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我們老說電影，一個電影導演沒拍之前把電影講清楚，拍完以后不必講了，因為電影是要大家看的。我今天來到這，我對這個很榮耀的盛況，因為有這么多人站在這，他是源自內心的參加這個活動，我很感動，這是文學的榮耀，我自己也很榮耀。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學的關系特別微妙，尤其像《霸王別姬》、《活著》都是來自翔實深厚的文學。中國電影《白鹿原》跟小說誕生的時間幾乎同時開始，當它出現那一刻起，張藝謀、陳凱歌導演都先后努力希望把這個小說改編成電影，一直到我這已經二十年了。為什么中國電影人持續不斷的為這樣一部作品，堅持不懈地拍攝，我覺得這部小說對我們來說確實是很重要的。為什么電影界一直想拍這個小說？我覺得這個小說最讓我打動的是他寫了土地和人的關系，經過二十年我們依然還在不停的關注它、熱議它，說明它確實抓住了文學中很重要的東西，什么問題對我們來說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土地對我們是最重要的，我們最了解土地，跟土地的感情也是最深的。

但是電影里面也有一個行話，越好的小說改編電影越困難，因為文學越成功意味著它是最適合文字來表達的，影像跟文字之間在表達的特性上確實有一點各自的差距。電影最大的特性是它在所有形式里面，看上去它最像真實的，它跟我們生活中真的東西接近，它呈現的也是看上去像真的。文字是有一種想象和自由的跨越，這種對電影來講就是一個，而且它的容量也很大。所以當時拍攝《白鹿原》，首先一個痛苦是，電影必須講的很短，因為容量裝不下，所以我當時也急，這個小說拍十部電影都可以，但是拍一部特別難。所以拍電影之前到現在，大家說電影《白鹿原》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說這個小說首先成就了中國最難拍的一個電影，也是當下最難放的一個電影。偉大作品講的故事，《白鹿原》既講歷史故事，也在講述發生在現在的故事，它的故事在書里，也在我們的生活中，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不管怎么說，拍《白鹿原》這么難，這么費勁，像拍五個電影那么費勁，能把它拍下來，首先還得得益于我的體力好，還年輕。

我個人非常感謝陳忠實，他到現場去的時候，我私下跟他說，我要特別感謝你。我拍電影《白鹿原》的過程，通過復原營造歷史這些場景，好象讓我自己去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有一個很感興、很直觀的機會。有的時候你站在那就突然明白了，這個東西既不是電影的，也不是文學的，它是一種臨場的那種感覺。我希望能把臨場的這種感覺通過電影展現出來，通過畫面讓人們感覺到那種意境。我們也有幸通過電影畫面走進影像《白鹿原》，作為我個人我特別感謝陳忠實這本書，他成就了這樣一個小說，也成就了這樣的電影，有這么多人的關心。最后我想說一個個人問題，我也很感謝人民大學，因為我寫劇本的時候我在人大住了一個多月，所以我也很高興跟同學們在一塊，我們曾經有一個多月都是同學。

潘凱雄：謝謝兩位導演。從他們二位簡短的介紹當中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藝術門類對于經典文學的解讀，當然我們同時要批評一下王導演，由于他工作不細致，本來明天可以看的電影我們還得繼續等待，不過好東西等的時間越長味道越好。我剛剛看到微博上有問題，我一邊主持一邊來回答問題。微博上有朋友問，在哪能看到全本。剛才臺上展示的就是二十年紀念版，紀念版就是全版，就是原始版。當然最原始的是手稿版，那個手稿版完全是影印的，陳老師當時在稿子上寫的字，哪里有刪改，不同自體的就是我們兩個責編改的痕跡。所以這兩個版本都是全本，如果說原始狀態就是手稿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茅盾文學獎的版本是小有修改的。這是順便回答一下微博上的問題。

回到我們剛剛的對話上，兩位導演從他們各自所在的藝術門類談了他們對《白鹿原》的理解。搞文學的、搞藝術的，也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一個認識，改編經典是最不討好的事情，費了老大勁還要招人罵說永遠沒有原著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對兩位導演對藝術的執著表示欽佩和感謝。同時我也要問問陳忠實老師，你作為這樣一個原著的創作者，給二位導演的改編，非常真實的、不客氣的做一個評價，打一個分，覺得他們對你作品的理解或者改編傳達的怎么樣？

陳忠實：前幾天楊瀾主持節目，其中有打分，我打了95分。

王全安：這也是我在學校開始念書以來得到的最高分。

潘凱雄：剛剛從文學的角度，從舞劇的角度，從電影的角度，談了各自對《白鹿原》的解讀，這就是文學的見仁見智，也是經典的魅力所在。我們這個訪談已經進行了半個小時，下面一個環節把時間留給在座的朋友們，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和幾位作家、編輯、導演、藝術家有一個直接的互動，我就把主持的權力還給賀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