實環境基本適應的一門理論。

現在，實戰因素或“實戰能力”不再被認為與核威懾無關。恰恰相反，現今美國核威懾理論強調，可靠的實戰能力是有效威懾的基礎。但“確保摧毀”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作為核時代的一種軍事思想，作為對付各種類型核戰爭的多種手段中的一種（不是唯一的手段），被美國當下的核威懾理論有保留地吸收。

在這種戰略的指導下，隨著核武器小微化以及精確制導技術的成熟，實戰核威懾仍然被看作是遏止全面核大戰的唯一手段，被保留在多種選擇方案之中，成為“靈活反應”中的“最后一招”或“終極威懾”。

回到釣魚島沖突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了解美國核戰略，幻想依靠核武器殺傷力的保護而發動軍事行動，都可能觸動“核紅線”而引發核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