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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納粹這場戲,通脹是導演

    2012-09-10 07:33

     

    by孫驍驥
    關于德國二戰前后的歷史著述,汗牛充棟。為中國讀者所熟知者,有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撰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柏林日記》等書。不過,妄圖僅僅通過一兩本書全面了解那段歷史,尤其是納粹上臺的歷史原因,只能稱為一種歷史的幼稚癥。包括我即將向大家介紹的這本《紙與鐵》,也僅僅為我們提供解讀那段歷史的視角一種。有心的讀者需要通閱關于德國二戰歷史的各種書籍,然后或能得出一個較為客觀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國史,我們對待任何一段歷史都應該保持這樣的態度。
    說回《紙與鐵》。這是英國經濟史家尼爾·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經濟史界著名的“報告文學家”,擅長把枯燥的經濟史寫得饒有興味、層次分明。他在經濟學上的專業性或許不如經濟學科班出身的學者,但其敏感的歷史意識,讓他常能將經濟分析帶入重大歷史事件當中,道出一般經濟學家所不能道。此書正是從這樣的角度為讀者分析了納粹上臺的經濟原因。
    先從題目講起,這本書名叫“紙與鐵”,它讓人自然聯想到了德國名相俾斯麥的“鐵與血”演說。俾斯麥在1862年9月在會議中答復資產階級想建立憲君主制的要求時有段名言:“當前的種種重大問題不是演說詞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錯誤——要解決它只有用鐵與血。”在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奮的德國公眾面前重復過同樣激情洋溢的演說。只是物換星移,昔日的普魯士已為魏瑪共和國取而代之,令德國人焦慮不已的問題也換成了惡性通貨膨脹,“鐵與血”的歷史詰問讓位給了“紙與鐵”(紙幣與實體經濟)的經濟困境。
    通貨膨脹本身并不稀奇,人類社會自古有之。但幾何級數的惡性通脹,可謂現代紙幣經濟體系的一大毀滅性“發明”。一般來說,通貨膨脹率在100%以上時,被稱為超級通貨膨脹。但惡性通貨膨脹是一種完全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其程度更為惡劣,最后往往導致經濟崩潰、政治解體等無可挽回的局面。
    據統計,德國的貨幣供應量在一次世界大戰前約為60億馬克,戰時快速增長,至1918年一戰結束時已高達284億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脹問題初露端倪。但僅僅如此,還算不上惡性通脹。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有一個著名論斷:“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總是一種貨幣現象。”但如果沿著弗里德曼的話探究下去,我們還會追問: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貨幣供應緣何會陡然增加?作為貨幣現象的通脹又是如何導致了德國的政治思潮的變革?政治變革又怎樣引發了納粹的上臺?尼爾·弗格森在書中提出了他的觀點,他認為:通脹是當時德國政府大幅增加財政支出的直接后果,“為了融資,不僅擴大了公共債務規模而且擴大了貨幣供給,甚至為貨幣無限增長創造了空間。”
    一戰后簽訂的《凡爾賽和約》讓戰敗國德國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加上德國在戰后損失了魯爾工業區這樣的經濟命脈,工業生產值倒退回19世紀末葉水平,城市經濟受到重挫,一時難以恢復元氣。戰后德國國內時局動蕩,暴亂頻發,眼看著就要還不起巨額戰爭賠款,因此,德國政府走投無路之下只好鋌而走險,大量發行紙幣,迫使馬克匯率貶值,增加出口,并通過財政赤字政策刺激經濟。此外,政府資助企業提高薪酬的補助增加,但失業人員依舊在增多,住房補貼、食品補貼等等各項補貼開支不斷增大,“補貼項目一旦啟動,就很難再停下來”,福利開支成為當時德國的一大財政黑洞??偠灾?,貨幣超發、公共開支過大、高額賠款可以說是1920年代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直接誘因。
    德國人事先并沒有預估到事態竟會如此不可收拾。“以議會化、與多數社會民主黨合作為立憲方向;同時通過解除管制和馬克貶值來振興德國商業貿易,哪怕面臨著通貨膨脹加劇的風險。”這是一戰剛結束時德國制定的經濟復蘇戰略。誰想一語成讖,這個計劃美好的前半部分頃刻間化作鏡花水月,而通脹的風險卻實實在在地到來。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偶然嗎?弗格森認為,當時的德國內憂外困,處境艱難,政府除了用財政赤字和貨幣貶值的策略來應付當時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辦法。
    德國人的愿望很美好,殘酷的現實卻把他們美好的愿望徹底擊碎。然而,這個“復興德國”的美好愿望有著一個讓人憂慮的內核——社民主義。有不少人認為納粹的上臺是反猶太主義在作祟,其實不然。猶太人自古在歐洲名聲欠佳,古時從事經商和放高利貸,近世滿世界煽動政治革命,因此常處于人們的猜忌之中。就連法國革命時期的思想家伏爾泰也對猶太人不抱好感。換句話說,歐洲對于猶太人的抵觸情緒長期存在,但卻很少像納粹德國時期那樣,上升拔高到國家政治層面。為什么在那個時期鼓吹“反猶”的納粹黨會獲得言論市場并成功上臺呢?弗格森在書中所論及的“惡性通脹”只是為這段歷史搭了一座經濟的臺,真正上臺唱戲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義。
    眾所周知,德國在政治體制上長期落后于英法等歐洲強國,民主進程緩慢。當年的普魯士王國奉行先軍政治和國家主義,這對20世紀的德國政治文化產生了持續而深刻的影響。而在這個時期,也是馬克思的政治思想風靡歐洲的時期。德國境內成立了不少像是“社會民主工黨”這類具源自馬克思政治理論并且宣稱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便是其中之一。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鼓吹建設“有德意志特色的社會主義”,其特色,在于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雜糅,宣稱在德國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暗中搞破壞的是猶太人。這很巧妙地為德國政府貨幣超發捅出來的簍子找到了一個替罪羊。
    如果說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是一場戲,那么通脹就是導演。德國的歷史經驗說明,政府用通貨膨脹來醫治國家的“經濟病癥”之舉無異于飲鴆止渴。盡管惡性通脹不一定會導致納粹的興起,但在一個國家主義思維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國家,惡性通脹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或許就會招致納粹主義,“紙與鐵”的破滅終究會讓“鐵與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臺。

     

    by孫驍驥

     

    作者: 尼爾·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2-6

     

    關于德國二戰前后的歷史著述,汗牛充棟。為中國讀者所熟知者,有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撰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柏林日記》等書。不過,妄圖僅僅通過一兩本書全面了解那段歷史,尤其是納粹上臺的歷史原因,只能稱為一種歷史的幼稚癥。包括我即將向大家介紹的這本《紙與鐵》,也僅僅為我們提供解讀那段歷史的視角一種。有心的讀者需要通閱關于德國二戰歷史的各種書籍,然后或能得出一個較為客觀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國史,我們對待任何一段歷史都應該保持這樣的態度。

    說回《紙與鐵》。這是英國經濟史家尼爾·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經濟史界著名的“報告文學家”,擅長把枯燥的經濟史寫得饒有興味、層次分明。他在經濟學上的專業性或許不如經濟學科班出身的學者,但其敏感的歷史意識,讓他常能將經濟分析帶入重大歷史事件當中,道出一般經濟學家所不能道。此書正是從這樣的角度為讀者分析了納粹上臺的經濟原因。

    先從題目講起,這本書名叫“紙與鐵”,它讓人自然聯想到了德國名相俾斯麥的“鐵與血”演說。俾斯麥在1862年9月在會議中答復資產階級想建立憲君主制的要求時有段名言:“當前的種種重大問題不是演說詞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錯誤——要解決它只有用鐵與血。”在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奮的德國公眾面前重復過同樣激情洋溢的演說。只是物換星移,昔日的普魯士已為魏瑪共和國取而代之,令德國人焦慮不已的問題也換成了惡性通貨膨脹,“鐵與血”的歷史詰問讓位給了“紙與鐵”(紙幣與實體經濟)的經濟困境。

    通貨膨脹本身并不稀奇,人類社會自古有之。但幾何級數的惡性通脹,可謂現代紙幣經濟體系的一大毀滅性“發明”。一般來說,通貨膨脹率在100%以上時,被稱為超級通貨膨脹。但惡性通貨膨脹是一種完全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其程度更為惡劣,最后往往導致經濟崩潰、政治解體等無可挽回的局面。

    據統計,德國的貨幣供應量在一次世界大戰前約為60億馬克,戰時快速增長,至1918年一戰結束時已高達284億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脹問題初露端倪。但僅僅如此,還算不上惡性通脹。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有一個著名論斷:“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總是一種貨幣現象。”但如果沿著弗里德曼的話探究下去,我們還會追問: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貨幣供應緣何會陡然增加?作為貨幣現象的通脹又是如何導致了德國的政治思潮的變革?政治變革又怎樣引發了納粹的上臺?尼爾·弗格森在書中提出了他的觀點,他認為:通脹是當時德國政府大幅增加財政支出的直接后果,“為了融資,不僅擴大了公共債務規模而且擴大了貨幣供給,甚至為貨幣無限增長創造了空間。”

    一戰后簽訂的《凡爾賽和約》讓戰敗國德國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加上德國在戰后損失了魯爾工業區這樣的經濟命脈,工業生產值倒退回19世紀末葉水平,城市經濟受到重挫,一時難以恢復元氣。戰后德國國內時局動蕩,暴亂頻發,眼看著就要還不起巨額戰爭賠款,因此,德國政府走投無路之下只好鋌而走險,大量發行紙幣,迫使馬克匯率貶值,增加出口,并通過財政赤字政策刺激經濟。此外,政府資助企業提高薪酬的補助增加,但失業人員依舊在增多,住房補貼、食品補貼等等各項補貼開支不斷增大,“補貼項目一旦啟動,就很難再停下來”,福利開支成為當時德國的一大財政黑洞??偠灾?,貨幣超發、公共開支過大、高額賠款可以說是1920年代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直接誘因。

    德國人事先并沒有預估到事態竟會如此不可收拾。“以議會化、與多數社會民主黨合作為立憲方向;同時通過解除管制和馬克貶值來振興德國商業貿易,哪怕面臨著通貨膨脹加劇的風險。”這是一戰剛結束時德國制定的經濟復蘇戰略。誰想一語成讖,這個計劃美好的前半部分頃刻間化作鏡花水月,而通脹的風險卻實實在在地到來。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偶然嗎?弗格森認為,當時的德國內憂外困,處境艱難,政府除了用財政赤字和貨幣貶值的策略來應付當時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辦法。

    德國人的愿望很美好,殘酷的現實卻把他們美好的愿望徹底擊碎。然而,這個“復興德國”的美好愿望有著一個讓人憂慮的內核——社民主義。有不少人認為納粹的上臺是反猶太主義在作祟,其實不然。猶太人自古在歐洲名聲欠佳,古時從事經商和放高利貸,近世滿世界煽動政治革命,因此常處于人們的猜忌之中。就連法國革命時期的思想家伏爾泰也對猶太人不抱好感。換句話說,歐洲對于猶太人的抵觸情緒長期存在,但卻很少像納粹德國時期那樣,上升拔高到國家政治層面。為什么在那個時期鼓吹“反猶”的納粹黨會獲得言論市場并成功上臺呢?弗格森在書中所論及的“惡性通脹”只是為這段歷史搭了一座經濟的臺,真正上臺唱戲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義。

    眾所周知,德國在政治體制上長期落后于英法等歐洲強國,民主進程緩慢。當年的普魯士王國奉行先軍政治和國家主義,這對20世紀的德國政治文化產生了持續而深刻的影響。而在這個時期,也是馬克思的政治思想風靡歐洲的時期。德國境內成立了不少像是“社會民主工黨”這類具源自馬克思政治理論并且宣稱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便是其中之一。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鼓吹建設“有德意志特色的社會主義”,其特色,在于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雜糅,宣稱在德國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暗中搞破壞的是猶太人。這很巧妙地為德國政府貨幣超發捅出來的簍子找到了一個替罪羊。

    如果說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是一場戲,那么通脹就是導演。德國的歷史經驗說明,政府用通貨膨脹來醫治國家的“經濟病癥”之舉無異于飲鴆止渴。盡管惡性通脹不一定會導致納粹的興起,但在一個國家主義思維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國家,惡性通脹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或許就會招致納粹主義,“紙與鐵”的破滅終究會讓“鐵與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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