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韜/文
一口氣讀完一本中文書，已經記不起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讀完后思緒萬千、愛不釋手，給所有的朋友極力推薦，并且厚著臉皮主動要求寫書評，生平第一次。
我是在北京到上海的高鐵上一口氣讀完了簡體版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以下簡稱《聯大》）。五個小時的旅程，好像是一次時空穿越：北平的硝煙、湘西的“蠻荒”、貴州的“神秘”、云南的“燦爛”，而把這一切凝聚在一起的，則是聯大師生在戰火中堅決捍衛學術自由和不懈追求學術卓越的精神。
該書于今年3月在大陸出版，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我的感覺是，很久沒有一本書能夠引起這么多國人的關注和討論。它就像一陣不經意的微風，給缺乏創新、粗制濫造、丑聞不斷的中國學術圈帶來了一絲新意。
半年多過去了，書評也日見增多。用好評如潮來形容一點也不夸張，而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的“迄今最佳聯大校史”。我不是歷史學出身，并且在這本書之前，對聯大只是神往而沒有讀過任何一本相關著作，因此不敢從專業的角度對該書妄作評論。但是作為在高校言傳身教的知識分子，我看了此書后感觸頗多，并且有強烈的一吐為快、不吐不快的沖動。承蒙編輯厚愛，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權當是讀后感，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評。
聯大的自由主義教育傳統
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臨時組成的。盡管這三所學校風格各異，但是它們在昆明的時候都遵循了自由主義教育，這是聯大的特色之一。用作者的話來說，“聯大師生頗受英美政治理念和教育思想的影響，廣義上說，他們都可稱為‘自由主義者’”。之所以有這樣的自由主義傳統，是因為“在聯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人未曾留洋”。
所謂自由主義教育，它來源于英美，其目的是培養有教養、有文化的社會成員，而不是培養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才。用我們現在流行的語言來說，自由主義教育就是通才教育或者全人教育，“是使學生接觸盡可能廣闊的知識世界”。正如時任清華校長梅貽其所說，“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通才教育側重學生的基本思維和交流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及道德價值觀。美國的通才教育起源于哈佛和耶魯，至今仍處于主導地位，遍布全美各地的文理學院（liberalartscol-lege）就是最好的佐證。著名的《1828年耶魯報告》可以說是文理學院的宣言。該報告呼吁文理學院建立廣泛的課程體系，并強調文理學院“不是教授某一個行業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而是所有行業都必須的基礎”。
聯大的通才教育最好地體現在課程設置上，即“有意放寬口徑，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用我們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這就是跨學科教育。聯大文法學院的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但可以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生理和地質學中任選一門，而兩門必修的社會科學可以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中選擇”。同時，每個文法學院的學生“都得學習哲學入門和科學概論”。一位聯大校友多年后這樣評價聯大的教育模式：“因為年輕人的愛好和長處是多種多樣、各不相同的。對他們的教育，應該是因材施教、因勢利導，盡可能使他們每個人的愛好和長處得以充分發展”。
當然了，自由選擇并不等于“松懈散漫”。聯大能夠名垂青史，與其嚴格要求不無相關。“在聯大，就像戰前的清華，大考小考不斷……”作者的數據顯示，8000學生通過了聯大的入學考試，僅有3800人順利畢業。這么多人被“自然淘汰”，恰好反映了聯大寬進嚴出的教育模式。
這是20世紀30年代一所中國大學的教育模式。把21世紀的中國高等教育模式與之相比，我們除了羞愧，還能說什么？將近80年過去了，走了那么多的彎路，我們的高等教育還是沒有回到正軌上來。雖然表面上提倡通才教育，但是看看院系和課程設置，就知道我們是在自欺欺人了。各種專業性大學遍地開花，并且各個大學競相設置各種專業學院，生怕被別人說“五臟不全”。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專業人才教育基地。
這樣做或許有它的道理：正在現代化的中國需要各種專業人才。不可否認，我們的高等教育為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這種以專業人才培養為終極目標的高等教育過于急功近利，最終導致各種惡果。沒有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文素養，這些專業人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業務突出，然而一旦離開工作崗位，他們的行為往往會讓人瞠目結舌。中國人在海外的丑行已經被報道很多次了，而最近發生的幾起飛機上斗毆事件，更是讓我們不得不深思。中國人不是天生丑陋，而是我們的高等教育走火入魔，偏離了育人這一最根本的任務。
在高度專業化的同時，我們的高等教育也變成了嚴進寬出，這與當年的聯大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的高考聞名世界，它決定了很多人一生的命運。然而一旦越過了這個門檻，我們的學生基本上可以高枕無憂了，因為被“自然選擇”的幾率太小了。尤其是最近這些年，在“和諧”高于一切的指導下，很多即使應該被淘汰的學生，教授們也不得不委曲求全，讓他們順利過關。本科如此，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也是如此。一旦學生知道教授沒有學術要求的底線，可以想象他們認真學習的動力也就大大減少。當高等教育被“和諧”的時候，其質量可想而知。
聯大的學術自由
在很多國人心目中，聯大是學術自由的代名詞。讀了此書，更是深有體會。當時的教育部試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聯大，如控制校長任命、推行“黨化教育”，統一各個院校的課程表、利用經濟手段脅迫學生、派三青團滲透大學校園、直接使用暴力等等。然而，直到最后解散，聯大誓不低頭，捍衛了自己的學術獨立和自由。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高校就是學潮的發源地。對國民政府來說，要讓學生少鬧事，就必須加強對他們的控制。然而要控制學生，必須經過教授這一關。無論是陳果夫停辦文學院的建議，還是陳立夫強制推行的“統一的教師資格、統一的畢業考試、統一的課程設置及統一的教材”，最后都不了了之。以三民主義課為例，當時的教育部下令此課為必修課，但是“讓學生對三民主義產生興趣，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一位校友后來回憶，“忠誠的三青團成員也不把它放在心上”。盡管教育部規定只有通過這門課才能畢業，但是“聯大從未遵守過，而是自行授予學分”。很多校友“根本記不得有過這樣一門課，更別說是一門公共必修課，也就不奇怪了”。
課程設置是學術獨立的一方面，而教授的言論自由則是另一方面，并且后者是一所大學學術獨立的最好體現。聯大匯集了戰時中國的學術精英是人所共知的，而這些精英往往個性獨特，觀點迥異，大放厥詞，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在聯大的學術生涯。聯大歷史9年，只有兩名教授被解聘，一個是自由主義者羅隆基，另外一個是鴉片君子劉文典。作者因此寫道，“由此看來，聯大學術自由的記錄在民國史上已屬例外”。最讓人驚訝的是，即使在專制的高壓下，聯大教授們仍然能夠當家作主，決定校長人選。書中這樣寫道：“學術獨立的傳統是如此強大，以至于北大和清華的教授任憑己意挑選校長，教育部別無選擇，只能蓋章批準。”
從歷史中抬起頭來看現實，我們會發現當今大學幾乎完全喪失了陳寅恪所說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淪為附屬體和傳聲筒。各種各樣的項目讓學者們趨之若鶩，而這樣做實際上控制了學術研究的議程和內容。而當項目成為各種職稱評審的硬性規定時，結果怎樣可想而知。除了項目，還有各種各樣的禁忌，讓很多完全可以公開討論的學術問題不見天日。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還能談什么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我們又怎能提出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我們又怎能反思和改進中國模式的不足之處？
學術自由說到底是政治自由。然而在中國，學術與政治之間似乎有個永遠解不開的結。中國歷史上的學術繁榮期往往也是國家動蕩分離的時候。春秋戰國諸侯爭霸，卻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思想家和經典著述。然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立刻焚書坑儒，萬馬齊喑。西南聯大及其所代表的學術獨立，也出現在戰火紛飛和國家分裂的特殊時期。中國重新統一之后，學術自由也迅速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給中國知識分子留下永久創傷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作者在結語中這樣寫道：“偌大的中國，無法像西方那樣為自由提供法律的保障，自由之花只能在權力的罅隙里偶爾綻放。”
如果要從該書中選一句話贈給讀者，就是這句話了。
與《聯大》及其作者的“約會”
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與該書作者有這么近的距離?，F在回想起來，自己與這本書注定有一個“約會”。
最先知道這本書，大約是今年7月份吧。一位勤奮好學的研究生到我辦公室，我隨口問他最近讀什么書，有什么新書可推薦。他笑笑說，有一本書最近在網上很火，是關于西南聯大的，作者是美國人，并且該書在大陸出版不久。一聽西南聯大，并且是美國人，我就多了個心眼，馬上問他書的作者是誰。他說記不住了，但是可以在豆瓣網上查到，并且當場在我的電腦上把作者給找出來了，他就是JohnIsrael，中文名叫易社強。
其實我認識易先生，并且明年還會在一起短暫共事，但遺憾的是從未謀面，并且沒有拜讀過他的任何著述。得知此書時，我們已經通過電子郵件交往了3個多月，已然是老朋友的感覺。我知道他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退休歷史教授，曾經師從哈佛的中國研究泰斗費正清教授，專長為中國研究。雖然已退休，并且年過花甲，但是對西南聯大的癡迷絲毫未減，以至于每年大約有一半的時間住在當年西南聯大所在的昆明。8月份他要回美國，建議我們在上海浦東機場見一面。我欣然答應，于是買了張火車票，帶上《聯大》一書，踏上了生平第一次“朝圣”之旅。
早上從北京出發，見到易先生時已是下午5點多。見面一個深深的擁抱，我仿佛覺得和他已經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樣：細心、熱情、和藹、幽默、坦誠。為了我們好聊天，他把自己事先訂好的房間退了，換到我的隔壁。從6點多吃晚餐開始，我們一直在聊。飯后還未盡興，我們又換到了賓館頂樓的酒吧。直到10點，我們才依依惜別。什么是相見恨晚，什么是“人逢知己千杯少”，那天我都體會了。
第二天一早，他登上了去美國的航班，我也坐飛機回北京了。這就是我和易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我期待著明年和他在美國再相見。
當然了，去上海之前專門買了兩本書，請他簽名。一本給自己，一本給我的學生。他聽了后高興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