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鄢烈山

今年5月29日收到鄭州袁庾華的短信，問我可否為馬立誠的新著《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寫書評。我與此公有一面之緣，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此公雖然頑固維護毛澤東晚年思想，不贊成徹底否定“文革”和“大民主”，卻也認同“程序民主”，并能取兼收并蓄態度，在鄭州經營“思想沙龍”時邀請各派學者開講；二是歷經坎坷無怨無悔，時年65歲，精神抖擻，背個雙肩包，坐火車硬座走南闖北。我應承他“看了書再說”。

遂請馬立誠先生寄來該書。書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乃“博源文庫·現代性與中國社會轉型叢書”之一種；我手里的已是第4次印刷了。

作者的宗旨，雖然是將他觀察和研究“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心得介紹給海內外關心中國發展動態的人們，也不諱言自己的社會追求和價值認同，卻是以信史的態度在著述，警惕為個人好惡左右，力求客觀忠實地陳述各種思想派別的基本觀點和政經訴求。第一部分“主題”的第二章“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捍衛者——老左派思潮”，介紹了“老左派”的代表人物、自詡為“毛派”的政治思想與社會改革觀點。相信袁庾華這個所謂“永遠的造反派”，對馬立誠給他的政治“畫像”的可靠性是認可的。

作者對書的局限有清醒的認知，書名為“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并不意味著當代中國社會思潮只有八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界開始進入一個群雄初起的春秋時代”，但畢竟只是“開始進入”，只是“群雄初起”。書中八種“是在當前語境下能夠在大眾傳媒上公開進行論述和博弈的社會思潮”，而非社會思潮全部。不要說那些極端主義與分離主義的暗潮，就是“文革”后公開影響民間社會生活的基督教思潮，也沒有包括在述評對象里。

作者與出版者的態度非常嚴謹，與《中國不高興》之類暢銷書炮制者的作風不可同日而語。全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題”，作者評述八種思潮。第二部分“專題討論”，是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對馬立誠上述主題報告進行評議的發言稿。比如，楊繼繩認為八種思潮可以歸結為兩大思想體系，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李楯提請注意中國的社會思潮有三個維度，即指導思想演進史，思想改造史和思想解放史，并始終處于“整體世界”和“全球化”的語境之下；鄭也夫提出“民間宗教”應該納入思想史家的研究視野。第三部分則是對本書主題有參考價值文章的“相關鏈接”，有助于讀者開闊視野，激活思考。比如，選取王笛的《加強研究下層民眾思想》，可以對活躍于媒體的精英話語糾偏，至少可幫助我們意識到現有表達的局限；另有趙復三的《注重民間思潮的歐洲思想史》是向人們介紹歐洲思想史家可資借鑒的經驗?？梢姳緯哂泻軓姷拈_放性，成一家之言，卻并不獨斷自雄。

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關注現實，納八方風云于眼底，又實事求是，取學術中立而包容的立場，客觀述評，不將個人愛憎情感卷入作為研究對象的思想潮流中而致使理性陷溺，社會觀察家、政論家馬立誠的文風，恰似宋人潘閬《憶余杭》詞之十所云：“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除了學術道德規范，在具體內容上該書還有以下幾點特別值得一提。

總體把握準確。作者在前言中已闡明，“這八大思潮有兩個特點：一是‘問題意識’；二是這些思潮與西方社會思潮有密切的聯系”。前一點不用多說，八種思潮都是要解答“中國向何處去”，既“望聞問切”，又開藥方。關于后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當代中國社會主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根源于斯大林主義的毛澤東模式社會主義（即本書中所說的“老左派”），毛澤東時代被批為“修正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以及激烈批評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新左派，這四種思潮都是社會主義的分支，都來源于西方，是所謂“反西方（資本主義）的西方”。民族主義思潮與民粹主義思潮，其定義、闡釋和研究的理論框架也都是來自西方，雖然也可以從中國古籍中找到若干“本土資源”。自由主義思潮，不用說更是標準的西方舶來品，以致在改革開放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仍與“人道主義”、“人權”等概念一樣帶有貶義，只聞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卻并無對應的“無產階級自由化”。至于第八種“新儒家思潮”，不過是西方文化保守主義的“中國特色版”。八種思潮之所以與西方“剪不斷，理還亂”，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一開始，就是對西方沖擊的因應，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的如今更不可能“光榮孤立”。

有血有肉可讀。雖說作者介紹的是社會思潮，而非象牙塔里的風云，原本與普羅大眾有關，但每種思潮的流變梳理得這么清晰，簡明扼要地概述其思想特點，又通過選擇若干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言論），或呼風喚雨的典型事件來展開，頗有故事性，對于人們了解某種思潮的要點很有助益。如第二章講“老左派思潮”，簡述30多年來“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捍衛者”先后四波進攻，其決絕性一波高過一波，讀來真有錢塘江觀潮“萬面鼓聲中”的感覺。第一波，是圍繞“兩個凡是”與真理標準的交鋒，主要在政界高層展開。第二波，是1989年風波過后，“老左派”認為清算改革開放的時機來了，就是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矛盾直接對準鄧小平，卻以“十四大”確立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主要是防止“左”而告一段落。第三波是“四份萬言書抹黑私營經濟”。“老左派”失去了利用報刊發表文章討伐改革開放的“陣地”，就四處散發“萬言書”，以便影響公共決策。第四波，似圖窮匕首見，“老左”不僅寫“公開信”，還利用網絡和海外媒體，逕直呼喚再來一次“文革”。年逾九旬的前冶金部副部長馬賓自費印刷的《紀念毛澤東》，公開提出“徹底為毛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梅俏所著《毛澤東的“珠峰”》，高調歌頌“文革”。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則在2011年6月15日為英國BBC撰文，極力為“文革”辯護，并在隨后發表的《重慶模式成敗與中國政治前景》一文中，大罵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廣東。我雖然關心時事，卻輕蔑地對待這些“老左”，不大關心他們說了些什么。讀馬氏此書，雖談不上驚心動魄，卻也有滿紙烽煙之感。
考辨正反異同細致。誠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這八種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爭辯”。應該說，不僅其存在與涌現客觀上都有“合理”（合乎邏輯）的社會基礎，而且對于社會問題的認知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至少在理論上有相反相成的影響，在對現實的判斷上可起警鐘作用。比如，作者雖然不認可“老左派”要走回頭路的政治主張，認為其開錯了藥方，但承認他們對現實問題的敏感，對底層民眾疾苦的關切，特別是對貧富懸殊、腐敗叢生的抨擊，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執政者若能從中聽取社會怨聲，可以促進政改和社會公正，紓緩一部分人的焦慮，防患“仇官、仇富”的民粹主義抬頭。

作者在第三章《新左派新在哪里》里，開宗明義就是辨析“新老左派有什么區別”。新左派不再熱衷繼承斯大林主義的蘇聯遺產，也很少操弄“階級斗爭”、“計劃經濟”之類話語，他們引用的主要是西方新左派如“新馬克思主義”、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理論，不同于老左的唱“舊時曲”，反而打扮得很時髦，但他們共同之處是反“市場拜物教”，反全球化，嘲諷與現代性相關的啟蒙與理性精神，也有部分新左贊賞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作者對中國大陸“新儒家”與海外“新儒家”的相承與相背，對其代表人物、活躍分子蔣慶的建立儒教政權、張祥龍的建立儒家文化特區、康曉光的“儒化中共”、陳明的“公民儒教”等主張都有介紹與評點，使讀者對“國學”復興中這些“王者師”般人物的高見與對策一目了然。

關注源流與演變。作者對眾說紛紜、定義模糊的“民粹主義”，嘗試性地歸納了它在當代中國的六大內容，一是極端平民主義；二是反對代議制民主，主張直接“大民主”；三是“均貧富”，要求結果均等；四是鼓吹“革命道德”高于法律；五是在反對權威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同時，極端崇拜魅力型領袖；六是不耐煩漸進改良，而熱衷于暴力和推倒重來。作者讓我們注意到，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的口頭報告中也曾反對民粹主義，即“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這個民粹主義的定義是列寧反對俄國民粹派時講的，毛澤東拿過來了（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對于思潮演變的描述，莫過于“新左派”令人驚詫。新左派一直是反市場、反全球化的，當然也就反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反對中國加入WTO；然而自從2008年提出“中國模式”之后，新左派一反過去對改革開放的質疑與批判，一擁而上盛贊“中國模式”，成了國家主義者。學術分析不能一概以政治投機視之，作者尋找其內在邏輯，揭示其理論源頭如德國施米特主義等。

馬立誠在前言中說，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構建有利于思想創新的寬松環境，是促進文化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必經途徑；當今中國各種思潮的交流、交鋒與交融，是有利于中華民族文化創新的新氣象，也是軟實力噴涌的源泉。不說這么宏大的宗旨，最起碼的，讓各種思潮平等交流，百家爭鳴，有利于面對利益分化、文化多元的現實，就解決當下重大的社會問題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