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民主

謝韜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uspolitics2012@126.com

如果在全世界做一次民意調查，要受訪者用一個詞來形容美國，很多人肯定會選擇“傲慢”。在他們眼中，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已經成了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代名詞。改用英國阿克頓勛爵的一句名言：絕對權力絕對導致傲慢。

這些人看到了美國的傲慢，卻沒有看到美國的謙遜。在國際舞臺上，美國政府可能顯得傲慢，但是在面對國內民眾時，美國政府又處處謙遜。這是因為在美國的憲政體制下，政府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人民的權利得到了很大保障。國際事務中的傲慢與國內政治中的謙遜形成了鮮明對比。

事實上，沒有國內政治的謙遜，就沒有國際事務的傲慢。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民眾的認同感、自豪感和創造力。這樣一個民心所向的政府，再加上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造就了美國的強大，還有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傲慢。

反過來說，一個在國內民眾面前傲慢的政府，在國際事務中往往只能謙遜甚至卑下地行事。這是因為權力的傲慢只會扼殺民眾的認同感、自豪感和創造力，進而導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機。當國內政治不穩定的時候，一個政府不大可能在國際事務中傲慢行事。即使要這樣做，那也只能是打腫臉充胖子，并且是曇花一現。

美國的傲慢

美國的傲慢是天生的。從1607年北美的第一個永久性殖民地建立開始，美國人就一直覺得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如果不是上帝的恩賜，怎么會有這么大一片肥沃的土地等著這些在歐洲遭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來定居呢？在1630年，北美清教徒領袖約翰·溫斯洛普在一次布道中說：“我們應該是一座山巔之城，人們的眼睛在看著我們。”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不僅意味著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著美國；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意味著美國是世界各國效仿的榜樣。山巔之城從此在美國廣為流傳，成為最著名的美國象征。

獨立戰爭勝利后，美國并不滿足于大西洋沿岸的狹窄版圖，而是試圖把整個北美大陸納入其領土范圍。在美國不斷向西、向南的擴張過程中，“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應運而生。天定命運包含至少兩層概念。第一層是地域上的，即美國注定要擴張到整個北美大陸，包括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岡和當時屬于墨西哥的得克薩斯。第二層是精神上的，即美國人作為上帝的選民，具有獨特的道德品質，因此有義務把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推廣到版圖所及的地方。無論是上帝的選民、山巔之城，還是天定命運，傳達的都是同一個理念：美國是世界上“例外”的國家。

民主和自由，還有東西兩岸毗鄰大洋的地緣政治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廣袤的土地、以及源源不斷的移民，這一切讓美國在建國后一百多年時間里迅速發展成世界強國。美西戰爭中的勝利標志著美國正式成為區域性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已經躍居為世界第一強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時代周刊》創始人亨利·盧斯撰文，號召美國人拋棄一戰以來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轉而以捍衛和推廣自由為己任，攜手創造一個“美國的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到二戰結束時，美國的實力如日中天，世界進入了“美國治下的和平”。

在300多年的時間里，從當初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個殖民地演變成橫跨北美大陸的超級大國，美國的發展道路絕對一帆風順。在很多美國人看來，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懷著強烈的使命感和優越感，美國開始雄心勃勃地在全世界捍衛和推廣民主和自由。于是就有了美國與前蘇聯的冷戰，以及給美國人留下永遠傷痕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到了1967年，也就是越戰的高峰期，時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威廉·富布萊特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權力的傲慢》。在這本書中，他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認為，由于特殊的建國背景，美國人往往以救世主自居，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尤其是單邊干涉）去“拯救”那些他們認為不幸的民族和國家。然而，這種一廂情愿的干涉（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并沒有讓其他國家的人民對美國感恩戴德。相反，這種帶有濃厚自我優越感和宗教色彩的外交政策卻在很多國家激起了怨恨和反抗。他還指出，由于美國不是在一場社會革命中誕生的，因此美國社會天生帶有強烈的保守性，而這種保守性讓美國人很難理解其他國家的激進式變革，除非這些變革最后產生了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在他看來，美國之所以深陷越南戰爭不能自拔，就是因為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在救世主情結的強烈驅使下，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去看東南亞的政治動蕩。

該書的出版讓“權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成為討論美國外交政策的經典話語。然而，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美國的傲慢，而不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一方面，美國的傲慢給一些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如阿富汗和伊拉克。另一方面，要是沒有傲慢的美國，世界上不少國家的人民可能還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偟膩碚f，美國給世界和平與發展所帶來的貢獻遠遠大于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記得有人這樣說過，一個貝多芬就可以讓世人原諒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所犯下的所有罪過。如果是這樣的話，把戰后的日本和德國改造成富強的民主國家就足以讓世人原諒美國的傲慢，更不用提美國的科技創新為世人所帶來的種種福利，還有美國為戰后歐洲經濟復蘇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關系中，應該有一個國家出來主持公道，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沒有強大實力的國家是無法扮演這個角色的，而一個強大但是沒有號召力的國家也無法扮演這個角色。在當今世界，這個角色非美國莫屬。

權力的謙遜

權力的謙遜也是美國天生的。第一批定居者之所以來到北美，是為了逃離歐洲的宗教迫害，在這片新的土地上建立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度。1620年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代表著北美第一個自治政府的成立。到獨立戰爭爆發的時候，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已經有了100多年的自治歷史。1776年的《獨立宣言》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了美國人的政治信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美國人看來，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保障人民獲得和行使這些神圣的權利。1787年通過的憲法更是從制度上對美國政府的權力進行了根本性的限制，防止政府侵犯人民的權利。1791年通過的《權利法案》則讓美國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明文憲法的形式對個人權利加以保護的國家。在人民神圣的權利面前，政府的權力失去了傲慢，變得非常謙遜。

深受歐洲啟蒙思想影響的建國先驅們認為，對權力最好的限制就是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在起草美國憲法過程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是詹姆士·麥迪遜，他寫過這樣一段傳頌至今的名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助性的預防措施。”簡而言之，麥迪遜告誡世人，不要天真地把人民的權利寄希望于天使般的領袖，也不要過于相信人民監督政府的能力。與其相信人，還不如相信制度。

總之，在一個崇尚“人人生而平等”、施行三權分立、遵守《權利法案》，并且定期舉行選舉的國家，權力在人民面前只能是謙遜的。從筆者個人的所見所聞，也能深切感受到失去了傲慢的權力。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到華盛頓參加一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組織的青年學生討論會，遇到了前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約瑟夫·普呂赫上將。記得很清楚，他穿的是便裝，一件夾克，一個人來到會場。會議結束后，我激動不已地與他聊了幾分鐘，然后送他到門口。我想，雖然不是現任太平洋艦隊司令，也應該有個專車在外面等他吧。然而讓我吃驚的是，他告訴我，自己將坐出租車去另外一個地方。當他在出租車里給我揮手告別時，我真是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

另外一件事則涉及到美國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2003年5月27日，在從國防部去往華盛頓郊區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的路上，拉姆斯菲爾德的座駕被一位婦女駕駛的小汽車撞了。事后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說，肇事汽車在并道過程中失去控制，撞上了國防部長的專車。事發后警察來到現場，給那位婦女開了一張罰單，此事就算結束了。因為這起小車禍發生在9·11之后美國國內安保高度緊張的時期，很多媒體對此事都進行了報道。筆者后來從媒體報道中知道，當時他的車隊總共只有兩輛車。

軍隊是一個國家權力的象征，在任何國家，軍隊都是一個享有種種特權的機構。然而，這兩件事情卻充分說明了國家權力在美國社會的謙遜。這樣的例子不僅僅限于美國軍隊，在其他政府機構也隨處可見。比如說，美國人到了首都華盛頓，只要隨身攜帶有效證件，就可以進入國會辦公大廈，去拜見自己的國會議員，或者是到聯邦最高法院參觀，或者是到白宮或者國防部去游覽一圈。這些表面上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體現了美國的治國之本，那就是一切權力來自人民。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在它的主人面前，權力只能是謙遜的。

美國政府在國內政治中的謙遜與其在國際社會的傲慢并沒有任何矛盾。實際上，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條件。沒有了民主和自由，即使美國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也未必能發展成為超級大國。我們不一定要模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傲慢，但是我們應該學習美國政府在美國人民面前的謙遜。如果真要在國際事物中有所作為，我們首先必須讓權力在人民面前失去傲慢。

說了這么多，突然想起了中國的一句古訓：只有內仁才能外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