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金童
蓋洛普（Gallup）是美國一家全球知名的民意調查和咨詢公司，自創辦至今，有70多年的歷史。1936年，蓋洛普、E.羅帕爾、A.克羅斯利以類似的方法各自抽樣調查，成功預言了羅斯福將在總統競選中擊敗艾爾弗雷德·蘭登。蓋洛普獲得了最初的聲譽，同年創辦蓋洛普民意研究所。很快，它成為可信度很高的調查機構，尤其對于美國總統競選的預測，誤差率極低。
民意調查是針對公眾態度、意向，遵循了一套既定程序的調查，它能夠提供整體或特定人群對于某事件或問題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態度背后的意義以及公眾之所以支持這些態度的原因。民意調查不但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反映和度量輿論與民意的重要手段、渠道，也成為歷屆美國總統大選的熱議主題之一。
盡管民意調查最初用于預測選舉，但它如今已被運用在眾多領域。70多年中，蓋洛普致力于測量和分析民眾的態度、意見和行為，得到了各國政府和商業機構的認可。
基于蓋洛普公司多年的全球調研數據，由蓋洛普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姆·克利夫頓（Jim Clifton）和蓋洛普的科學家團隊共同完成了《蓋洛普寫給中國官員的書》（The Coming Jobs War）一書。借該書推出簡體中文版之際，我們采訪了美國蓋洛普中國首席咨詢顧問吳濤博士，請他談談蓋洛普的民意調查及管理咨詢。
問：經濟觀察報
答：吳濤
問：蓋洛普博士最初在設計蓋洛普路徑（發現優勢-因材施教－優秀經理－敬業員工－忠實客戶－營業額持續增長－實際利潤增長－股票增長）時第一步放在發現優勢上，為什么“發現優勢”是第一步？
答：這得回到本源，也就是蓋洛普公司是做什么的。很多人會答，這是一個搞民調的公司。其實民調只是方法。要我說這公司是干什么的，我說它是研究成功，或者說是研究績效管理、績效提升的公司。它研究的成功包括三方面：一是人的成功。這涉及如何定義成功。這和科學研究最相通，你如何定義、如何測量、如何測評……這些都影響到如何管理、如何咨詢。我們經常講，沒有測量就沒有管理。二是企業的成功。為什么有的企業做得比別家好？蓋洛普研究到企業最核心的依舊是人：員工、客戶、經理人，換言之做企業如何能發揮人最大的優勢。三是國家的成功。對國家的研究，也要制定并運用核心的關鍵指標。所以蓋洛普會做全國消費者的調研，關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關心人們的幸福感。
問：幾個月前蓋洛普發布了關于金磚五國的幸福感報告。報告發布的時機有什么特別講究嗎？
答：2006年，我們就開始做關于這一主題的調研，內容涉及全球100多個國家。前陣子之所以做金磚五國的調研報告是為了找一個新聞點，當時大家比較關注金磚五國。
問：那么蓋洛普是在反映輿論，還是制造輿論？
答：研究的選題要選好，需要關注社會、新聞、關心大家關心的熱點議題。比如，前不久有個同事建議我們合寫一篇有關創業環境的報告，比較中東某國和中國。我斟酌了很久，認為他的新聞點不夠。換言之，報告出來后，我不認為有太多人會關心。但是假如我們能做一個關于中國、印度比較的報告，很多人會愿意讀一讀。我覺得還是要反映輿論，過程中，你又不能消極地反映輿論。作為一項研究，既要反映也要引導。
問：《蓋洛普寫給中國官員的書》英文原名是“The Coming Jobs War”。為什么不是“環境戰爭”、“資源戰爭”而是“就業戰爭”？
答：綜合看蓋洛普在全球多國的研究，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希望能有一份好工作。這個問題暫時在中國沒那么突出。經濟好時，大家可能不覺得這件事有多嚴重。經濟不好時，這件事就非常嚴重。幸福的基礎條件之一對任何人來說是有份好工作，它既能滿足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又帶給人成就感。而解決就業是各國政府為保障社會持續發展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業決定國家命運。
問：書中例子說的還是美國，對中國有多大的參考意義？
答：雖然國情不同，但從民眾的角度講，問題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在美國顯得迫在眉睫，從大選來說，經濟說到底就是就業問題。誰能把這個問題處理好，誰就是下屆美國總統。如果奧巴馬能把失業率稍微降一個百分點，基本上就勝券在握了。對中國而言，今天我們的經濟相對比較好，可能你沒感到這么大壓力，但進行消費者研究、民生研究的話，這件事非常關鍵。住房、醫療的基礎是有一份好工作。中國現在的就業率是比較高的。聽起來這是好事，但很多人的工作一般，真正能實現自我的工作恐怕不多。
對于一份好工作，作者認為不光要看現在，也要看未來。世界進一步發展，國際分工越來越細。誰能創造更多的以知識為導向、為基礎的就業機會，對這個國家來講，它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否則，吸引不了人才。從未來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就業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凸顯。
記者：蓋洛普最近發布了一則關于保羅·瑞恩的調查，假如他成為美國副總統的一個調查。39%的人認為他很好，42％的人認為他不太好。在正式結果出來前，調查結果會不會影響民眾的選擇？
答：事情是互動的，尤其生活在信息時代。如果從新聞媒體的研究來看，這是一個鐵三角，競選候選人，媒體和民調互相影響。民調可能反映了民眾想法，通過媒體后部分內容被寫出來，影響民意，民意又反映到民調上。這是相互影響、相互博弈的過程。在美國，媒體是第四權力，可以說美國是四權分立。
問：這份報告是蓋洛普自行發布還是與組織機構合作的？
答：在美國，蓋洛普做民調不接受任何政黨、個人的贊助。同樣，它的調查也不受任何一方影響，它就是客觀反映民意。它關心重大事件發生后，民眾、社會對事件的反映和事件的影響。
問：做這一類的調查和商業調查有什么不同？
答：方法上兩者一致。有些調查可能是蓋洛普自己來做，有些調查受委托做。委托做的調查要根據客戶的需求設計問卷。但客戶不會干預調查方法的使用，大家基本上能達成一個共識。
by榮劍
副標題: 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
作者: 蕭功秦
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2-8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可謂是蕭功秦“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見證者，也是這套理論的推廣者。
蕭功秦是目前中國學術圈內少數幾個能寫文章，能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的學者之一。這么說是因為從1990年代以來，學者的創作和學術生產遭致權力和市場的雙重侵蝕，國家基本壟斷對學術的財力支持，大學教授為博得國家各種課題資助，幾乎全數陷入意識形態生產陷阱。而蕭功秦則是少數幾個幸免于難的學者，近20年來他沒有得到過一分錢的國家資助，他的學術研究是獨立人格的體現。這種獨立性不僅表現在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態度上，還表現在他力圖擺脫當下日趨嚴重的左右對立思維模式，倡導“中道理性”的立場上，體現出他一以貫之的溫和、理性和穩健的思想路徑。
蕭功秦研究的主題是一以貫之的，這20年來他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盡管概念上有一些調整?？偟膩碇v，不管他以前所概括的新權威主義，還是現在所概括的新保守主義，實際上還是抓住了中國制度安排的總特征。
這個總特征，在我看來就是國家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蕭功秦現在試圖以“新保守主義”來重新概括，以區別于以前的“新權威主義”，其實學理細分的意義不大。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進行表述，拘泥于概念的創新反而會導致一定的理論混亂。至少從現在來看，所謂“新保守主義”遠沒有“新權威主義”更具理論解釋的有效性。
新權威主義在1980年代初次登場時，它在學界是缺乏認同的，在當時不斷高漲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中顯得格外“保守”?，F在則不同，國家強有力的控制能力被許多人視為中國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進而國家主義的制度安排被視為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在此社會和思想背景下，蕭功秦的新保守主義主張按理說能夠擺脫其在1980年代時的窘境，成為社會共識，甚至成為執政黨進行新的改革的理論依據。但按我的說法，蕭功秦兩個“主義”提出后，均是“生不逢時”。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并不認可用“威權”、“保守”這套敘事方式來自我定位，這套話語按黨的傳統標準來看也沒有合法性。我對蕭功秦說，你的整個概念系統，實際上和中國的制度運行脫節，始終處在自說自話狀態。這需要我們反思。
過于學術的話語表達，對中國現實制度的解釋往往是有限的。實際中的中國運行，可能和你講的是一回事，但理論和實際又無法重疊。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理論的有效性。比如張木生重提新民主主義，他的潛在前提是，執政黨的理論優勢沒了，需要重新建構?，F在所謂的政治儒學也在找新說法。在我看來，現在沒有一個恰當的理論能夠概括我們現有的制度改革，大家都在找理論資源。但能不能把理論創新或理論的重新發現和現實變革結合起來，目前還沒有破題。制度要轉型，理論也要轉型。
強調理論轉型，對蕭功秦來說，是否意味著他現在應放棄新保守主義這套說法？
從話語策略上講，我們都不能再繼續講新保守主義了，不能再為國家主義提供學術支持。不能因為為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為了把釣魚島拿回來，為了解決南海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繼續維持威權化治理。20年前，講國家主義也好，新權威主義也好，都有利于社會發展。但20年后，再繼續說時，我認為會繼續固化現有體制的弊端，我們不能再提供這樣的學術支持。知識分子需要有新的價值判斷。
我始終不懷疑蕭功秦的憲政情懷以及他對民主、自由、正義等普世價值的追求。他始終把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視為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他設計的威權體制轉型的路線圖，最終走向的是大多數人期待的局面。但是中國歷史上的制度轉型何曾有過理性的時刻？現在它能按我們想象到的最好方式運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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