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看到作為抗戰合作者的國共兩黨可能在戰后爆發沖突，黃炎培等六名身處兩黨夾縫中的知識分子，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身份，前往延安會見中共領導人，既是為了緩解心中對未來的焦慮，也是試圖為經歷外敵入侵劫難之后的中國尋找一條正確的出路。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黃炎培，既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風氣感到振奮，也為這種氣象能否始終持續產生擔憂。他與毛澤東之間發生了著名的“窯洞對”。

針對黃炎培的主要疑慮——“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初起時意氣勃發，人人奮進，一旦成功之后，逐漸懈怠，惰性逐步取代活力，最終走向僵化，乃至無藥可救的滅亡——毛澤東的回答是，已經找到一條新路，可以走出這歷史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防止政府的松懈，讓人們各負其責，避免產生“人亡政息”的情況。

黃炎培似乎被毛澤東的解釋所說服。同去的六名知識分子，后來選擇了不同的道路。黃炎培選擇留在大陸投身一個新國家的建設，傅斯年等人則選擇遠避臺灣。1952年，中共在內戰中獲勝并建政后不久，黃炎培便向毛澤東承認，中共已經成功跳出中國歷史上王朝興衰的傳統周期律，乃至對此話題不再多提。但現已不得而知的是，文革前夕病故的黃炎培，是否對他下的這一結論有所檢討。同樣不得而知的是，當時與他同往延安、后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章乃器，是否會認同他1952年的判斷。

最近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走訪各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時候，再次提及中國現代史上的這段對話，并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和解讀，說明直到21世紀的今天，“歷史周期律”這個著名命題的現實意義尚未喪失。有趣的是，當年毛澤東的回答，也有在當時的歷史形勢下，團結民主黨派，鞏固統一陣線，為在他所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環境下建立政治協商機制做準備的意圖。但在今天中國精英階層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背景下，執政黨高層重提“歷史周期律”話題，更具有了一番不同尋常的意味。

誠如黃炎培所說，“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現象不僅有遠去歷史上的諸多事例，即使放在他所處的時代，例證也不勝枚舉。17世紀從中國東北驟然勃發、如摧枯拉朽般收拾明王朝的滿清政權，在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中猶如風中落葉，武昌起義槍聲一起，頓成“一夫夜呼，亂者四應”之勢，轟然垮臺。而崛起于南方的國民黨政府，到1945年的時候，也呈現出各種腐敗衰落的征兆。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可以說，中國歷史，起碼說是王朝更替的歷史，始終是順著一治一亂的循環發展的，因而中國人對“歷史周期律”有著異常深切的理解。而這也符合中國傳統的歷史認知，即從自身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循環往復、不斷輪回的史觀。

從理論上而言，不論是以家族血脈還是政治忠誠維系的權力體制，因為缺乏活力和靈活性，都不能擺脫權威不斷衰減乃至喪失的規律。中國歷史上的世襲王朝無不有這樣的病癥。王朝建立初年，或者有雄才大略且能體察民情的君主，或者有處事靈活而能力突出的官僚集團，或者因為結束了戰亂與無政府狀態、重建秩序而獲得民眾的暫時許可，都會呈現興盛局面，內部變得安定，對外擴張領土，如果連續數任君主能維持這一趨勢則會出現所謂“盛世”。但統治穩定時間一長，統治者變得自滿而驕奢，統治階層內部裂痕增大，產生更多的沖突乃至演化為戰爭，民間的反抗日益激烈，一個王朝就不斷朝著衰落的方向走下去。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的說法，即如果一個文明中的“有創造性的少數”蛻化為“統治者少數”，結果就是文明的衰落。

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興起時往往讓人有“時來天地皆同力”的感覺，而到了王朝的末葉，通常是王室衰敗，政權操縱于極少數君主親信之手，乃至賣官鬻爵，腐敗橫行，或者軍閥擁兵自重，各據一方，全國混亂。這樣的情況循環往復地發生，讓人覺得印證了中國傳統上“天道惡盈”的中庸哲學，以及從中國很古老的時代就出現的五行更替的自然觀，于是人們便產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前人田地后人收”、“頃刻興亡過手”等等的歷史感嘆。

雖然這樣的興衰不斷循環的情況在中國顯得格外鮮明，但這并非中國歷史的獨有現象，也不只是一個王朝內部的發展規律，也呈現于國家關系與地緣政治的變化之中。世界歷史上古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等，也都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絕佳例證，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幾乎遵循著相同的發展軌跡。如蒙古帝國這樣，凡是依賴著單純的武力優勢，或者依靠地理位置、敵人衰落等偶然因素而統治龐大領土的國家，如果在內部制度建設上缺乏建樹而又始終依恃武力欺壓被壓迫民族，最終難免覆亡的命運?，F代史上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便是實例，而蘇聯在強行控制東歐各國、入侵阿富汗等方面，也可以說是重蹈了這方面的覆轍。

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往往將王朝的衰敗歸結為君主或臣子的道德墮落，即出了“不肖子孫”或“亂臣賊子”。但是歷史上很多王朝衰落的事例并不能印證這樣的道德判斷。如果追根溯源，還是應歸結為體制上的原因：固化的統治階層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打壓異己又掠奪民間財富，阻礙民間社會自由生長的制度格局，決定了這種興衰循環的現象。這種現象造就并進一步印證了人們對所謂“歷史周期律”的認識，但并不是說“周期律”就確實構成了某種一成不變、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近現代以來的西方文明就挑戰了這一“規律”，它已經維持了數百年的興盛，而且其模式越來越具有“普世性”，成為后發國家發展所參照的模板。雖然西方陣營內部的不同國家確實有興衰起落，但其作為一個整體至今仍是歷史前進方向的引領者。雖然歷史不能預測，但至少在目前來看，似乎沒有什么力量能打破這一勢頭。

這將是永久的趨勢嗎？很多學者試圖從理論上對國家興衰的歷史之謎加以研討和論證，尤其是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改良式的、漸進式改革的發展道路，得到了很多推崇。最近剛出的一本新書便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何失敗》。該書試圖以“包容性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與“萃取式體制”（extractive）的構架，為解釋歷史上的國家興衰提供某種理論范式。

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看來，“萃取式體制”是人類歷史上的常態，經濟方面表現為缺乏法治，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政府設置各種準入限制和管制，阻礙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造成一個不平等競爭的環境；政治方面則表現為，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缺乏限制、制衡和約束，也缺乏對權力運行的法律規制。而“包容性體制”則倡導一種多元化的政治環境，允許廣泛的政治參與，對政治家的權力設置限制。包容性經濟體制除了強調自由市場和契約精神外，還強調教育上的公平權利，以及給予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平等的政治參與權。這一理論范式雖然被一些學者批評為過于簡單化，但它從一個維度上很有力地說明了為什么有的體制總是走向崩潰，而有的體制能長青不衰。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萃取式體制”是人類文明剛興起之后便建立起來的狀態，而“包容性體制”是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逐漸演化出來的。如果這一解釋正確，則意味著一個社會可以通過主動的改革和走向“包容性體制”，來逐步擺脫興衰交替不斷的怪圈。兩位學者認為，歷史上曾經有一些建立“包容性體制”的努力，但都曇花一現，迅速夭折。關鍵性的轉折點是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光榮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在君主、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實現了妥協，建立了某種穩定的、多元化的“包容性體制”。“光榮革命”又為18世紀末開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成為西方崛起的先聲。

但當然“光榮革命”也不是突然發生的。從1215年頒布的《大憲章》開始，英國已經有了很多制度上的準備，國王與貴族之間的不斷沖突，各種社會階層及其利益代表者的成形與博弈，甚至經歷了克倫威爾革命的血與火，才有了后來的水到渠成。但在現代，有了過往的暴力革命的教訓，社會轉型也在朝著更加平和的方向發展，20世紀下半期到現在出現了許多“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革命，而且這逐漸成為一種常態。

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既然把王朝興衰的原因歸結為統治者倫理道德上的失誤，也就經常試圖通過道德上的反省和自律等方式，試圖走出這樣的惡性循環。因為解決方法不能深及制度上的根本，所以雖然那些有識之士始終告誡不能“使后人復哀后人”，但最終無一不能免于這樣的結局。

唐太宗時期記錄的《貞觀政要》就說：“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試圖以此成為萬世垂范，確保王朝的永遠延續。但諷刺的是，幾代之后唐玄宗的所作所為就很好地印證了什么叫做“居安忘危，處治忘亂”，志得意滿，剛愎自用，引發“安史之亂”，導致唐朝的中衰與覆亡。明朝的方孝孺在《深慮論》中總結歷代興亡得失，看到了“夫茍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后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不可謂不深刻。但他把最終的希望寄托于統治者的“至誠”與“大德”，不免淪為迂腐之論。方孝孺能料人而不能料己，他所效力的建文帝政權迅速步歷史上開國皇帝后代骨肉相殘的后塵，陷于滅亡，自身也被明成祖所殺。

就像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我們能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得不到任何教訓”。越是深通歷史，越是成為歷史性悲劇的犧牲品，讓人悲嘆。

所以解決之道不是吸取表面上的經驗教訓，而是體制性的革新。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說，“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壟斷性的執政團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也符合“經濟人假設”，當然其覆亡也是咎由自取。如果統治階層陷于僵化，利益集團固化而不愿與其他團體分享權力與資源，統治者再目光長遠、居安思危，也將是短視而不能避免危亡的。如果不能形成包容性、吸納社會廣泛參與的政治結構，讓民眾參與到政治決策的過程中來，僅靠統治集團內部的“私智”，再借鑒歷史教訓也無法保證長治久安，越到了資訊發達、民智大開的現代，越是如此。而且，現代民主政治不僅打破了家族壟斷，也避免了歷史上不斷重演的統治家族被清算甚至舉族屠滅的慘劇，這是老百姓的幸運，也是統治者自身的幸運。

當然，歷史上王朝與政治勢力的興衰并不等同于民族的興衰，社會的興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權興亡，匹夫無責。帝王將相猶如過眼云煙，但現在誰又能記得那歷史上那些復雜的風云變幻，只有民眾創造的那些真正的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精華被保留了下來，成為人類的永恒的遺產。人類的文明并不因為某個集團的沒落而止步，而是馬不停蹄地一直前進。與此同時，到了現代，全社會命運與某些個人、家族或者團體的命運之間的關聯度越來越低，這也是對“歷史周期律”的某種打破。

單純恐懼和防范所謂的“歷史周期律”，不僅不會擺脫它，反而很可能繼續成為這種“規律”的“祭品”。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并沒有陷入過這個怪圈，很多國家也已經或逐漸在擺脫這個怪圈。只有忘記所謂“歷史周期律”的牽絆，發揮大眾的智慧，走向現代民主和政治，發揮市場的力量和自發的秩序，才能走出歷史上治亂循環的怪圈，“歷史周期律”自然也會慢慢地淡出人們的視野，社會才會循著一條民主的、自發秩序的、可持續性的平穩之路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