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韜/文

提到計劃生育，我們會想當然地認為它是中國特色。其實不然。

如果說計劃生育僅僅指的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那么世界上的確只有中國不遺余力地把它作為國策在執行。就連國土面積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人口已經超過12億的印度，也沒有限制生育。

但是，計劃生育不僅包括一對夫婦能有多少孩子，還包括在什么時間要孩子，而后者往往涉及到各種避孕措施以及避孕失敗后的人工流產（也就是墮胎）。從這個角度來講，不僅是中國，當今世界每個國家都有計劃生育問題。

不過，在美國，“計劃生育”爭論的焦點是婦女是否有墮胎的權利——可不可以不生。而在中國，計劃生育爭論的焦點是限制生育是否合理——可不可以生。在美國，盡管聯邦最高法院判定婦女有墮胎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在具體實踐中卻有著各種各樣的限制。在中國，婦女墮胎幾乎沒有任何限制，為了完成計劃生育指標，有些政府官員還可能采取手段迫使婦女墮胎。

墮胎權利在美國民眾和政客中間長期存在激烈的爭論，不僅對美國國內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還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如對華政策以及美國的對外援助。為什么墮胎在美國有如此大的爭議性？

都是羅伊惹的禍

可以說，要是沒有聯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判決的羅伊訴韋德案，墮胎也不會成為美國政治中的熱點問題。在羅伊案之前，墮胎在絕大多數州都是違法的，雖然有些州允許例外，如因為強奸或亂倫懷孕，或是孕婦的生命受到威脅。即使有人對這些法律不滿，也只是在各州的司法體系內提起訴訟，或者是通過游說州立法機構的方式來試圖改變這些法律。然而，羅伊案改變了墮胎在美國的法律地位，也讓這個本來歸各個州管轄的地方性問題一下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那么，羅伊是誰？這個案子怎么會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羅伊是該案原告的化名，她本名叫諾瑪·麥考維，當時住在得克薩斯州。在1969年8月，年僅21歲的麥考維宣稱自己因為強奸而懷孕，要求醫生給她施行墮胎手術。然而，根據德州一項法律，除非是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否則墮胎屬于犯罪行為。因此她的醫生拒絕給她做手術，并讓她去找一位專門從事收養的律師。這位律師得知她的情況后，又把她介紹給另外兩名律師，而這兩名律師正試圖通過在聯邦司法體系發起訴訟來廢除得州限制墮胎的法律。麥考維找上門來，正好給了他們一個提起訴訟的機會。在聯邦地區法院的一審中，法院裁定麥考維勝訴，但是這項裁定并沒有廢除得州的法律。為了徹底推翻得州禁止墮胎的法律，這兩個律師決定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麥考維也因此化名為羅伊。

時任聯邦法院大法官的哈里·布萊克門被委任給這個案子寫判決書。這份判決書總共花了兩年多時間才寫完，其間不光多次修改，布萊克門還專門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家醫院進行了一周的調研。幾經周折，他起草的判決書得到了6名大法官的支持。1973年1月22日，聯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對此案的判決。判決書指出，雖然憲法沒有明文規定隱私權，但是《權利法案》以及第14條修正案都為保護隱私權提供了憲法基礎，而“隱私權的廣泛性足以涵蓋婦女自行決定是否終止妊娠的權利”。因此，“得克薩斯州法律不考慮懷孕的階段和其他利益，把保護母親以外的墮胎均規定為犯罪，從而違反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但是判決書也指出，決定墮胎與否的隱私權并不是絕對的。具體來說，“在第一個孕期，母親的身體是她自己的，她和醫生有權決定她是否墮胎；在第二個孕期，州政府有權利和義務保護母親的身體 (允許為保護母親的身體而墮胎)；最后一個孕期則屬于胎兒，不允許此時中止胎兒的生命。只有在挽救母親生命的情況下方可墮胎”。

因為這個案子，美國人從此記住了羅伊這個名字。有人或許會問：她后來墮胎了嗎？雖然打贏了官司，但是她并沒有墮胎，而是把孩子交給了一個收養機構。到了20世紀80年代，她公開宣稱自己就是羅伊案的原告，并且承認為了墮胎而撒謊自己因強奸而懷孕。最具諷刺意義的是，在1995年，她結識了一些反墮胎人士，并且在后者的勸說下成為福音派基督徒，從而開始反對墮胎。她后來還成立了一個組織，給反墮胎團體提供信息。到了1998年，她又經歷了一次宗教上的轉變，成為了天主教徒。

多年之后，當她被問及自己在羅伊案中扮演的角色時，她說感覺自己被支持墮胎的團體利用了。她宣稱，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她只見過律師兩次，并且自己當時連“墮胎”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簽名。我從來沒有出庭，也沒有在任何陪審團或者法官面前作證”。

羅伊案之后的美國政治

羅伊案的判決讓支持婦女有墮胎權利的自由派人士欣喜若狂，更讓反對墮胎的保守派人士義憤填膺。有些保守派認為，作為一個非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機構，聯邦最高法院不應該涉足此項爭議，而是應該讓選舉產生的州立法機構決定墮胎是否應該合法化。還有些保守派認為，最高法院把墮胎的權利等同于隱私權是對后者的誤讀和濫用。羅伊案大大激發了主張保護生命的保守派勢力，讓后者迅速組織起來，成立各種強大的游說集團，如美國生命權利委員會（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和共和黨全國生命同盟（Republican　National　Coalition　for　Life），試圖通過選舉、游說和訴訟等渠道推翻該案的判決或者是對該權利加以種種限制。

事實表明，反墮胎團體的努力并沒有白費。羅伊案之后，聯邦最高法院又審理了13起與墮胎有關的案件，而這些案件的判決無一例外，都對墮胎加以了限制。根據一項統計，截止到2010年6月，有34個州要求墮胎前必須通知父母或是征得他們的同意。另外一項統計顯示：30個州禁止半生產墮胎法（也就是晚期墮胎）；17個州要求婦女在墮胎前必須接受輔導，并且其中必須包括墮胎可能導致乳腺癌、胎兒會感受到疼痛等內容；24個州要求婦女必須在接受輔導后等待一定時間（通常是24小時）才能進行手術；33個州禁止用本州納稅人的錢支付墮胎費用。

不過，羅伊案之后，美國政治“再也不能回到從前了”。以墮胎為標志的社會問題（還有同性結婚和死刑）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與經濟問題相比，社會問題涉及到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在這類問題上，人們的觀點一旦形成往往很難改變，并且在道德問題上很難做出妥協：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妥協就是對自己道德價值觀的背叛。沒有妥協的政治只能是走向極端的政治。2000年大選之后在學界和媒體界廣泛流行的美國社會“紅藍之爭”和“文化戰爭”，說的都是美國政治因為社會問題而兩極分化。

在政治博弈最激烈的大選之年，墮胎是一個讓所有政客都高度敏感的話題。2004年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凱里是天主教徒。雖然天主教教義反對墮胎，但是凱里卻是婦女墮胎權利的堅定支持者。他的立場招致很多虔誠天主教徒的強烈抨擊，也讓天主教會的高層極為不滿，以至于波士頓地區天主教會的主教威脅在禮拜的時候不給他圣餐。

最近，圍繞密蘇里州聯邦眾議員托德·阿金的言論所引發的巨大爭議，同樣說明了墮胎在大選之年的極端敏感性。他在8月19日接受一家電視臺采訪時，被問及假如強奸或亂倫導致懷孕，他是否仍堅持反對墮胎。他回答說：“在我看來，首先，以我從醫生那里了解的信息看，這（強奸致孕）極少發生。如果是合法強奸，女性身體有辦法試圖避免整件事（懷孕）發生。”此語一出，一片嘩然。第一，他在強奸前面加了“合法”（legitimate）這個形容詞，激怒了美國女性。強奸難道還有合法與不合法的區別？他后來聲明，這是一個嚴重的口誤，他原本要說的是暴力（forcible），而不是合法。即使是這樣，也很難獲得女性的原諒，因為強奸難道不是被暴力所迫？第二，他說女性身體在遇到強奸時有避免懷孕的能力，這完全違背了現代醫學證據?，F任總統奧巴馬也借此揶揄了一下這位共和黨老兄。他說：“這是一件有趣的事：這個人（阿金）坐在眾議院科學技術委員會的位置上，卻由于某種原因沒有上過科學課。”

阿金其實是想要向保守選民表明自己堅決反對墮胎的立場，不過用詞不當，成了眾矢之的。他的這番話，讓本來反對墮胎的共和黨領導人也坐立不安，因為后者希望選民在這次大選中關注經濟問題，而不是墮胎這樣的社會問題。美國經濟從2008年以來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高居不下，而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的優勢正是他的經濟管理能力。如果社會問題變成這次大選的焦點，美國選民就會被分裂成兩大對立陣營，而那些原本因為經濟問題而可能倒戈的民主黨人，則有可能改變自己原先的想法，轉而繼續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這是共和黨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共和黨高層通過各種手段給阿金施壓，企圖讓他立刻放棄競選聯邦參議員，從而讓社會問題盡快脫離選民的視線。

中國人的納悶

在一個“性解放”流行的國家，墮胎卻有著諸多限制。既然有了“性自由”，為什么不能有墮胎的自由呢？這難道不是對女性的歧視和懲罰嗎？

對中國人來說，美國的墮胎爭議確實頗為費解，因為有了計劃生育的國策，我們對墮胎幾乎沒有任何限制。但是，在美國，墮胎基本上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不是一個民生問題，這是造成兩個國家在墮胎問題上持完全不同立場的根本原因。因此，很多人美國人經常攻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強制性墮胎。而在中國人看來，美國人是閑得無聊，把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上綱上線，并借此指責其他國家。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計劃生育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但也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據《中國日報》2009年的一篇報道，中國每年有1300萬例墮胎，而實際數字可能會更高，因為還有很多人到未經注冊的私人診所接受流產手術。該報道還指出，中國每年還售出大約1000萬劑用于引發流產的藥物。這兩組數據加起來意味著，中國每年有近2000萬例墮胎。即使是只有1/4的受孕能夠形成胚胎并最終生產，也意味著中國每年少出生500萬人。對于嚴格施行計劃生育的中國來說，這的確是一個控制人口增長的有效辦法。與戰爭、種族屠殺、自然災害、瘟疫和饑荒相比，墮胎顯得要文明得多，也低調得多。既然這樣，為什么要限制墮胎呢？

墮胎泛濫還造成其他一些嚴重問題。一位醫學專家指出，“中國婦女重復流產率高達50%，而經歷過重復流產的女性在正常生育時發生流產的幾率是無流產史者的2.5倍，早產率是1次人流者的5.44倍”。也就是說，經常性流產會造成中國婦女生育能力大大降低。這樣一來，到了她們想要生育孩子的時候，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實際上，種種數據顯示，中國現在已經到了迫切需要更多新生嬰兒的時候了。中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如果不及時采取一定措施，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很快面臨結構性的制約。該是我們認真反思計劃生育這項國策的時候了。時代在變化，我們的政策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