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性樂觀的美國人總是能夠把莊嚴變成娛樂，把儀式變成派對；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將言論自由奉為圣經的美國，完全市場化的娛樂工業卻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有意為之的宣傳機器更有效地向民眾傳達著“主旋律”價值觀。這絕非像我國一些陰謀論者想象和羨慕不已的那樣，仿佛美國統治階級及其把持的政府在民意操控方面多么高明。其實，它的邏輯是如此簡單：這反映了美國價值觀是多么堅實穩固，深入人心，為美國人民所深信不疑。

雖然1月21日的總統就職典禮難以再現奧巴馬2009年首次就職典禮時的盛況——當時涌入華盛頓的參觀者達到創紀錄的180萬人，爭相一睹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的風采。但仍然有70萬至80萬人從全國乃至全球各地來到華盛頓特區，觀禮周一的總統就職典禮和巡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為了親身體驗這場“民主盛典”，不得不在嚴寒中排很長時間的隊，并且還得忍受摩肩接踵的擁擠。

美國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從1月20日開始。但如果1月20日這天像今年這樣恰逢周日，那么按照慣例，總統就職慶典的公眾活動將順延至周一舉行。因此前一周日（1月20日），在白宮舉行的一個非公開儀式上，奧巴馬已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總統。而周一（1月21日）的公開宣誓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場專為面向上述那么多親臨華盛頓以及電視機前更多的熱情民眾而舉行的具有濃重的表演意味的儀式。

歌手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在奧巴馬發表就職演說前獻唱了一曲《美麗的阿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而當天后級巨星碧昂斯(Beyonce)在總統演講結束后以自己的方式獻唱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The　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時，整場演出達到了高潮。

比之4年前華裔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領銜的演出，今年就職典禮的音樂表演呈現出某種更為輕松與歡樂的氛圍，這與當下籠罩在美國上空的慘淡的政治經濟陰霾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這段時間我國的輿論熱點之一也有娛樂明星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先是臺灣歌星伊能靜微博事件，近日又爆出香港喜劇明星周星馳和曾經的艷星彭丹分別當選廣東和甘肅政協委員。這些擁有巨大眼球效應的新聞在各個層面上都引發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關于這個問題，本文將在以后的部分繼續討論。

其實，類似的問題在美國同樣存在。而且，由于美國的娛樂工業更發達、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和禁忌更少，因而就單個的明星而言，他們參與政治實踐所引起的爭議可能不如我們這里的“伊能靜事件”，但就整體來說，美國娛樂業及娛樂明星對美國政治的影響要遠遠超過我們這里。

一般來說，美國的學術、傳媒（尤其是報紙）、文化和娛樂界傳統上歷來左傾，在政治上支持民主黨自由派。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經常會有U2這樣的超級巨星主動前來義務捧場，因而常常變得像搖滾樂演唱會。而作為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更是無比幸運地集萬千寵愛于一身。

在去年9月于華盛頓舉辦的一場演唱會上，美國流行音樂天后麥當娜還曾因誤稱奧巴馬為“黑人穆斯林”而引發不小的爭議。她在那次演唱會上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說：“如今，一想到一位非裔美國人在白宮當總統，我們就無比興奮……在白宮有一位黑人穆斯林……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充滿希望，奧巴馬正在為同性戀爭取權利，所以支持這個人吧……”

麥當娜事后發表聲明，稱談及奧巴馬的宗教信仰是輕率之舉。但同時又說：“我是在舞臺上進行反諷。是的，我知道奧巴馬不是穆斯林，但這個國家的許多人認為他是。”

54歲的娜姐一直高調支持奧巴馬，2008年秋天，剛剛離婚的她在波士頓演唱會上將自己的低落情緒拋到一邊，卻號召粉絲們為奧巴馬投票。而在去年，有一次演唱會上她甚至在數萬觀眾面前脫掉裙子，露出腰臀部上事先寫好的“Obama”（奧巴馬）字樣。

著名的好萊塢更是宣傳美國自由派政治理想的急先鋒，有評論家很具洞見地指出，好萊塢大片中的黑人總統形象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出現。事實上，這在潛移默化中為美國民眾接受一位真實世界里的黑人總統作好了心理準備。

事實上，無論是2008年還是去年的大選，他們都為奧巴馬的當選立下了汗馬功勞。不說別的，只看看他們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明星魅力為民主黨募集選戰經費的，便能認識到他們的政治能量。去年，作為第一夫人的頭號擁躉，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主席巴里·邁耶(Barry　Mey-er)為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舉辦了一場入場費為2500　美元的募捐會；著名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也為奧巴馬籌得240萬美元，其募捐會入場費高達35800　美元；5月，超級巨星喬治·克魯尼（George　Clooney）的籌款晚宴為奧巴馬團隊募得資金1500萬美元；斯派克·李（Spike　Lee）、《歡樂合唱團》創始人瑞恩·墨菲（Ryan　Murphy）和其他演藝明星也舉辦了多場類似活動……

二

不過，在世界上更多地方，娛樂明星參與政治的更多結果往往是難以平息的爭議，他們本人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012年8月17日，俄羅斯法院判決該國女子朋克樂隊喵咪造反（Pussy　Riot，pussy在英語里有“少女”、“小貓”或“陰道”等多個含義）的三名被告人納迪婭娜杰日達·托羅科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瑪利亞·阿列希娜（Maria　Alyokhina）和葉卡捷琳娜·薩穆采維奇（Ekaterina　Samutsevich）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帶有宗教仇恨，流氓罪罪名成立，各判處兩年監禁。

這是普京再一次就任俄羅斯總統后最具爭議性的司法案件之一，判決當日，法院門口聚集了500多個民眾，其中既有支持Pussy　Riot的，也有反對的。而在同一天，全世界60多個城市都發生了聲援Pussy　Riot的示威活動。

救世主大教堂歷史上一直是俄羅斯東正教最神圣的教堂，它于斯大林時代被毀。蘇聯解體后，救世主大教堂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重建，并于2000年8月19日竣工。在2011年救世主大教堂被毀80周年之時，這里曾發生過一次大規模反普京示威。

2012年2月21日，剛剛成立半年的Pussy　Riot樂隊走進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5名成員戴著面具，打開擴音設備，大膽地唱起題為《圣母瑪利亞，把普京趕走》的歌曲。這次表演的視頻后來被發布在互聯網上，立刻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俄羅斯法院一再強調：對Pussy　Riot的判決是由于她們“煽動宗教仇恨”、“冒犯人們的宗教感情”以及“超越道德底線”，而決非政治因素。但判決仍然在俄羅斯國內以及西方世界出發了新一輪反普京思潮，嚴重破壞了普京本就不佳的政治形象，歐美各界更是一邊倒地譴責這一事件視為政治迫害和對言論自由的壓制。

歐盟負責外交政策的委員凱瑟琳·阿什頓女士 (Catherine　Ashton)說，判處她們兩年徒刑“太重”，這加大了對俄反對派活動分子的恐嚇。她還宣稱：“鑒于有關該樂隊成員被關押時遭虐待的報道以及審判存在不規范之處的傳聞，這一判決令人質疑俄羅斯是否尊重公平、透明和獨立的法律程序。”

美國發言人喬希·歐內斯特（Josh　Ernest）發表聲明說：“我們理解這個樂隊的行為冒犯了一些人，但我們對俄司法系統對待這些年輕女性的方式深感擔憂。”

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為判決“過于嚴厲”，并且“不符合歐洲法治和民主價值觀”。

英國外交部國務大臣阿利斯泰爾·伯特（Alistair　Bert）則說，判決令人“對俄羅斯保護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承諾產生懷疑”。

法國媒體甚至將俄羅斯法院對Pussy　Riot的判決與蘇聯時代殘暴的文化專制等同起來。

歐美娛樂界的大腕明星麥當娜和小野洋子(Yoko　Ono)　、布賴恩·亞當斯（搖滾歌星）和伊萊賈·伍德（參演過《指環王》的演員）等相繼發表言論指責俄羅斯當局，力挺Pussy　Riot。麥當娜尤其發揮了令人欽佩的作用，在去年秋天舉行的莫斯科演唱會上，麥當娜戴上巴拉克拉瓦帽，在背上寫上這支樂隊的名字……

在俄羅斯國內，反對派順理成章地將此案描述為前克格勃特工普京對抗議者實施的鎮壓行動的一部分。判決當日，反對派人士阿列克謝·納瓦爾內在法院外表示：“她們進了監獄，這是普京的報復行動。判決結果是由普京欽定的。”

東正教教廷隨后主動出面，發布官方聲明請求法院憐憫和寬容Pussy　Riot的行為；為了緩和輿論壓力，同時撇清自己與案子的關系，甚至連俄羅斯現任總理梅德韋杰夫都在電視講話中公開表示他認為應該釋放三名女子，“緩刑，再考慮到她們（已在獄中）度過的時間，已經完全足夠讓她們反省自己出于愚蠢或者其他原因而做出的舉動”。

但俄羅斯法院方面依然不為所動，除30歲的葉卡捷琳娜·薩姆采維奇在去年10月被釋放外，法院對她的兩名同伴仍然維持原判。據說，很多信教的俄羅斯人確實被Pussy　Riot的表演激怒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只有6%的俄羅斯人同情她們，51%的人對她們沒有好感，甚至有些惱怒或敵視，其余的人則對此無動于衷。但相反報道說，獨立民調顯示，多數俄羅斯人并不認同政府嚴厲懲罰該樂隊的做法。不到一半（44%）的俄羅斯人認為針對Pussy　Riot的審判是公平的。

在這一事件中身份尷尬的普京總統在法院判決前曾多次表示，他無意在此案中對法院施加影響，他甚至在判決前公開表示沒有必要“如此嚴厲地”審判她們。去年夏天，普京在奧運會期間訪問倫敦時說：“如果這些女孩在以色列褻瀆了一些東西，那里的人也許根本就不會放她們走……或者如果在高加索，玷污了哪個宗教圣地，我們也許都來不及保護她們。”但他又說：“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她們不應受到如此嚴厲的審判。”“我希望法院能作出正確而有依據的判決。”

不過，也許是出于反擊西方政界和媒體連篇累牘的輿論攻擊的緣故，到了去年10月份，普京顯得有些惱怒地稱西方媒體“十分虛偽”。他有些強詞奪理地辯駁，這三名婦女被投入監獄，西方人就譴責，而《穆斯林的無知》的制作者納庫拉·貝茲利·納庫拉也被收監時，他們卻緘默不語了。納庫拉是埃及出生的科普特裔美國居民，據認為是一位作家和制片人，他制作的上述影片去年9月在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伊斯蘭國家引發了暴亂和抗議活動。他現在被拘押在美國，因為涉嫌違反假釋規定而面臨最高3年的刑期。普京還把“貓咪造反”事件與俄羅斯新法西斯主義組織的活動相提并論，俄羅斯的新法西斯主義組織在超市和購物中心張貼海報，呼吁驅逐猶太人和外國工作人員。“他們還應被判犯有社會騷亂罪。你真的希望支持這種行為？那么為什么不支持那個制作電影、被投入監獄的那個男人？”

三

在美國，塑造人們精神世界、道德價值和政治觀念的有以下三大力量：首先是宗教，其次是聯邦最高法院對于憲法作出的解釋（通常形式是對各級議會通過的法案的合憲案例判決），最后便是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娛樂工業。

然而，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盡管宗教和違憲判決也經常引起全社會的空前爭論，但從來沒有人質疑過這兩者在政治問題上的發言權問題。唯獨娛樂明星，他們那些不成熟的政治表態本身經常遭致嚴肅人士的嘲諷和抨擊。換言之，人們并非像反對宗教人士和法律人士的政治主張那樣反對明星們的政治表態的內容，人們其實是認為，那些膚淺的明星們沒有資格就需要高度專業水準的政治問題大放厥詞。

這種邏輯，也是我從我們這里的這次“伊能靜微博事件”中看到的貌似理性的論調中最廣泛的一個。我吃驚地發現，許多人振振有詞地說，這位年紀輕輕的臺灣美女應該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演藝事業上，而不是瞎摻和復雜的大陸政治；另一些人甚至指責她這么做，是明顯的“炒作”，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

我并非伊能靜的粉絲（雖然我少年時代是她的師傅劉文正的狂熱粉絲），我也不認為以她的年齡、學識及經驗，她能夠正確和深入地探討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及其他問題。然而有一個簡單的是非是必須要一再強調的：一個人是否有權利就國家的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與他（她）的意見是否有價值，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假如一個公民因為在參政議政方面的“能力”不足，便自動失去了參政議政的“資格”，那么，這一荒謬邏輯的結果必然是：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將無權過問政治，因為我們既非政治家，也沒在大學里學過政治學專業。

娛樂明星有時的確可能利用其對粉絲的個人魅力對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政治選擇產生強大影響，而由于明星們本身并非搞政治專業，所以他們在政治的立場和觀點也的確經常是膚淺甚至帶有明顯誤導性的，然而，這就能夠成為要求他們在政治問題上噤聲的理由嗎？

經驗告訴我們，事實上，在一個自由選擇的社會里，哪些人在政治問題上的眼光和見解更有道理、更正確，與他們從事的專業或許有關，但亦非等同關系。因為政治既復雜，又牽涉到無處不在的利益，因而它不可能是一門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純粹客觀的知識。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這個問題無疑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