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陳獨秀的棱角，是他作為政治人物的鮮明標記，而這也是他作為政治人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從人格的角度來說，這種棱角是風骨，是儒家所謂“浩然之氣”。從政治家的標準看，這是大忌。相比中共其他領導人，他沒有周恩來的堅忍，沒有朱德的謙和退讓，沒有毛澤東的強韌，棱角只讓他自己在現實的擠壓下鮮血淋漓。個性讓他成為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也讓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y 張耐冬
魯迅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如果孔子、佛陀、耶穌等“圣人”再生，也會被門徒們迫害打壓，等他們死去再作為偶像抬出來。
似乎每個時代都有為眾人所不容的清醒者，被迫害也成了他們集體的命運。只不過，不是所有人都能如孔子、佛陀和耶穌一樣在死后被神化為教主、供奉為偶像。在歷史學家稱為“極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紀，更有清醒者們先被眾人心悅誠服地推為偶像，后因政治原因被矮化、被侮辱，乃至遭千夫所指的怪現象。
“陳獨秀”是一個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但我們對其的了解基本都來自課本里毫無生氣的定性，而這定性大抵是負面的。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國革命及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們只知道他身上的若干標簽：“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和“托派”。但“他究竟是怎樣的人”這類基本問題，卻回答不出。
教科書里，“陳獨秀”是一個思想不斷退化、最終被時代洪流所拋棄的可悲角色，同時這一角色也帶給我們離奇的詭異感：為何這位啟蒙的導師，一手締造中共并成為初期黨首的陳獨秀，居然接連犯下“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最終成為“反黨”之“叛徒”？在舊的解釋框架下，我們只能認為他原本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否則無法坐實這些貼在他身上的標簽。
2011年，《陳獨秀全傳》出版，將這位近代中國“最熟悉的陌生人”一生完整的圖景展現在我們面前。
作者唐寶林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有關陳獨秀、中國托派歷史的研究，曾任“陳獨秀研究會”秘書長。1989年，他就以“從秀才到總書記”與“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為題，出版了《陳獨秀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此次《陳獨秀全傳》的撰寫，是在三十年研究的基礎上重理思緒，再次為陳獨秀這位“終生的反對派”立傳。
談起這本書與此前觀點的區別時，年過七旬的老先生直言，最初進行陳獨秀研究時，他接受中共黨史編纂學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在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對中國托派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但后來經過對資料的反復研讀和采訪當事人，他改變了看法。接觸了蘇聯和共產國際解密檔案后，他發現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執行的是共產國際路線，陳本人對此并不贊成，中共在大革命中失敗的最大責任在共產國際而不在陳獨秀。再如《陳獨秀全傳》中對中國托派懷著救國理想進行不屈奮斗的精神表示同情，并認為托派人士對中國社會的很多認識具有預見性，對托派作為中共反對派的歷史意義提出肯定，也是唐寶林對早期觀點的修正。
此書問世前，關于陳獨秀的傳記作品并不算少，但大部分屬于政治人物傳記，對陳氏的非政治經歷不求甚解。這類傳記中的陳獨秀，一般只有半張臉——“革命”或“妥協”的政治面孔。大部分傳記也是以其在新文化運動至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的活動為主要內容，對陳早期活動、晚年思想關注不多。
原本加給陳獨秀的，有所謂“十大罪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這十條罪名，有些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貼上的標簽，有些則是政治敵手潑來的污水。莫須有的罪名容易清除，因立場不同被加上的稱號不易去掉。因為偽造的罪名可以通過歷史學考證的方式辨明真相，而立場差異戴上的帽子只能在政治學或黨史編纂學范疇內解決。
對今天的讀者而言，這十大罪名中的“主義”類詞匯已經不再是關注的對象，而“漢奸”“叛徒”一類涉及到民族、國家范疇的罪名，才是需要認真解決的。
在涉及到陳獨秀政治活動的章節，《全傳》對標簽進行一一駁正的段落，使得《全傳》看上去不大像一部單純的人物傳記，也兼有史家論著的風格。對一般讀者而言，敘事已足夠?！度珎鳌分械鸟g正內容，無疑是出自史學家撰寫論文的專業習慣，這又與讀者的閱讀習慣有一定差距。若是作者辟專門章節，將批駁對陳獨秀不實評價的文字匯集在一處，也許將使全書整體上更為協調。
讀者希望看到的有些內容，也許不在作者的專業考察范圍，故而點到為止，讀來不甚盡興。比如陳氏晚年時，為其診療的醫生程里鳴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氏未直接回應，但以“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一聯相贈。此種意味頗值得仔細斟酌，比如陳氏是否以此來對自己半生的革命事業做一個總結？還是他對自己書生從政之舉略有悔意？或是對自己后半生的禍福榮辱的感懷？讀者總想看到對此聯的評價，可作者未置一詞。
真實的陳獨秀，并非只是“黨史”或“革命史”中的人物，因此他的很多人生選擇，都出自其個性，而非百分百受到時代洪流的左右。據其晚年回憶，“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這一自述，足可以對其在大革命時期對國民黨、國民革命的態度做出一定的解釋，而不完全歸咎于中共建立初期經驗的匱乏、共產國際脫離實際的決策等理由。
另外，他自稱“性情暴躁”，這一點卻一直被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人們往往只在一些軼事上談到他的性格，諸如他收到沈尹默的詩作，直接跑上門去指責其字體“其俗入骨”，正體現了他直率沖動的性格，但對這種性格在他進行人生中重要問題的抉擇方面的影響，卻并不注意。其實，陳獨秀在面臨人生難題時，常有一種另起爐灶、推倒重來的慣性思路，如組建中共，是在北大以教務長取代文理二科學長（即對陳文科學長一職的實際解除）以后；轉向托派，是在其遭遇黨內處分、被解除中共黨首職務之后。這種思路與他易沖動的個性有何關系，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選擇？這個問題并未受到關注，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都是單純以革命史的角度作出的解釋，即他的選擇都是所謂大形勢的變化驅使的，陳獨秀個人并無太多轉圜的余地，如此一來，陳獨秀便成了革命的螺絲釘，除了完成自己嵌入某個具體時代任務的使命之外，再無作為人的個性可言，甚至連個人情緒都沒有，這是不真實的。事實上，陳獨秀棱角分明，且常有意氣用事之舉，這一點在1933年國民黨開庭審判其“危害民國”的案件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當時陳氏故友章士釗為其辯護，章氏提出應由國民黨與陳氏為首的中國托派聯合“清共”，是為其脫罪，他竟拍案而起，當場直斥章氏之說。面對個人之生死，陳獨秀尚且如此，又怎會在建黨、組織托派等問題上全然沒有個性的作用？
陳獨秀的棱角，是他作為政治人物的鮮明標記，而這也是他作為政治人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從人格的角度來說，這種棱角是風骨，是儒家所謂“浩然之氣”。從政治家的標準看，這是大忌。相比中共其他領導人，他沒有周恩來的堅忍，沒有朱德的謙和退讓，沒有毛澤東的強韌，棱角只讓他自己在現實的擠壓下鮮血淋漓。個性讓他成為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也讓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既然是不合格的政治家，為何偏偏要選擇政治？這是陳獨秀一生最大的問題，也是所有評論者必須回答的問題。
陳獨秀是一個富于想象力的天才，是一個思想深邃的啟蒙者，也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社會活動家。假若沒有成為職業革命家，他會成為大學者，也可能成為觀察家與評論家。在法國大革命時代，他應該是盧梭，而不應該成為羅伯斯庇爾?？墒?，在20世紀上半葉，盧梭偏偏要兼任羅伯斯庇爾的角色，這也是陳一生中最奇詭的事。
回到陳獨秀生活的時代，他的選擇不足為怪。當時投筆從戎者甚多，若不參與革命只以啟蒙為業，難入時代主流。作為陳北大時期的摯友，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積極參與政治，作為其早年的相識，劉師培這樣的大儒也曾是革命者。對政治的積極參與，成為那個時代知識界的共同選擇。于是，并未親身參與政治的魯迅，在去世后除了“文學家”、“思想家”外，也被加上“革命家”的頭銜。
由知識精英充當政治家，不但是中國傳統士人情懷的延續，也是近代中國尷尬的現實。從康梁變法開始，為變革而號呼奔走、為革命馬革裹尸的，往往是知識精英。
沒有一個充分發展的公共領域，就無法讓更多人了解啟蒙者的思想，而啟蒙者的思想得不到充分推廣，只能成為少數人的空想。陳獨秀們的尷尬在于此。陳獨秀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很深刻，對時局常有驚人預見，可是他的應者寥寥，甚至還引起同道者不滿，更不用說鄉間父老。知識精英與普通國民的溝通不暢，于此可見一斑。
但盧梭終究無法成為羅伯斯庇爾。正如《陳獨秀全傳》所說，他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時代，和共產黨的毛澤東時代。蔣借著黨國體制建立起有效的統治，毛則發動農民組建革命軍隊，政治強人取代啟蒙者，無論作為政治家還是啟蒙者，陳獨秀都是落敗者。
與陳獨秀同樣命運的，還有與他“道不同”的老友胡適。作為五四時代的思想巨人，胡適同樣走上政治之路。雖不像陳獨秀為此潦倒半生，但也傷痕累累。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中敗下陣來的陳獨秀，最終對政治的認識與胡適殊途同歸。強調民主、強調健全代議制度，反對強權與專制，讓這對在政治中分道揚鑣的戰友在思想上再度會師。不同的是，胡適從自己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認識中體會到中國實行民主與代議制的必要，陳獨秀則是在個人的政治失敗中痛定思痛，強調民主與反專制對中國的意義。
陳獨秀去世后幾年，同樣基于親身革命體驗的喬治·奧威爾出版了反烏托邦小說《1984》。雖然時空相隔，但其對民主與專制、議會與獨裁等基本政治問題的見解，與陳獨秀如出一轍。
真實的陳獨秀，在政治上不成功，在啟蒙上有局限，在性格上有缺點，但真實而豐滿。同時，一個被貼滿各種“主義”標簽的陳獨秀也存在著，并對公眾產生影響。
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說：“1830年后已無歷史學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學。”作為一位與現代社會有密切關連的人物，陳獨秀不僅是歷史研究的對象，也是黨史編纂學的對象，出于政治角度對其定性無法避免。但這些定性多少與陳獨秀的真實形象吻合，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任務，也是公眾了解陳獨秀的要求。
耶穌曾對圣彼得說，雞鳴之前，你將三次不認我。綜觀陳獨秀的一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遭遇北大解職；作為一手創立中共的黨魁，被開除出黨；作為中國托派的首腦，受到托派成員的孤立。三次大起大落，最終以晚年的凄涼收場，令人掩卷嘆息。因其特立獨行，注定要像盧梭那樣獨自吟行于河畔；因其思想深邃，注定要成為被拋棄的先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by 張耐冬
by 張耐冬
書名：陳獨秀全傳
作者：唐寶林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魯迅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如果孔子、佛陀、耶穌等“圣人”再生，也會被門徒們迫害打壓，等他們死去再作為偶像抬出來。
似乎每個時代都有為眾人所不容的清醒者，被迫害也成了他們集體的命運。只不過，不是所有人都能如孔子、佛陀和耶穌一樣在死后被神化為教主、供奉為偶像。在歷史學家稱為“極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紀，更有清醒者們先被眾人心悅誠服地推為偶像，后因政治原因被矮化、被侮辱，乃至遭千夫所指的怪現象。
“陳獨秀”是一個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但我們對其的了解基本都來自課本里毫無生氣的定性，而這定性大抵是負面的。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國革命及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們只知道他身上的若干標簽：“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和“托派”。但“他究竟是怎樣的人”這類基本問題，卻回答不出。
教科書里，“陳獨秀”是一個思想不斷退化、最終被時代洪流所拋棄的可悲角色，同時這一角色也帶給我們離奇的詭異感：為何這位啟蒙的導師，一手締造中共并成為初期黨首的陳獨秀，居然接連犯下“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最終成為“反黨”之“叛徒”？在舊的解釋框架下，我們只能認為他原本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否則無法坐實這些貼在他身上的標簽。
2011年，《陳獨秀全傳》出版，將這位近代中國“最熟悉的陌生人”一生完整的圖景展現在我們面前。
作者唐寶林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有關陳獨秀、中國托派歷史的研究，曾任“陳獨秀研究會”秘書長。1989年，他就以“從秀才到總書記”與“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為題，出版了《陳獨秀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此次《陳獨秀全傳》的撰寫，是在三十年研究的基礎上重理思緒，再次為陳獨秀這位“終生的反對派”立傳。
談起這本書與此前觀點的區別時，年過七旬的老先生直言，最初進行陳獨秀研究時，他接受中共黨史編纂學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在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對中國托派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但后來經過對資料的反復研讀和采訪當事人，他改變了看法。接觸了蘇聯和共產國際解密檔案后，他發現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執行的是共產國際路線，陳本人對此并不贊成，中共在大革命中失敗的最大責任在共產國際而不在陳獨秀。再如《陳獨秀全傳》中對中國托派懷著救國理想進行不屈奮斗的精神表示同情，并認為托派人士對中國社會的很多認識具有預見性，對托派作為中共反對派的歷史意義提出肯定，也是唐寶林對早期觀點的修正。
此書問世前，關于陳獨秀的傳記作品并不算少，但大部分屬于政治人物傳記，對陳氏的非政治經歷不求甚解。這類傳記中的陳獨秀，一般只有半張臉——“革命”或“妥協”的政治面孔。大部分傳記也是以其在新文化運動至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的活動為主要內容，對陳早期活動、晚年思想關注不多。
原本加給陳獨秀的，有所謂“十大罪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這十條罪名，有些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貼上的標簽，有些則是政治敵手潑來的污水。莫須有的罪名容易清除，因立場不同被加上的稱號不易去掉。因為偽造的罪名可以通過歷史學考證的方式辨明真相，而立場差異戴上的帽子只能在政治學或黨史編纂學范疇內解決。
對今天的讀者而言，這十大罪名中的“主義”類詞匯已經不再是關注的對象，而“漢奸”“叛徒”一類涉及到民族、國家范疇的罪名，才是需要認真解決的。
在涉及到陳獨秀政治活動的章節，《全傳》對標簽進行一一駁正的段落，使得《全傳》看上去不大像一部單純的人物傳記，也兼有史家論著的風格。對一般讀者而言，敘事已足夠?！度珎鳌分械鸟g正內容，無疑是出自史學家撰寫論文的專業習慣，這又與讀者的閱讀習慣有一定差距。若是作者辟專門章節，將批駁對陳獨秀不實評價的文字匯集在一處，也許將使全書整體上更為協調。
讀者希望看到的有些內容，也許不在作者的專業考察范圍，故而點到為止，讀來不甚盡興。比如陳氏晚年時，為其診療的醫生程里鳴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氏未直接回應，但以“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一聯相贈。此種意味頗值得仔細斟酌，比如陳氏是否以此來對自己半生的革命事業做一個總結？還是他對自己書生從政之舉略有悔意？或是對自己后半生的禍福榮辱的感懷？讀者總想看到對此聯的評價，可作者未置一詞。
真實的陳獨秀，并非只是“黨史”或“革命史”中的人物，因此他的很多人生選擇，都出自其個性，而非百分百受到時代洪流的左右。據其晚年回憶，“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這一自述，足可以對其在大革命時期對國民黨、國民革命的態度做出一定的解釋，而不完全歸咎于中共建立初期經驗的匱乏、共產國際脫離實際的決策等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