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霆/文

早在61年前遭到封殺和毀滅性大批判的“毒草”電影、傳記體故事片《武訓傳》，最近竟然在一夜之間起死回生，公開發行了“未刪節”的正版DVD。莫非有人推翻了當年《人民日報》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中的“歷史”結論與政治結論？就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70周年前夕出現這樣一件使人關注的事情，不能不使人浮想聯翩。

距這件塵封已久的歷史冤案，已經過去61個年頭，不僅編導孫瑜，主演趙丹、張翼、黃宗英、周伯勛等人大都死去或者逐漸被人們遺忘（估計只有在片中飾演小桃的王蓓女士還在人間，也還能回憶起這段使人心悸不已的往事），連當年的廣大電影觀眾至今尚在人間而且能有較清晰的記憶者已為數有限了。所以，從教育群眾、還原歷史真相的角度來說，為杰出而有代表性的故事片《武訓傳》翻案、平反、正式恢復名譽的重要性，似乎也不甚重要。“往事越千年”,領袖一言，從上海、南京到“紅都北京”直鬧得全國上下、特別是每一位“舊知識分子”恐慌萬狀、六神無主。

發生在清朝末年山東館陶地區的“義丐”武訓，以其畢生精力獻身于他念念不忘的“興辦義學”，讓窮苦人家的子弟得到讀書識字的機會，從而擺脫其被欺壓、被踐踏的悲慘地位。這樣的行為、這樣的理想，以一個目不識丁、遠遠無法稱之為“儒生”的乞討者而論，究竟有哪一點是值得非議的呢？一向敢于向“竊國大盜”、“國民公敵”、“四大家族”刺刀見紅的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和“左派”人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足兩周年的1951年5月20日，就以“中央黨報”為主陣地對于電影《武訓傳》發動了全面批判、全面圍攻，無論如何都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所謂中國大陸的50年代第一春，除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外，在祖國百廢待興的時候“抗美援朝”，那么，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甚至是“鬼門關”頭，領導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武器狠批、猛批《武訓傳》，并欲置上海那批“黨內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呢？這個問題在當年是很難找到準確答案的。但是，時至61年后的今天，答案就十分清楚了。

我們不妨粗略地回顧一下歷史：在當年以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發射出一枚耀眼的信號彈以后，不僅上海、南京一帶的文化教育界領導干部夏衍、黃源、于伶和陳望道、吳白韜等等紛紛做出“深刻的檢討”，一致認為對于武訓向地主階級“屈膝投降”的丑行“無法容忍”，更“不應歌頌”。同時，也許是更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把全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引入一個嶄新的戰場：所謂“全國高等院校拔白旗、樹紅旗”運動，以及隨之展開的批判胡適哲學思想——以及對老一代著名“紅學家”、詩人、文學家俞平伯的批判。在對老教授、老作家的攻堅戰或曰“殲滅戰”中，不僅把梁漱溟、馮友蘭、湯用彤、熊十力等一批所謂“主觀唯心主義”或者屬于“實用主義”的“大師級”知識分子揪出示眾，而且把他們批斗得灰頭土臉、體無完膚。

必須看到，在對待過敵人、對立面和“不可信任者”之類的人物之后，緊接著，鞭子就指向了昔日在“國統區”的“同路人”和“戰友”胡風，以及以他為中心的文藝界“七月派”。于是，在公元1955年上半年，最高領導人在接到胡風30萬言的“上書言事”之后，批注了“關于胡風反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并親自督戰，指使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一鼓作氣在京、津、滬等地一舉逮捕了以張光人（胡風）、梅志為首的多達300余人的“欽犯”。許多文藝工作者無端陷入黑牢，有的長達二三十年之久，甚至有人不幸死于非命。一度被“御批”為最最兇惡的“反革命分子”的阿壟（陳亦門）就以不到40歲的華年死于天津獄中。

就在此案剛剛告一段落之后，“反擊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偉大紅旗又舉了起來，批斗對象由一批又一批“自命不凡”、“桀驁不馴”的“秀才”身上漸漸引向多年的戰友和朋友。緊接著，“廬山會議”又一舉揪出了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乘勝在全國、全黨范圍內清理出最少55萬“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不過序幕剛剛拉開——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先后演出令人心驚肉跳的悲劇或鬧?。罕淮虻沟膰抑飨串斈甑谝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繼由“中央文革”四大“欽差”專政的同時，又“欽定”了一位“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帥林彪……然后，“大快人心揪出四人幫”，又祭起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將那位“英明領袖”的“兩個凡是”拉下馬。從而開始了“黑貓白貓”與“摸著石頭過河”的新時代……

俱往矣。也許透過歷史的檢視，人們會認清發生在1951年5月20日的“全國、全民批判反動電影《武訓傳》”的真實用意以及其難以磨滅的歷史意義——批武訓這一記“悶棍”，其實并非針對上海電影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它不過是為其后一場比一場“精彩”的大批判、大圍剿、大殲滅做出鋪墊。61年前的痛批《武訓傳》，與其后揭批黨內大哲學家楊獻珍的“合而為一”、揪出黨內的馬列主義學者李達、華崗等，無一不是為大樹特權與“戰無不勝”的思想打好前站，奠定歷史的基礎，樹起千古不拔的基業。然而，任何一個尚有良知、尚具分辨能力的人都會發現，“皇權世襲”的體制與社會早已隨風而去，勢難死灰復燃，借尸還魂了。不僅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時代難以重現，那個距離我們不算太遠的約瑟夫·斯大林式的“蘇維埃大帝國”，不是也早已被那些聯合起來反集權的覺醒公民們打了個“稀巴爛”。雖然有人還會對著蒼天、對著冥冥之中的造物者與宇宙的主宰者高呼、乞求那種“大一統”的王朝魂兮歸來，但無論如何，那總歸是一個癡人說夢式的笑話，毫無實際作用。

然而，我不能不向列位說一下，我作為建國初期的一名基層文藝領導干部（按：1951年我曾擔任南京市劇影管理、審查委員會總干事，南京文聯劇影工作委員會總干事并兼任南京市影評工作者聯誼會總干事，南京《人民電影》周刊執行總編輯）恰好處于中央領導號召全國、全民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風口浪尖，不可能躲過這個“政治運動”的沖擊。我為了在《人民電影》周刊審發、撰寫過幾篇稱贊或肯定過“反動電影”《武訓傳》的影評，曾反復當眾檢討，承認自己存在“觀點錯誤”、“思想覺悟太低”，甚至于不得不在大會主席臺上“流出了懺悔的淚水”。

而最最值得一提的，則是繼“全國全民批判《武訓傳》”這場風暴后不久，當時在中央電影局任副處長的江青“親自掛帥”，組織起為批判《武訓傳》而組成的“革命歷史影片”《宋景詩——黑旗軍》，同時改組了以袁牧之、陳波兒為首的中央電影局。這也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