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記者 謝韜 北京報道

今年不僅是美國大選年，也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換屆之年。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另外一個是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于是權力更迭和中美關系成了2012年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國內學界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很多，那么國外學者又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呢？

受編輯的委托，筆者通過郵件的方式采訪了三位外國著名學者，他們分別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理查德·貝茨教授（Richard　Betts）、牛津大學的羅斯瑪麗·富特教授（Rosemary　Foot）以及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約翰·霍爾斯拉格教授（John　Holslag）。貝茨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與安全，富特和霍爾斯拉格的研究重點則是中國外交。

從采訪中可以看出，他們之間既有共識也有分歧，并且總的來說，他們對中美關系的前景比較悲觀，認為兩國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而對抗和沖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至于國人最關心的領土爭端，兩位學者認為，美國正在試圖保持平衡，即一方面盡量避免這些爭端升級，但另一方面又要為盟友“兩肋插刀”。至于這兩個目標能否同時實現，他們之間也沒有共識。

筆者對中美關系的前景則持總體樂觀的態度。雙邊關系的確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但是各種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因素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兩國的外交政策不會有突然性的重大轉變。最為重要的是，隨著兩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它們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幾個月前，我曾與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 授 約 翰·米 爾 斯 海 默（John　Mearsheimer）有一次對話。我問他：“你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似乎完美無缺，但如果非要說這個理論有個缺陷的話，它是什么？”他想了想，然后笑著對我說：“我想應該是自由主義理論所說的相互依賴。”然而，相互依賴并不表示雙邊關系良好。相反，中美關系，以及中國與很多國家的關系，都是經貿熱、政治冷。換句話說，盡管中美在經貿方面相互依賴程度很高，但是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還非常低。這個問題的形成，兩國都負有責任，但是如果真要深究，恐怕還是我們的責任更多。與其天天挑美國的毛病，我們還不如自我深刻反省。知己知彼的前提是知己，如果沒有勇氣面對自己，即使知彼也是白費功夫。

國內政治與中美關系

至少從1979年以來，美國一大選，中國就顯得很緊張。今年的大選，更是讓很多中國人極度不安，因為中美關系似乎正處于一個低谷期，而兩位候選人又競相“敲打”中國，這讓中美關系的前景顯得更加暗淡。

中國領導人換屆，也讓美國人很緊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體制缺乏透明度，雖然里面的人可以坐觀世界，但是外面的人卻對這個體制的決策者知之甚少。當中國貧窮落后的時候，這種不確定性或許無關重要；然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并且擁有一支日益現代化的軍隊。在這樣的一個中國，權力更迭對美國來說就具有了重要意義。

更為重要的是，兩國國內的權力更迭發生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背景下，那就是美國的經濟實力明顯衰落、中國的經濟實力顯著上升。換句話說，兩國的權力更迭包涵兩個層次，一個是國內的，一個是國際的。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已經具備挑戰美國的實力，并正在試圖修改現有的、被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正是有了這個背景，兩國國內權力更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中美關系是否會有大的改變，對于這個問題，筆者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盡管個人的性格和偏好會對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但是總的來說，各種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大大制約了兩國領導人突然改變現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即使是新的領導人想要有所作為，大多數時候也只能是對現行政策進行微調，而不是大刀闊斧的改革。

其實，接下來對兩國領導人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外交問題，而是內政問題。羅姆尼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已經說得很清楚，美國外交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都是國內經濟不給力造成的。在他看來，經濟蕭條是美國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因為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任何宏偉的外交藍圖只能是空談。此外，美國國內政治精英的兩極分化，讓美國政府的決策和治理能力大打折扣。如果兩黨在外交上缺乏共識和合作，美國不可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國在二戰結束后施行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如馬歇爾計劃和布雷敦森林體系，都離不開兩黨議員的廣泛支持。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外交政策受國內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小，因為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已經放慢，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畢竟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中國外交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國內政治問題。政治體制不改革，中國的外交將很難有大的突破，中美關系如此，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也如此。

首先，現有政治體制的高度不透明嚴重阻礙了中美兩國建立戰略互信。不透明就是遮遮掩掩，即使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東西，但這樣做就會讓人心生疑慮。

其次，出于國內政治的考慮，我們往往與一些被國際社會孤立或譴責的國家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這也給中美關系造成了很大的障礙。培養自己的盟友本身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這些朋友要符合中國利益，但現在是適得其反。不僅如此，知道中國政府為了政治目的而愿意不惜代價維持與它們的關系，這些國家往往可以勒索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援助上獅子大開口。而一旦這些國家發生政治動蕩，并且新的領導人上臺后如果采取政治改革，我們的投資就付諸東流。

現在，我們也許應該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反思一下中美關系，或許會讓中美關系的明天更美好。

訪談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美國對南海爭端持什么樣的立場？

Richard　Betts:就我的感覺而言，美國政府正在努力制定相應的政策，但這一努力至今未見成效。問題在于，美國政府高度重視的兩個目標彼此沖突：一方面要避免有關這些島嶼的國際沖突升級，一方面又要支持作為美國條約盟友的日本。長遠看來，這顯然不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政策。

Rosemary　Foot:美國并不希望被進一步卷入這類爭端中來。美國重申了其對航行自由的關心，并給予了日本等盟友廣義上的支持，但這種支持并不包括在有關主權問題上明確表態支持日本。美國必須尋求這樣一種平衡，即在扮演一個可靠的盟友角色的同時，又不過分縱容其盟國及合作伙伴。美國希望把重點放在搞好國內經濟上面，而不愿意被卷入進一步的沖突，但對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而言，維持其可靠的國際形象無疑具有長期意義。

Jonathan　Holslag:美國主張采取地區參與、多邊主義的方式解決南海困局，是合乎情理的。同時，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不同意以“南海九段線”作為談判的基礎，在我看來，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真正讓人費解的是美國政府對于“航行自由”的闡釋。我的看法是，美國宣稱軍艦和民船一樣，均享有在專屬經濟區或某些領海范圍內的“航行自由”，這種說法本身就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這也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一個空白。而僅僅因為中國變得更加強勢，就將其單列出來，加以區別對待，這種做法我也并不認同。必須承認，在宣示主權方面，中國變得更加強硬了，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起，美國插手相關爭議海域問題的決心，也變得越發堅定了。

經濟觀察報：盡管美國就這些爭端發表的官方聲明聽起來相當中立，并一再聲稱不會偏袒任何一方，但其種種行動，如美國“重返亞洲”的總體戰略，以及其航母戰斗群在中國南海和東海附近的巡游，似乎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針對中國的威脅。從你的角度來看，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美國究竟會走多遠？

Richard　Betts:有關美國“重返亞洲”或“亞洲再平衡”的種種言論夸大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變化。短期而言，中東和穆斯林國家仍是美國主要關注的地區。但從長遠來看，亞洲無疑更加重要，對此美國國內已早有共識。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政策是搖擺不定的。一方面，美國希望和中國保持合作與和平的關系，但另一方面，美國又希望阻止中國在東亞稱霸和對美國的盟友及其他國家施壓。這些目標很難達成一致，因此也造成了美國各種言論和象征性行動的前后矛盾。

Rosemary　Foot:美國究竟會走多遠，取決于這些爭端將如何進一步發展。日本如果遭到攻擊，美國自然不會袖手旁觀，但在南海問題上，美國還是希望能掌控最后的結果，并希望爭端能得到和平解決。美國出動航母戰斗群的用意是，希望能借此防止這些爭端的進一步軍事化。美國在此問題上必須格外謹慎，小心從事，而當事各方一旦錯誤估計形勢，后果則不堪設想。

Jonathan　Holslag:美國需要兩頭兼顧，小心從事。一方面，很明顯的，美國希望在中國的周邊地區保持其軍事上的優勢。19世紀以來，美國地緣政治上的頭等大事，便是充分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天然屏障，借此防范來自歐亞大陸的新興國家。另一方面，美國并不愿意被卷入地區性沖突之中。因此，美國對華的首選策略是威懾策略，即利用軍事力量向中國施壓的同時，又試圖讓中國對美國放心。然而，在過去幾年里，雙方都極大地忽略了這種“放心”的因素。軍事上的威懾會繼續主導南海的局勢。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不穩定，前提是有足夠的渠道去溝通和交流，同時民族主義勢力要得到遏制。在民族主義的氣氛中進行威懾和謀求平衡，將是非常危險的。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中國對美國構成經濟上的威脅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這種威脅到底有多大？你認為美國會運用一些軍事手段來應對中國不斷上升的經濟實力嗎？

Richard　Betts:中國的經濟發展帶給美國的主要是機遇，而不是威脅，前提是雙方達成公平和平等的貿易關系。假如中國繼續利用經濟實踐中的不平等因素，比如操縱人民幣匯率，那么就有可能出現問題。當中國只是一個較小的經濟強國時，這樣做的問題不大；但當中國成為一個主要的經濟大國時，這樣做就會帶來大問題。

美國絕對不會動用武力去嘗試解決經濟交往中出現的問題。即使美國人民想這樣做——當然他們并不想這樣做，也沒有實際可行的辦法去這樣做。中美之間可能爆發“貿易戰”，但這并非是由經濟問題引發的真正的戰爭。中美兩國之間爆發軍事沖突的危險來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爭端，但不會來自經濟上的爭端。

Rosemary　Foot:中美兩國經濟上仍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構成所謂的威脅，因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最成功的部分就是取決于發達的市場和生產鏈。

Jonathan　Holslag:從經濟的角度看，中美雙方之間的關系相當尷尬。兩國經濟發展都不平衡，一個是依靠過度生產，一個是依靠過度消費，而雙方又彼此需要。真正的危險存在于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美國希望能逐漸擺脫其對外債的依賴。一方面，它可以通過開發國內頁巖氣資源，以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從而達到這一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通過扶持國內工業發展，來實現這一目標。但這樣做無疑會與北京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政策發生摩擦。另外，由于兩國均面臨日益增加的社會不確定因素，雙方在貿易爭端中相互妥協的可能性也更小。因此，我認為中美經濟關系會日趨緊張，尤其是美國政府無法解決自身市場的疲軟，以及中國通過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遭遇阻力時。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中國和美國能夠長期和平共存嗎？為實現這一目標，雙方應做何努力呢？

Richard　Betts:和平共存當然是可能的，但需要非凡的本領和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實現。不幸的是，世界歷史中各種案例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世界格局均勢的變化往往會導致沖突的產生，而中國的崛起正是一種均勢的變化。為避免沖突的產生，美國不得不承認中國將會在亞洲的政治和外交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國亦必須在對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提出要求時保持克制，這些問題包括有關島嶼的糾紛，但最關鍵的還是臺灣的問題。無論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否合法，中美兩國之間開戰的最大危險最有可能來自中國政府試圖通過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Rosemary　Foot:中美兩國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共存，這將是不可避免的。雙方需要認真探索兩國間的共同利益，并形成相應的行為準則。中美雙方應該以現有的多重對話機制為基礎，以謀求更深層次的交流。

Jonathan　Holslag:和平共存不太可能，但只要中美兩國能夠共存，就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了。無論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又或是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中美兩國現在是、將來也會是對手。共存的前提是，雙方都要避免被國內的不確定性所左右，否則就會導致民族主義的抬頭。冷戰期間之所以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沖突，一個原因就在于美國經濟總體上一直處于優勢，因此美國的領導人們一般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利用蘇聯來借機轉移國內的注意力。世界其他地區的穩定仍然同樣重要。如果中亞地區、中東地區和非洲的局勢更加動蕩的話，那么，發生間接性沖突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經濟觀察報：對即將到來的中國領導層換屆，美國方面有何期待？你認為新一屆的中國領導人會帶來一些重大的政策轉變嗎？

Richard　Betts:我對中國的內政和中國的政治精英們知之甚少，也不了解美國的中國專家們對此有何看法，所以就此問題我無法給出滿意的答案。

Rosemary　Foot:美國方面的期待很難判斷，因為對中國新一屆的領導人了解實在太少。同時，體制上業已形成的機制，在確保中國政府政策的延續性方面，過去也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國政府慣于以一種謹慎的態度和漸進的方式，來駕馭各種復雜和困難的政策領域，這種情形由來已久，一個新的領導人想要有所突破，絕非易事。

Jonathan　Holslag:我個人并不期待會有重大的轉變，但目前看來，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似乎更加熱心于爭取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國際地位。這里我想再次強調的是，太平洋兩岸的政治家們在很大程度上會繼續被各自國內的局勢所左右，在這點上，我本人對未來不是十分充滿信心。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研究生張國璽對本文亦有貢獻，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