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編纂學 

圖書館員可能將本書置于“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類目之下。歷史編纂學就是“歷史撰述（the writing of history）”，此處或有必要稍作說明。該詞可用來指稱歷史撰述的三個方面中的任一方面或多個方面：描繪性、歷史性及分析性。 

描繪性史學（descriptive historiography）認可歷史學家通常所作的歷史，并就標準方法、標準程序加以描繪。1990年，筆者所著《歷史知識的本質》（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書就屬于這一類。相似內容亦在下列各書中占有相當篇幅，例如克拉克（Kitson Clark，1967）、埃爾頓(Elton，1967 and 1970)、馬威克（Marwick，1989，chapter 5 and 6)、塞爾敦（Seldon，1988）、夏弗（Shafer，1974）、托什(Tosh，1984）等。若以史學研究概論而言，筆者尤其推薦馬威克與托什二人的作品。 

歷史性史學（historical historiography，以下簡稱史學史）追究自希羅多德（Herodotus）以來兩千五百年間的歷史撰述方式。此類通論著作中的佳作如湯普森（Thompson，1942）、巴恩斯（Barnes，1962）、富特（Fueter，1968）等。就像歷史本身一樣，史學史亦有分類，通常是根據分期、國家或專題而定。每一類別下都有圍繞同一主題的許多著述。當然，也有以個別歷史學家為題的史學史，例如《布萊克威爾歷史學家辭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eds.Cannon et al.，1988)、伯克(P.Burke，1990)、坎農（Cannon，1980）、卡爾博奈爾（Carbonell，1976）、費羅（Ferro，1984)、海厄姆（Higham，1963）、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68）、伊格爾斯（Iggers，1983）、伊格爾斯與帕克（Iggers and Parker，1980）、凱伊（Kaye，1984）、諾維克（Novick，1988）、帕克(Parker，1990）、佩羅（Perrot，1992）、斯托亞恩維齊（Stoianovich，1976）等。在此特別推薦凱利（Kelley，1991）的歷代史學家觀點匯編。它不但列舉了回答卡爾（E.H.Carr）膾炙人口的命題《歷史是什么？》的各種相異的答案，而且顯示了，現代批判性史學中的眾多議題古已有之。 

分析性抑或批判性史學(analytical o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則研究撰史時產生的觀念問題及哲學問題。實際上，它與分析歷史哲學或批判歷史哲學相重疊。二者差別或許只在于前者從歷史學家方向前進，后者則依循哲學家方向出發。本書屬分析史學，擁有相同性質的著述還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卡爾（E.H.Carr，1964）、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1960）、韋納（Veyne，1984）。而較偏向哲學方向的則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柯林伍德是史學家也是哲學家）、阿特金森（Atkinson，1978）、懷特(H.White，1987）、奧拉夫森(Olafson，1979），當然也少不了黑格爾（Hegel，1975 or 1956)。 

除了上述三類之外，還可加上史學要略或導讀（survey or guide）。這類著述意在表述歷史撰述的部分領域或方法。較近的作品有1991年伯克所編（P.Burke，1991），各章中包括婦女史、微觀史學（microhistory）、口述史、閱讀史、影像史、身體史（history of the body）等。同類作品還包括芬伯格（Finberg，1965）、達爾澤爾（Dalzell，1976）、吉爾伯特與格勞巴德（Gilbert and Graubard，1972）、拉布與洛特伯格（Rabb and Rotberg，1982）等。此類作品當然重要而實用，只是輯取的內容遠少于省略的部分。自“二戰”以來，可供歷史學家選取的主題大為增加，幾乎無窮無盡。部分原因顯然出于年鑒學派及其“整體史或全球史”觀念的影響。[See Stoianovich（1976），especially ch.4.]于是各種人類活動，自天文學、母乳喂養至快艇競賽、古箏彈奏等，莫不有自己的歷史（抑或即將就有）。至于各種人類群體，如漁民、修道院長、禪宗佛教徒、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等，亦復如此。 

每當新主題或新界定的族群引起人們的注意，必將有人為之撰史。這些主題乍看可能怪誕、難以界定，但只要這些史著符合嚴肅的歷史學術規范，就沒有理由說它們不可有歷史。確實，有足夠理由說它們應該有歷史。盡管傳統形式的歷史撰述者不屑一顧，盡管拓荒者在過度熱情之下可能會過分夸大所屬意的主題的重要性，仍然應當嚴肅看待這些主題。因為人類生活并非發生在歷史學家劃定的獨立的區域內：人口統計的實際情況將影響到政治史，宗教信仰可影響到經濟史，地理有可能是軍事勝負的關鍵。年鑒學派籌劃的全球史，并非只著眼于無數個別歷史的搜集；相反，它訴諸對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認識，并期盼能將一切歷史現象納入該結構之中。[See Stoianovich（1976） and Braudel（1975；1980；1981-4）.]他們的特定方案或許難以實現，然而他們的觀念，即原則上每一類歷史均可與其他任一類歷史相整合，則正確無誤。不僅新的歷史事實，而且新的歷史洞見或認知，都能夠而且應該改寫既有歷史。故每一世代均重寫歷史，其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