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霆
老友楊憲益告別這個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已屆兩周年，故人備感懷念。2009年暮秋時節，這個被西方天主教徒稱之為“涕泣之谷”的花花世界送走了一個淡泊名利、視金錢為糞土的老文人、老名士、老酒徒。這也許對于雙方都不是壞事。對于這個喧囂、張揚、拜金又拜權勢的現實社會，憲益兄早已無所留戀，當然，早在他90周歲之前，就曾對我講過一番既平淡又深刻的話。大意是：漫長的生活閱歷告訴我，這個世界，特別是目前這個處于“崛起”、“復興”的中國，已經日漸接近了他的“巔峰”。其外在的輝煌使人感到耀眼，甚至于使人仰視。但，所有這些光彩四射的貢獻與業績似乎和我們這一代畢生崇尚真理、追求正義與公平的讀書人無關。我和我的朋友們苦苦為之奮斗的目標，似乎永遠是一場鏡花水月，是一場虛幻的美夢。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大都如此。
他還補充說：“亨利克·海涅，似乎說過一句有關收獲與播種的名言。但，我已無法判斷當年我們這些滿腔熱血的愛國志士播種的是什么，而目前我們的晚輩們又收獲到了什么……”
楊憲益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孤獨和淡泊中究竟悟出了什么樣的生活真諦和生命真理，我一直半知半解，而未能得出具體的結論。不過，他的話倒使我在與他相交相處長達一個甲子的悠長歲月里，先后感覺到了他從樂觀主義轉向悲觀主義，又從悲觀主義返回樂觀，又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最終歸于悲觀，產生了一種“虛無”之感。我和楊憲益兄在解放前的南京，都屬于既是中共地下黨的“統戰對象”，又是為地下組織提供某些信息（即“情報”）的“進步知識分子”。不過，由于紅旗插上石頭城，“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從長江路（當年稱之為“國府路”）的總統府頹然飄落，我穿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裝，成為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接管干部，楊兄則在組織的安排下成為一名為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服務的兼職干部，任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兼“民革”南京市的召集人。后來由于南京市文聯（全國解放后第一個“地方文聯”）成立，我分配到文聯，并奉命“團結”楊憲益等一批較有影響的學者、文化人（楊兄曾與“南大”胡小石教授同列一份高級統戰對象名單）。于是，在深入地接觸中漸成密友。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早在建國初期的1951年，我正在金陵城內“身兼六職”，成為一名有職有權的“中層干部”時，楊兄卻由于在南京“民革”的改組、選舉工作中違背了黨委的意志，闖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禍。作為一名“非馴服工具”，當然難免被整肅、修理，以改造其思想觀念。于是楊憲益兄一度被組織送到蘇州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去學習、審干，在長達10個月的學習期間，重點在于“交代家庭、教育、出身”之類的問題。幸而當時中共中央以“東道主”的身份在北京召集了一次建國以后的第一次“國際會議”，以“和平”、“反帝”為主題的“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大會”（按：位于北京東城金魚胡同的那座由老一輩建筑家楊庭寶設計的“和平賓館”，就是當年召開“西北地區和平大會”的歷史見證）。
建國初期，我國新培養的外語人才較少，未能滿足當年“外宣”的需求，當時周恩來根據“白區”老黨員、翻譯工作者劉尊棋的推薦，下命南京立即將楊憲益夫婦（記得由于戴乃迭是英國人，調動頗費周折）限期速送北京。就這樣，楊兄才得以暫時擺脫更大的整肅與苦難。但，始料不及的是我這個少年得志的“革命干部”，淪為了堅持獨立思考、無視南京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指示，被“雙開”，以“南京文藝界反黨集團”為首者的身份被拉下馬。1953年歲末，我與楊兄在北京南河沿11號國際宣傳處宿舍相見時已成為“階下囚”（“被管制分子”）。即當時人們習慣講的一名“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了。當時我認為自己嘗到的苦難已是最終結論，一生很難翻身，然而，楊憲益卻根本不問我的“肇事”，敢于沖撞頂頭上司的事件經過，也不認為我將以體力勞動終其生。（當時，我已在南京被強制勞動長達10個月之久。）我們在劫后初次相見，一切習慣如舊——楊兄款待我的是“紅方”（威士忌）、巧克力和英格蘭曲奇餅。記得那是一個大雪之夜，我踏雪訪友的忐忑心情竟然被“楊氏沙龍”（當然，那時尚無此種聚會，故妄稱之）的溫暖“焐”得忘卻自己的所謂“待罪之身”和現實處境。在橫穿霞公府、王府井、金魚胡同返回到我借住在朝內南小街的陋室時，我夜不能眠，反復思考，何以楊憲益會如此，“敵我不分”，和一名正在“被專政”的反黨分子依舊稱兄道弟？他不僅給我以物質、經濟上的援手、更難能可貴的是給我以信心與危難中的希望。
后來，“文革”期間我們依舊相濡以沫：他曾作為“國際間諜”特嫌被關押在半步橋長達四度春秋，我則攜妻子“下放”平谷山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被監督勞動直至那顆“紅太陽”隕落。上世紀70年代第三春，當我和憲益二人再次在百萬莊外文局專家樓同飲“五糧液”時，酒過三巡，我們不約而同地悟出一個真理、即他與我淪為“反黨”“反革命”的根源在于我們習慣于獨立思考、堅持真理而不屈從于權勢，聽從自己的良知驅使，而不甘于接受上司高官的耳提面命，這種共識與同感對于我這個社會影響有限的知識分子也無甚大礙，但對于楊憲益這樣的名人、超國界的“頭面人物”則大不相同，終于在楊兄紅極一時之際，一場發生在北京市中心廣場的“政治風波”把他沖擊得險而又險，他喪失了來之不易的黨籍，幾乎再次身陷囹圄。90年代上半葉，他和菲律賓的前總統阿吉諾夫人和印度的德勒薩大修女同時站在香港大學講壇上接受榮譽博士（文學）學位。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最高級、最具“含金量”的獎勵與評價。這是對于世上一切不肯屈膝，寧肯為此犧牲而不會緘默的大勇者的肯定與歡呼，學位只不過是另一種“桂冠”與“里程碑”。
楊憲益在他的“臥龍崗”——后海小金絲胡同照舊吸他的“春城牌”廉價香煙，顏色誘人但毫無芳香的“錫蘭”（斯里蘭卡）紅茶待客。淡定無為地當他的“散淡的人”，并且極其達觀的面對氣勢洶洶的癌細胞，淡然迎接其最后的解脫。
兩年前的十一月下旬，我曾應厚愛楊兄也兼及筆者的編輯邀請，先后在北京、南京、廣州發表了悼念楊憲益的文章。其中一篇在秣陵秋色中發表的“悼楊”文就是對于某些好心人的強加于他身上的“散淡的人”加以否定。我認為，綜觀楊氏一生，從來都是極講原則的，以良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一名斗士，在大是大非上從不妥協、不讓步、不抹稀泥。稱之為“散淡的人”也許并無惡意，但，這一類的“友好人士”可能是想以曲筆維護其安全，也許根本就是出于某種誤解而出現的“皮相”式判斷。記得一位聽到楊兄以英語講出“時代最強音”的朋友在深夜和我通話，并且十分激動地朗誦起了魯迅翁“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悲壯詩篇。
楊憲益兄離開這個不折不扣的“鍍金的城”和讓人為之眼花繚亂的京都，告別其位于什剎海南岸的“茅廬”，已經大概700多個晝夜之久。但，在這段不算悠久、也不能說短暫的日子里，我們不僅見到人們面對紙醉金迷的人間伊甸園的沉醉與依戀，同時也漸漸習慣于一些當局者——猶如奧林帕斯山上群神的泰然、儼然與淡然。對于一切的社會罪惡與道德崩盤一笑置之。對于所有不識時務者“偶語”與“誹議”，大人物們往往以一笑“嗤之”。真道是“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這些天，美國朋友們在其憲法保護傘下大鬧華爾街，又放言“占領華盛頓”。四顧之下，這何其天真、純潔，又何其可愛、可悲……
我在夢中，忽見楊憲益兄在另外一個世界上被奉為“詩歌之神”，并且在白（蘭地）、伏（特加）、茅（臺）的沉浸下漸漸的衍化為一位“散淡的（仙）人”，果如此，真是皆大歡喜
2011年10月17日下午德外西望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