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霆/文

今年是我的老友、“同案犯”、才華橫溢的小說家、劇作家路翎兄的九十歲冥壽，也是他不幸辭世十八周年的日子。在他的身后，他的遺孀和長女曾經希望通過我的關系促成他的史詩型的長篇巨制《財主的兒女們》搬上屏幕；但我未能促成此事，至今深感愧疚與不安。當然，這不僅僅是我人微言輕、力不從心的緣故；時代的變遷不僅使人們的道德標準發生變化，也使一代讀者、觀眾在審美觀念上出現巨大差異——不論這種差異是進步的或是倒退的。懷有這份遺憾，我必須寫這篇紀念文章，藉以自譴也藉以遙祭這位實際上是夭折的文學天才。

路翎其人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興，南京人。出生在極具“秣陵特色”的中產階級聚居區明瓦廊。他出生于一個小官僚的家庭，“幼而聰穎”。1935年在江蘇省立江寧中學時就以文才聞名，是全班級“國文習作”的尖子和“冠軍”。據他后來回憶，當時他喜愛俄羅斯文學，對于屠格涅夫的《羅亭》特別“陶醉”。1937年冬，南京淪陷前他隨家沿江逃難，到了當時的陪都重慶，就讀于四川中學，并在紛亂的戰火中開始文學創作。1939年，他棄學謀生，當過抗日宣傳隊的隊員、碼頭的管理人員。1940年春，他向當時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中獨樹一幟的“七月”文學雜志投稿，從而結識了“七月派”的創始人和領導者胡風。胡風發現這位年輕作者的才能傾向于形象思維，在結構情節和塑造人物時具有較大潛力，于是就勸他少寫評論性的作品，不妨嘗試寫些小說。胡風的這個“指引”，堪稱慧眼識人。

路翎在重慶北陪一所政府研究機構當辦事員時，感受到礦區火熱的生活和社會的矛盾，也從現實生活里看到了礦區婦女所蒙受的苦難。在難以抑制的創作激情沖擊下，他奮筆寫出了轟動一時的短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這是一部反映中國抗戰時期勞動婦女的生活、愛情和理想的杰出作品。小說在某種程度上詮釋了“主觀戰斗精神”，以及“精神奴役的創傷”的文學創作觀。就這樣，路翎在一夜之間成為大后方“洛陽紙貴”的青年作家，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左翼文藝理論家、詩人，出版家胡風的“愛徒”。當時人們都熟悉“七月派”的代表性詩人田間，而“七月派”小說家則非路翎莫屬了。

中國的學人幾乎都熟知老子（李冉）的名言“福兮禍所依”。我想，如果說路翎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以《饑餓的郭素娥》震驚了國統區的文壇，又以其小說集《在鐵練中》奠定了“史詩型”作品的地位；那么，隨之而來的則是風華正茂的路翎在以剛滿18周歲的稚齡挑戰文藝界諸前輩，以其“社會萬花筒”和長江中下游“社會編年史”式的長篇小說《財主的兒女們》（80萬字）傲視文苑，大有直追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之勢。

他于1946年重回故鄉南京后，由于話劇表演藝術家、國立劇專校友劇團團長黃若海的贊賞與支持，寫成了一部反映內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苦悶、彷徨與斗爭的四幕話劇《云雀》。此劇與夏衍的名劇《芳草天涯》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在塑造中國的知識階層典型人物方面則無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定的規則與“紅線”，因此且不論《云雀》演出的成敗，以及路翎在其話劇“處女作”問世后努力追隨俄羅斯的偉大作家、文學巨人契柯夫的努力如何，他已經不可救藥地站在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對立面，成為一個遲早被萬炮齊轟的靶子。

路翎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版本與斯大林、毛澤東的版本也并不相同，他對于“偉大的紅軍、紅色政權”的描寫，或者缺失或者不甚準確。這和文學前輩茅盾的路數頗有不同之處，因而也暗中留存下了隱患甚至“殺機”，這當然只能怪作者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與變異缺乏正確的估算與預見了。

我和路翎的交往

我和路翎相識于1947年南京鳴羊街2號的“國立劇專校友劇團”，由該團團長黃若海、宋清濤介紹。當時路翎是一位鋒芒畢露的半職業作家，我的身份則是一位文藝副刊的編輯和劇影評論家（按：黃若海這位支持路翎成為“中國契柯夫”的表演藝術家也于1955年被中央電影局打成“胡風集團分子”，文革期間暴死于河北茶淀勞改農場；另一位宋君則隨“二野”進軍大西南后，音訊杳無了）。

筆者本人由于1949年4月下旬南京易幟，我和路翎相逢于香鋪營1號。這個建有兩棟法式洋房，院中植有高大雪松、花壇布滿鮮花的院落，最早是“汪偽行政院秘書長兼外交部長”諸民誼所建。其早期的招牌是“中日文化聯誼社”。在1945年秋季軸心國敗于盟軍，“汪記”政權土崩瓦解之前剛剛修建成一座小型劇場和“文化會堂”，該會堂是為迎接當時的紅歌星李香蘭而建，但未料此女在該會堂高歌一曲《支那之夜》后不久就在“偽滿”成為蘇軍的階下囚。國民黨由渝返京號稱“還都”后，1946年底這里被其“文化頭目”、“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相當于今日中宣部部長）張道籓看中，于是招牌改書“中國國民黨文運會”，僅三年，“百萬雄師過大江”后被南京地下黨接收，不久就被分配為南京軍管會文藝處的辦公處。我和路翎則是在這個歷經三代的“歐式大院”里相逢的。當時我們都穿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佩“軍管會通行證”臂章，二人相逢后樂極相擁，尚未知幾年后會先后被打成“反黨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噩運。

最初，路翎擔任文藝處創作組組長，我是其屬下的創作員。不久因為工作需要，我就聽從“組織安排”改任南京文藝處“審查室總干事”去從事行政工作了。但遇到有關劇影創造演出方面的任務，我們總會并肩作戰的。如1949年“歡慶寧、滬、杭地區解放”的大型文藝演出（在玄武湖公園舉辦為期一周，路翎執筆創作諷刺劇《國民反動派一團糟》，就是集體創作由其執筆的。而我的任務重點在于組織一批明星、名演員，如戴涯、黃宗江、朱嘉琛、齊衡、丁尼、趙秀榮、諸葛明等人參加這個Farce（鬧?。┑难莩?。同年年底，廖公（承志）在京組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自任第一任院長，他和金山、吳雪商量新建劇院除去擁有過硬的演員到位，還要建立一個水平較高的“創作室”以便“自產自銷”新的話劇作品，以免重復演出已被人們熟知的“郭、老、曹”。于是，金山就親自三下江南以廖公的全權代表身份，硬向南京市委“商調”路翎晉京任專職編劇。當時徐平羽任南京市委文教委主任，文藝處處長為黃粲（后由賴少其接任），雖然為挽留路翎而“抗爭”一番，但經不起周恩來一個電話來得權威，1950年初路翎就攜夫人余明英全家北上成為一名“文化京官”了。

最初，他因創作需要住在東單三條對面、北極閣的一座“大廟”里，后來因為深入“抗美援朝”火線采訪，先后寫出《板門店紀事》以及《初雪》、《洼地上的戰役》、《無名高地有了名》等反映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后一系列英雄事跡而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與肯定。之后舉家遷到北新橋細管胡同5號的一處深宅大院去住，與中央文化部藝術局局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為鄰。但誰都不曾料到，他在細管胡同這座傳統豪宅于1955年6月初被捕，鋃鐺入獄長達二十四年之久。報告文學文集《板門店紀事》一書先后出版問世，一片喝彩之聲。但他的幾篇反映“最可愛的人”（當年軍旅作家稱贊志顧軍的“封號”，后來傳遍全國）的小說，特別是《初雪》竟然成為文藝界批判的重點作品，從文學界的領導到專業評論家無不批判其“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歪曲、丑化了最最可愛的人?！度嗣裎膶W》雜志編輯部和“劇協”、“青藝”先后召開批判大會宣布路翎背離《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公開宣揚“人性論”和“主觀戰斗精神”的“資產階級作家”。由于這次“大批判”的升級，路翎的新作多幕話劇《人民萬歲》也就被一棒打死了。

我在1953年“10·1”前夜被南京押回北京交當地公安機關以“反黨集團為首者”管制后，路翎曾和我長談，并且多次以其稿費、版稅接濟。在他的《板門店紀事》再版時，他不僅以全部版稅相贈以支持我在京活命就醫，同時也為我將三千言申訴書面交周恩來總理。但一切均屬無效，后來才知道當年南京市委書記，后來成為中共華東（上海）局第一書記，被捧為“毛澤東的好學生”的柯慶施在接任南京解放后第二任市長時向“偉大領袖”請示有關南京（江蘇）地下黨人的對待、安置時，毛澤東在電話指示的“十六字方針”（即“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硃批圣旨”，后來這道“旨諭”使沙文漢、陳修良領導下的寧、滬、杭中共地下黨人大半成為“階下囚”或特嫌，不少人喪命囹圄）在當時甚至若干年后都在起著不可估量的歷史作用。

我和路翎在“反胡風”運動全面展開前的最后一次見面是在細管胡同5號其家中，他請我去為其加工潤色一篇反批評的長文《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評論》（后來發表在1955年6月號的《文藝報》上）。后來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公開逮捕關押在東單三條胡同時，才從審訊員那里得知，路翎早于那年6月間被捕，并將我列入其“密友”之中。1955年冬季，我在草嵐子胡同“市局看守所”接受預審時，從獄政管理人員處獲悉，不久前路翎已被判重刑轉往山西省某地服刑去了。從此我和路翎一別就是二十四年之久。

我們再一次在北京相見時，他已是一名刑滿釋放的“掃街工人”，每天為朝陽區芳草地街道掃除垃圾。月入十八元人民幣，其夫人余明英則早是一家街道工廠的普通女工了。在這期間，中國大地的蒼生百姓，甚至居于廟堂之上的、對于中國革命斗爭貢獻極大的大將軍、大功臣，特別是那些早在三四十年代就以自己的良知、生命無條件追隨中國共產黨的知識者已經不僅僅是一次兩次的劫難，有的早已魂歸云天，尸骨無存了。

在我的書桌上擺著一本出版于1980年2月的香港《鏡報》月刊，在這一期的封面上出現了一個蒼老而陌生的面孔——他愁眉苦臉，手持一支紙煙，似乎仍陷于深思。此公就是被譽為最善于刻畫人物的小說家路翎。在這一期的《鏡報》月刊里，我以“狄思瀏”為筆名發表了長文《二十四年重相見，恍若隔世淚沾裳——記胡風分子、著名作家路翎的遭遇》。這是一篇長達5頁的紀實性“訪談錄”，以夾議夾敘的筆法寫出了路翎這位昔日才子，今日已淪為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癥（被北京安定醫院確診為“心因癥、狂躁型二期”的重病號）的掃街工人的痛苦處境以及無限的困惑。

一名胡風先生的至交、知音與“追隨黨的領導在國統區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多年”的老作家，如今在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牢獄、苦役工地和精神病房的坎坷生涯后，竟然變成了一名不知世間早已大變特變，烈日的灼熱正在“降溫”；更不知自己的余生將如何消度的精神病患者，實在可悲可泣。面對這樣的時代悲劇，人們不禁要無語問蒼天、問宇宙、問主宰這個世界的權威者，人間公論何在？公理何在？公平又何在？當年使太史公司馬遷淪為“刑余之人”的大漢天子早已成為歷史的垃圾了。而今天誰又該為胡風、路翎等一批文學開拓者的厄運負責？誰又敢于立即清算“以文定罪”的惡法暴政？思之令人泣血，令人肝膽俱裂。

還記得，這篇問世于32年前的文章不僅在京津傳頌一時，成為大學生、文藝青年的熱門讀物，甚至于在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地流傳出若干“手抄本”。筆者當年到風光秀麗的杭、嘉、湖地區采訪時，就親見過人們手中的“手抄本”，也曾以作者的身份與這些“手抄本”的傳播者們座談、交流。

1994年元月，在一個大霧瀰天的冬日清晨，我突然接到了路翎在自己的家中不幸猝死的噩耗，在悲痛之余，意外的在腦海中閃現了一個似乎極不應該有的念頭——“祝福路翎歸天，這應該是一個大的解脫”。我認為那個天才橫溢、文思超群、目光如炬、妙語如珠、警句連篇的杰出作家路翎早已于上個世紀50年代，即1955年6月間“死于非命”與世長辭了。應該說他的創作生命始于20世紀40年代，不足18個春秋，就被一股強大的勢力扼殺。他的真正“壽命”也僅僅有32年，他只活過32個春秋。至于他被平反、恢復“政治待遇”后的十幾年，則難以再被人們承認為真正的“路翎”。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詩刊》曾發表過路翎的三首極其高調的“歌德詩”。對此人們一致認為“味同嚼蠟，毫無詩意”。這應視為一種無奈，或曰“靈魂被扭曲”后的“特殊呻吟”，這種“詩篇”則只能令人感到痛心，應鄭重宣布其“與路翎并不相干”。

路翎兄像一顆憤怒的星辰，當他難以再度發出耀眼的光芒時，他就決然“自我毀滅”離開了人間。這應該是一種正面的結論。應該說路翎是一位“夭折的天才”。

祝愿這位“夭折的天才”在天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