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自稱“性情暴躁”，這一點卻一直被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人們往往只在一些軼事上談到他的性格，諸如他收到沈尹默的詩作，直接跑上門去指責其字體“其俗入骨”，正體現了他直率沖動的性格，但對這種性格在他進行人生中重要問題的抉擇方面的影響，卻并不注意。其實，陳獨秀在面臨人生難題時，常有一種另起爐灶、推倒重來的慣性思路，如組建中共，是在北大以教務長取代文理二科學長（即對陳文科學長一職的實際解除）以后；轉向托派，是在其遭遇黨內處分、被解除中共黨首職務之后。這種思路與他易沖動的個性有何關系，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選擇？這個問題并未受到關注，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都是單純以革命史的角度作出的解釋，即他的選擇都是所謂大形勢的變化驅使的，陳獨秀個人并無太多轉圜的余地，如此一來，陳獨秀便成了革命的螺絲釘，除了完成自己嵌入某個具體時代任務的使命之外，再無作為人的個性可言，甚至連個人情緒都沒有，這是不真實的。事實上，陳獨秀棱角分明，且常有意氣用事之舉，這一點在1933年國民黨開庭審判其“危害民國”的案件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當時陳氏故友章士釗為其辯護，章氏提出應由國民黨與陳氏為首的中國托派聯合“清共”，是為其脫罪，他竟拍案而起，當場直斥章氏之說。面對個人之生死，陳獨秀尚且如此，又怎會在建黨、組織托派等問題上全然沒有個性的作用？

陳獨秀的棱角，是他作為政治人物的鮮明標記，而這也是他作為政治人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從人格的角度來說，這種棱角是風骨，是儒家所謂“浩然之氣”。從政治家的標準看，這是大忌。相比中共其他領導人，他沒有周恩來的堅忍，沒有朱德的謙和退讓，沒有毛澤東的強韌，棱角只讓他自己在現實的擠壓下鮮血淋漓。個性讓他成為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也讓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既然是不合格的政治家，為何偏偏要選擇政治？這是陳獨秀一生最大的問題，也是所有評論者必須回答的問題。

陳獨秀是一個富于想象力的天才，是一個思想深邃的啟蒙者，也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社會活動家。假若沒有成為職業革命家，他會成為大學者，也可能成為觀察家與評論家。在法國大革命時代，他應該是盧梭，而不應該成為羅伯斯庇爾?？墒?，在20世紀上半葉，盧梭偏偏要兼任羅伯斯庇爾的角色，這也是陳一生中最奇詭的事。

回到陳獨秀生活的時代，他的選擇不足為怪。當時投筆從戎者甚多，若不參與革命只以啟蒙為業，難入時代主流。作為陳北大時期的摯友，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積極參與政治，作為其早年的相識，劉師培這樣的大儒也曾是革命者。對政治的積極參與，成為那個時代知識界的共同選擇。于是，并未親身參與政治的魯迅，在去世后除了“文學家”、“思想家”外，也被加上“革命家”的頭銜。

由知識精英充當政治家，不但是中國傳統士人情懷的延續，也是近代中國尷尬的現實。從康梁變法開始，為變革而號呼奔走、為革命馬革裹尸的，往往是知識精英。

沒有一個充分發展的公共領域，就無法讓更多人了解啟蒙者的思想，而啟蒙者的思想得不到充分推廣，只能成為少數人的空想。陳獨秀們的尷尬在于此。陳獨秀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很深刻，對時局常有驚人預見，可是他的應者寥寥，甚至還引起同道者不滿，更不用說鄉間父老。知識精英與普通國民的溝通不暢，于此可見一斑。

但盧梭終究無法成為羅伯斯庇爾。正如《陳獨秀全傳》所說，他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時代，和共產黨的毛澤東時代。蔣借著黨國體制建立起有效的統治，毛則發動農民組建革命軍隊，政治強人取代啟蒙者，無論作為政治家還是啟蒙者，陳獨秀都是落敗者。

與陳獨秀同樣命運的，還有與他“道不同”的老友胡適。作為五四時代的思想巨人，胡適同樣走上政治之路。雖不像陳獨秀為此潦倒半生，但也傷痕累累。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中敗下陣來的陳獨秀，最終對政治的認識與胡適殊途同歸。強調民主、強調健全代議制度，反對強權與專制，讓這對在政治中分道揚鑣的戰友在思想上再度會師。不同的是，胡適從自己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認識中體會到中國實行民主與代議制的必要，陳獨秀則是在個人的政治失敗中痛定思痛，強調民主與反專制對中國的意義。

陳獨秀去世后幾年，同樣基于親身革命體驗的喬治·奧威爾出版了反烏托邦小說《1984》。雖然時空相隔，但其對民主與專制、議會與獨裁等基本政治問題的見解，與陳獨秀如出一轍。
真實的陳獨秀，在政治上不成功，在啟蒙上有局限，在性格上有缺點，但真實而豐滿。同時，一個被貼滿各種“主義”標簽的陳獨秀也存在著，并對公眾產生影響。

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說：“1830年后已無歷史學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學。”作為一位與現代社會有密切關連的人物，陳獨秀不僅是歷史研究的對象，也是黨史編纂學的對象，出于政治角度對其定性無法避免。但這些定性多少與陳獨秀的真實形象吻合，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任務，也是公眾了解陳獨秀的要求。

耶穌曾對圣彼得說，雞鳴之前，你將三次不認我。綜觀陳獨秀的一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遭遇北大解職；作為一手創立中共的黨魁，被開除出黨；作為中國托派的首腦，受到托派成員的孤立。三次大起大落，最終以晚年的凄涼收場，令人掩卷嘆息。因其特立獨行，注定要像盧梭那樣獨自吟行于河畔；因其思想深邃，注定要成為被拋棄的先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