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加利·克萊德·霍夫鮑爾
譯者: 杜濤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by 史晨昱

編者按：

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曾對裕仁天皇說過這樣一段話：“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后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兩國的和平友好關系。”自此，中日兩國正式恢復邦交，迄今已有40余年。

40年來，也許從未有哪個時刻兩國的政府和國民曾真正放下對彼此的成見，但在地緣和種種因素的影響下，中國和日本結成了某種彼此依存的關系——例如，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國，而日本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國。與和其他國家間的交往不同，中日兩國只要在政治上稍起沖突，爭端必然迅速蔓延至民間，引起國際范圍內關于東亞安全和利益的討論。這是中日關系中的家常便飯。

現在，中國被認為有機會和實力成就美國之后全球范圍規模最大國家的崛起——這是上世紀日本未能實現的。如何處理中日關系，成了中國未來是否有資格成就一個偉大國家的考驗。釣魚島正是這項考驗的第一個試金石。本期《觀察家·書評》試圖站得更遠一些，我們無意加入對現實的種種辯論，而只是希望為目下流行的話題，比如經濟制裁、海權等，提供一種更為多元的視角和多維度的觀察。

有人認為中國對日實施經濟制裁是當前解決爭端的最好方式，然則經濟制裁從來都是把雙刃劍，沒有單獨的贏家！當下，亞洲政壇聚焦的兩件事，一是今年以來，伊朗貨幣里亞爾累計跳水75%；二是日本政府企圖“購島”所引發的中日關系風波。

上述事件有個共同點：均涉及經濟制裁。歐美日趨嚴厲的制裁正在加劇伊朗金融體系的動蕩。而更多的人傾向于認為，中日摩擦不太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通過經濟制裁方式反制日本，被認為是諸多配套措施中極為可行的一種。

但是如果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經濟體之間真的爆發經濟戰役，誰會是贏家或輸家？目前國內的分析主要基于貿易視角來衡量經濟制裁效果，以中日經濟戰爭中誰更不可或缺為著眼點，計算得失利害。2011年中國對日貿易3429億美元，占當年外貿總額的9.4%；對日出口1483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7.8%；從日本進口額達1946億美元，占當年進口總額的11.2%。相反，2011年日本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分別為8227億美元、8543億美元，按日方統計數據顯示，對華出口已占其出口總額的19.7%。這些數據似乎可以表明，日本在進出口上對中國的依賴，遠超中國對日本的倚重，如再加上旅游等一系列影響更是雪上加霜，日本雖然傷不起。

貿易斷勝負的思維模式尚值得商榷。但若討論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提到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加利·克萊德·霍夫鮑爾及其團隊從1985年至今出版的三本有關經濟制裁的書籍，包含1914年來美國對外經濟制裁的200多個案例（包括21世紀發生的13個最新案例），并以此為基礎加以深度系統剖析，對當時和現今美國的一系列經濟制裁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是我們對這一事件的最佳參照。根據霍夫鮑爾的研究，所有成功的案例中，制裁與被制裁國間的貿易量平均約占受制裁國貿易總量的33%。這一結論意味著，如果中日貿易量不在這一量級上，甚至將失去依存度方法比較的前提。

此外，在全球經濟下滑的一片狼藉聲中，各國重現回歸保護主義的“返祖”現象，但將經濟制裁與貿易報復混為一談并不恰當。

國際學術界從多角度對經濟制裁的內涵進行過界定?；舴蝓U爾把經濟制裁定義為：為改變目標國的政策，一國政府有意斷絕或威脅其斷絕與目標國傳統貿易或金融聯系的一種行為。從該界定可以看出，其一，經濟制裁并不完全是制裁國對被制裁國政策的“被動反應”，很多時候還是制裁國對其他國家的一種“主動出擊”；其二，強調經濟制裁目標的政治化，即經濟制裁的目標是為了滿足制裁國的政治利益，其本質是通過經濟壓力實現政治目標。他將經濟制裁的政治目標歸納為五類：使目標國政策發生改變；使目標國政局不穩；破壞目標國的軍事冒險行動；使目標國喪失發展軍事的潛力；其他政策目標，如消除目標國的種族歧視政策、保護人權和維護民主等等。

可以看出，貿易戰與經濟制裁有一定的區別，我們不應將其混為一談。首先是，目的不同，貿易戰常有，而經濟制裁不常有，我們應清晰的來認識這一點。貿易戰是一種以獲取絕對經濟利益為目標實施的經濟行為，是否實施貿易戰取決于該貿易政策能否使主導國的經濟利益最大化。而貿易戰上升為經濟制裁，則已超出單純的經濟范疇，即經濟制裁的實施常常是政治獲益凌駕于經濟獲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