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陳富生

作者: 楊迪 

出版社: 解放軍出版社

出版年: 2003年7月

最近連續讀了汪東興、宋任窮、陳錫聯、錢其琛、王近山、吳德、楊迪等中共高級領導干部的相關回憶錄，從中獲悉了很多不大不小的歷史細節。

中國人自古有寫墓志銘的習慣，對于這篇講述自己人生的文章當事人已經沒有參與或發表意見的權利，謂曰“蓋棺定論”。相較于中國墓志銘的自謙，法國人給自己作傳的傳統顯然更自我，我理解的法國人關于回憶錄的想法，借托克維爾的說法，“倘若我要在世上留下自己的某些痕跡，這主要得靠我的寫作而非我的行動”。

我不想評價中國傳統和法國傳統孰優孰劣，只是聯想起兩件事兒：《史記》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算是司馬遷的自傳，他老人家從自己祖宗寫起，整篇自序寫完，也沒過萬字；大仲馬的《三劍客》，根據小說開頭作者的交代，正是據某不知名人士的回憶錄寫成，小說的中文譯本，裝訂成一冊嫌太厚，分成上下兩冊剛好。比較以上兩種情況，如今我們的高級領導干部能在在世時或卸任后不久，寫作、出版自己的回憶錄，確實是現代中國社會改革的又一體現。

在閱讀這些領導人著作的過程中，時不時有一種感覺：厚厚一本回憶錄，有意思的內容太少，讀者迫切想知道、他們又親歷過的重要事件，常常遺漏或以寥寥幾筆帶過，似乎官越大回憶錄讀著越沒意思。分析了一下原因：為時任領導歌功頌德，甚至過分贊譽的內容太多；為自己在某個年代的工作或主管部門評功含糊。相較之下，趣味性不強、故事性不足這類缺點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其實只要是會讀的人，即使是可讀性不強的回憶錄，也可以找到零星的趣味。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大部分人的回憶錄都是以自己青少年時期的鄉愁和戰爭歲月的記錄為主；建國后的部分為輔，而且回憶過程和生活如流水賬。這是領導人回憶錄中的通病?，F在的話語環境和十七世紀的法蘭西相比，開放程度不可同日而語，絕不會出現大仲馬筆下那種，“想要講真話的作者必須到巴士底監獄轉一圈，或長住或小憩”這類狀況的。

要說領導人的回憶錄可讀性都不強，確實有點兒一桿打翻一船人。在我讀過的幾本回憶錄中，前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的《外交十記》，前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吳德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記事》，原沈陽軍區參謀長楊迪的《我在志愿軍司令部的日子里》，都是非常具有可讀性和趣味性的。

錢外長把1989年后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和中國如何同美國交換條件，破解中美僵局的秘聞和中韓建交過程中中央領導如何處理中朝關系，以及派錢外長一天內往返秘密訪朝面見金日成的曲折過程寫得非常清楚。最有意思的是，錢還把時任天津副市長的親弟弟錢其璈也捎上幾筆。其中寫到一件趣事：1991年11月12日晚上，時任韓國青少年體育部長樸哲彥，向錢其琛提出愿意與我們建立秘密聯絡渠道。此時，中韓兩國雖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觸，不需要建立什么秘密渠道。樸哲彥說，當晚他和錢其琛的見面是得到總統同意的。樸哲彥還拿出一大一小兩把金鑰匙，大的送給錢其琛，小的送給錢其璈，說希望用它來開啟兩國關系的大門。這兩把鑰匙由外交部登記保存，“作為當年中韓關系發展過程的一個小小的歷史注腳。”

和錢其琛的《外交十記》相比，楊迪和吳德的回憶錄分別采用了兩種典型的回憶錄寫法。楊迪的《我在志愿軍司令部的日子里》幾乎是用工作日志和筆記串聯起來的，內容客觀、翔實。最珍貴的是他披露了親歷的毛岸英赴朝一個月后遇難的神秘過程，描寫了彭德懷等人當時的心情和處理過程，同時把朝鮮戰爭中國軍隊的勝利和失利交代清清楚楚，還原了戰場的真實情景?！秴堑驴谑觯菏觑L雨記事》對逮捕四人幫的親歷過程說得最詳細，其中不少內容可能都是首次公開，作者筆下自己與毛主席、周總理和江青的接觸，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最難得的是對自己的錯誤、失誤也能毫不隱瞞，這在高級領導人的回憶錄中確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