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時候探討的都是老的人情，老的一些規矩，其實愛恨情愁都已經變的很次要，時代的大悲劇可能也是次要的，可能更重要的東西是中國人的樣兒，中國人得有樣兒。包括我自己導的兩部電影，當時看完之后有觀眾問說，其他的武打片里面武林人士總是反映很親密，相反在你的武打片里，人好象反映慢半拍，這是為什么？我的回答是，因為他們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生活里遇到意外情況沒有一驚一乍的東西，這是他活出來的東西?，F在的國人，我覺得有兩個問題很嚴重，一是上了年紀的人去巴結年輕人，寫什么書說別這么寫老先生，年輕人不喜歡?；蛘哒f電影，年輕人不買票。都要巴結年輕人。包括我出《逝去的武林》的時候，當時這個名字是我自己起的，請了一些小孩來看，他們第一反映是這個不好，你說大過年的逝去武林，帶一個“逝”字多喪氣啊，讀者沒人會買的。我就沒辦法辯駁這個事。開始年輕人給我的建議是“你所不知道的武林”，后來我通過自己的堅持和奮斗，我才戰勝了年輕人，保留了這個“逝”字。

肖維佳：還有人跟你反抗，寫了《身邊的武林》，剛學武術沒幾年的，說我們身邊有武林，沒有逝去。

徐皓峰：如果是上了年紀的人，在年輕人面前如果沒有尊嚴、沒有魅力的話，這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你這個文化是顛倒過來的。另外一個嚴重的，感覺中國人失去了自己的樣兒，失去了自己的形象，我們拍一個東西，文學里寫一個什么東西，你搞不清楚他們是哪的人，都是當代的北京人或者上海人，但是絕非民國人和傳統的一脈相承的中國人。這是對中國人自己儀態的漠視，巴結年輕人，好象成為現在流行文化了。所以我寫書，包括跟《一代宗師》合作的時候，當時就是想能不能把這兩條翻過來，能不能不太在意這兩條，能不能別怕年輕人看不懂，咱們就做一個他們看不懂的東西。

史航：王家衛有這個傳統，別的電影看不懂可能口香糖就會吐了，但是他會一直嚼下去。因為我也沒有看到《一代宗師》這個電影，但是王家衛以前是一個很神秘的墨鏡王的狀態，但是《一代宗師》能夠感覺到他跟以往有一種改變，所以我想到中國老話有一個詞叫“出神入化”，走出那個神秘，墨鏡里那個神秘的東西，而走向化，這個化是一種融化的感覺，比如梁朝偉這個演員，我們很熟悉的一張臉，他可以融到葉問這個身上，也可以融到“一代宗師”這四個字上。我覺得這個“化”糖融于水，水融于土，這都不是損失，而是更完整的擴散。皓峰說不怕年輕人讀得懂或者讀不懂，這個很重要，什么東西金貴？人參。不金貴的？蘿卜。

人生就是要一點一點的把每根根須都剝出來，這才是完整的，而我們太習慣于拔蘿卜式的吆喝的東西，所以人參自己都不愛長了。一代宗師，什么為宗，什么為師，就在于那個樣兒的東西，我們絕不為了讓你理解起來省事就把駱駝叫成馬背腫，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是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我們大量建議老板說，我們這個就是中國的教父再加上中國的失戀33天，他就會說這個好，因為他都知道。所以他特別希望你把它換算，就像吃一口東西要知道有多少卡路里才知道是否符合減肥計劃。皓峰自己導演的《倭寇的蹤跡》和《劍士柳白猿》都有點像，皮比較厚，是一個堅果，你得自己鑿開，不管它是榛子、松子還是核桃，你得自己去鑿。大街上有專門賣瓜子仁兒的，但是那個吃著不想。皓峰對電影一直也在追求，也在電影學院當老師，由《武士會》延伸，來談談你對中國電影的感受。因為我看過《刀與星辰》，這里面有很多東西跟武士會是貫通的，就好象一個是序一個是評一樣，所以更想聽聽這個感受。

徐皓峰：其實在八十年代的電影史兩個重要的大師放棄了電影，一個是博格那，還有一個是米格朗仲尼，因為他當時看到電影的趨勢和人們的審美，當然雖然他們臨死之前都各拍了一部，回光返照吧。我當然不是大師了，但是我也有這種感慨。我們受的電影教育的時候，當時是最有文化的時代，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前期，還是有八十年代的余波。當時感覺大家都很熱愛讀書，你到小賣鋪買煙，賣煙的人會很認真的跟你說，我終于搞懂蒙太奇是怎么回事。

我們當時受的電影教育，他的電影觀一方面是法國的紀實美學，另一方面因為蘇聯濕電影的概念，跟中國的人是天然相通，確實代表的人物也是讀日本的詩跟中國的詩。所以八十年代我們受的電影觀是很奇怪的，是兩種學語，紀實美學跟散文詩化美學，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結合在一起，這是中國那時候很讓人振奮的東西。后來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看到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那時候完美的結合在一起，中國人把這個事情竟然做成了，好象我們完美的消化了西方異族來的二胡和琵琶，我們竟然在形態各方面揉過來。而且當時看《黃土地》、《大閱兵》都興奮的不得了。突然我們畢業的時候，好象一夜之間煙消云散，中國人也不愛讀書，不愛看電影了，允許你拍的電影，不說好萊塢怎么樣或者港片怎么樣，就說咱們做一個商業片。但是你做商業片，你又不好好學，都覺得湊幾個元素就是商業片了，所以電影人好象從文化貴族變成自由市場的小販，不管你掙多少錢，但是你內心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我覺得二十年來中國電影人一直處于自輕自賤的狀態。而我們知道，一個藝術品最重要的地基一定是此人自尊才會有藝術品。

   史航：《刀與星辰》里面對每個大片進行了一番評點，我覺得皓峰在這個場合說的都比較客氣。我們期待新的電影，但是我們看到的只是新的項目，而這個項目是一個舊模式的舊的投影。我看你一本書中提到智式，跟另外一個東西進行對比，這個我也很感興趣，想聽你說兩句。   

徐皓峰：智式在以前歷史上，它的地位其實很低的，等于是陪著皇上玩兒的，做智力游戲的這些，智式和智者是兩個概念，智者對生活、審美是有開啟的。如果你作為一個文化人，或者作為一個電影人，當然有種調劑的方法，你也能在行業里憑自己的手藝掙到錢，但是你總覺得有嚴重的不滿足感，我覺得這種不滿足感就是因為，可能你內心最深處想干的是別的，但是因為時代卻讓你做的是一個賣藝的事情，做的是一個智式的事情。

肖維佳：我覺得徐皓峰有一個很好的傾向，這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我們過去都說文藝作品跟小說電影都是一樣的，最好的是雅俗共賞，現在雅俗共賞變成了，在我們能見到的這些文藝里面，變成了不是單純的向年輕人討好，實際上是向小市民低級趣味媚俗討好，媚俗這個傾向現在特別嚴重，原來藝術家都是思想家，集中了很多人的智慧提煉到很好的高度，用文藝形式表現出來，它有很大的啟迪作用，它不是賣藝，不是滿足你給我錢我給你干事。徐皓峰現在有很好的這種傾向，他很多地方，包括小說，他已經把大家形成的固定模式解析，像小說你不能當熱鬧去看，你得有那樣的經歷才能體會那個感受。我希望徐皓峰繼續在這方面勇敢前進。

 史航：我看《武士會》這本書的時候，發現他把幾件大事，像戊戌變法、八國聯軍進北京，把這些大事都寫到了，但是他用他的方式來看，就像會飛檐走壁的人他可能用他的角度看，愛騎馬的人他也是用他的角度來看世界，高度不一樣，角度不一樣。我們熟知的歷史，在這里來看可能有很多是隱情，這些隱情有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來解釋猜想，比如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他也是把中國近代若干的事用一個邏輯或者一種方式推測。但是這本書跟《城邦暴力團》還有點不一樣，最后有幾句話“武士不自保、不逃跑，武士不是游俠，是在城中定居的人，遇到陷害和追殺武士也不改變住所，因為武士的房子是道義的象征，武士的實體也是武士的房子，民眾往往從受難者身上才能看明白道義所在。”這里給我印象特別深的一點是武士不改變住所，在民國他為什么被人尊重？因為你去找，他在。他不是像逃犯一樣，以前的江湖神龍見首不見尾，你見不著才是高人，見不著是因為你更仰慕，他也更安全，而這個武士是代表城市的象征，代表這個城市有些東西是可以不變的，你怎么變遷、怎么拆遷，他的東西在那。打個比方，我現在認識一幫老朋友，發現有的人手機號還是1390多少的時候，我很尊重，因為我早就186，我早換多少個手機號了，人家就一直用這一個號跟所有人聯系。武士恰恰是這種東西，他是社會纖維制的動是維系什么東西的概念，他擔承著很多東西。

我們對歷史有很多種猜想的時候，同時又看到一些人一開始的信條沒有隨著天下大事是自身命運的改變而及時、敏捷、一驚一乍的改變立場，我反而想到的不是《城邦暴力團》，我想到更老一個小說，對我個人當編劇很有影響的小說，就是李敖的《北京法人四》，那里面講了你對這個國族有什么樣的期待，時代變換那么多，而你當初要的是什么，你后來又沒有改變初衷。我們回到《武士會》這本書，我想問問皓峰，你覺得這本書，跟《道士下山》、《國術館》、《大日壇城》的區別是什么？或者你寫《武士會》的初衷是什么？

  徐皓峰：因為之前的小說我寫的主要是氣質跟生活狀態，但是這部小說我最關鍵的是寫一個社會結構，所以前面的文學創作它的性質更接近文人散文的性質，關注生活細節，關注內在心靈的靈性，雖然《大日壇城》寫的是中日戰爭，但是著眼點還是在旗上，旗的武道。到《武士會》是寫一個社會結構，因為這個社會結構，中國人不是按照原有的方式去生活，中國人人緣的層次變得相對單一了，這個社會一下被打薄了。我一直想解決一個問題，以前說要逃亡，男女要私奔，真的就走了。一個人一逃亡就逃二三十年，但是這種情況在清末之后，社會基層被打薄之后，這個情況不會發生了，我們看那時候不少國民黨資深的、頂級的特務在中國幾年就被搞出來，一個都不留的，他為什么躲不了？因為人躲到深山里是有限的，人躲在人群中是躲藏的方法，以前的人群就是森林，各種高低不同的植物，各種生態，你躲一個人群里，另外一個人群跟你是形態不一樣的，能夠隔開。但是一旦這個社會統一化之后，人都一樣，人不存在自己的天地了，包括中國文人的生活，中國文人的書房，中國文人的書房以前是一定要有兩間別室，一間別室用于靜坐練功，一間別室是他的藥室，里面放名貴的藥，或者他練名貴的藥材，這是中國文人的書房。而且中國文人的書房里最重要的要有一張古琴，要有一把寶劍。他的書房里不光有書，而是很豐富的形態。

只有了解這個形態，了解社會結構，才能真正解決歷史上的很多事情。因為我是過了35歲之后，我對一個問題無法自我解答，我也求證不了。因為我特別怕生活在一個我們都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的環境跟氛圍里，但是我從初中一直到35歲都是活在這樣一個很嚴重的氛圍里，我們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這就是學校的教育，因為我們是從學校小學教育開始有步驟的詆毀我們的傳統跟歷史，我們小學跟中學看的外國文藝跟中國古典畫跟小說，編者按寫的首先是批判這個小說有什么缺點。當我們成為一個青年的時候，最火的一本書，超級暢銷書《丑陋的中國人》，《丑陋的中國人》批判的是流民跟低檔市民里面的意向，但是一下傳播就全都是這樣的。而且看一些歷史書，難道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我們的祖先都是如此愚蠢不堪嗎？當我是成年人的時候，我對這個現實無法接受，我如果接受這個現實就沒有理由活下去，因為你是一幫蠢貨的后代。所以我歲數大了之后，這是我要完成我自己心理的一個糾結。我覺得只有你追究社會結構清楚的時候，才能辨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