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榮/文

游學日本兩年，公共圖書館給我留下深刻記憶，其中自有許多輕松愉快的故事。比如，我，一個外國人，居然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5分鐘就辦好京都市中央圖書館的閱覽證，不要工本費，不要押金。再比如，我的女兒，才兩歲多，作為探望客居日本的老爸爸的小“訪客”，居然也能辦一張京都市中央圖書館的圖書證，一次可以借閱20本，她有圖書證的那一天，立即讓我幫忙，把一套十幾本的迪斯尼電影圖片版的大型畫冊搬回家。

不料，在我準備講述日本圖書館的愉快經歷的時候，卻遭遇到日本圖書館界一樁悲壯的抵抗。

這場抵抗，發生在1952年到1954年。抵抗的一方是全日本圖書館協會會眾。抵抗的對象是日本政府。

而這場抵抗要捍衛的陣地是：圖書館自由。

最后，抵抗的結果是一部極其簡潔的，但是又極為隆重的日本“圖書館憲章”和“關于圖書館自由的宣言”。

抵抗的精神一直堅持到今天。

現在，距離那場抵抗已經半個多世紀了，看著當年登載的憲章草案、各地修改憲章的意見、各種代案、各地圖書館分會表示贊成的簽名，以及關于憲章和宣言條文字句的辯論，我不能不對日本圖書館界的自由意識和公民態度，肅然升起敬意。

圖書館是自由的

日本圖書館自由運動是這樣開始的：

1952年5月20-23日九州全境圖書館協會年度總會暨日本全國圖書館大會在日本九州召開，近800名圖書館同人參加。

大會期間，有人提出緊急動議，要求大會對引發全國抗議風潮的“破防法”進行表決，表明圖書館界對此法規的抗議態度。但是，大會最終“反對”這項緊急動議在大會進行表決。

反對大會進行表決，這個意見主要是當時的日本圖書館協會事務局長有山崧先生堅持的，當時，參加大會的激進人士認為有山崧的態度過于消極：圖書館面對社會的危機，怎么能袖手旁觀！

這里需要說一說所謂“破防法”和日本1950年代的社會危機。“破防法”，全稱是“破壞活動防治法案”，它有一個更為重大的背景，1949年10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遠東”局勢緊張，美國議員麥卡錫在國會上發表演說，煽動發共情緒，開始掀起“麥卡錫主義”旋風。當時作為進駐日本的聯軍司令的麥克阿瑟也在日本推行麥卡錫政策。1950年6月6日發布肅清24名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的法令。7日之后，又發布肅清《赤旗》（日本共產黨機關刊物）雜志27人的指令。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遠東一帶，局勢更加嚴峻。為了應對這一局面，1951年9月，聯合國軍、美國和日本簽署了“媾和條約”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規定“媾和條約”將于1952年4月28日開始生效。“媾和條約”生效，意味著占領時期逐項法律失效，“破防法”就是為了代替占領時期的舊治安法而制定的，它于1952年4月17日在日本國會上提出。結果引發了全國的抗議風潮，首先是日本“勞動組合”抗議，并呼請進步的文化人、學生、學術會議會員、言論報道、文藝家、法學家的團體站出來抗議“破防法”，因為，一旦法案通過，必將對“公民的表現之自由”、“結社之自由”造成限制。

1952年5月1日，各地紀念“五一”勞動節的活動中，抗議“破防法”成為主要內容。東京“五一”游行隊伍在皇居廣場和實施戒嚴的警察發生沖突。第二天議會開會，有議員提案應該迅速實施“破防法”，結果，5月19日，眾議院法務委員會開始審議此法。

九州的圖書館大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因此，議論“破防法”自然成為熱門話題，當然大多數代表是持抗議“破防法”的態度。所以有與會者提出全國圖書館應該對此表態。而當時的協會事務局長有山崧卻提出了一個消極的意見：對于“破防法”，大會不應該對此作出決議。

當有山崧對參加會議的會員解釋了自己的觀點之后，多數與會者認為，有山崧提出的看似消極的態度，實際上卻是圖書館界最應該持守的積極態度。

有山崧說：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內心應該有對“破防法”這類事件的明確態度，但是作為圖書館這一特別的行業機構和它的從業人員，應該對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種種思潮保持中立。對“破防法”贊成還是反對，讓社會做出判斷，圖書館是“情報中心（information　center）”，它的本質是提供客觀的資料，圖書館應該在一切政治和思想中保持中立，有山崧鄭重地說：“破壞了這種中立性，對直接的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張口發言，這種自身侵犯圖書館的中立性的行為，”對于圖書館來說，“無疑等于自殺。”

最后，有山崧說：圖書館是近代社會的“主權在民”思想的創造物，“參與無血革命，是圖書館的基本使命，恐怕日本民眾，世界民眾尚要一段時日，一邊備嘗苦果，一邊打磨鍛煉。圖書館之任也重，圖書館之路也長矣。”

20年之后，日本圖書館協會“關于圖書館之自由調查委員會”委員長森耕一重睹這篇講話之后說：有山崧氏的最后感嘆，至今“讓人怦然心動”。的確，九州大會以后，日本圖書館界展開了“圖書館中立性”的討論，討論的結果是：1953年10月，日本圖書館協會推出“圖書館憲章（草案）”，征詢全國同行意見。1954年5月，日本全國圖書館大會對“圖書館憲章”逐句逐字激烈討論，最后多數票通過“圖書館憲章”，并通過“關于圖書館自由的宣言”。

“關于圖書館自由的宣言”是對“圖書館憲章”的逐條闡釋。這一“憲章”，對于議論圖書館的話題格外重要，筆者將全文錄入在此：

關于圖書館自由的憲章（日本）

基本人權之一是，民眾享有獲取“知識的自由”，為此提供資料和設施是圖書館最重要的任務。

圖書館為要實現這個任務，我們圖書館人確認實踐以下逐項：

1.圖書館有收集資料的自由

2.圖書館有提供資料的自由

3.圖書館反對一切不正當的檢查

圖書館的自由受到侵犯的時候，我們要團結起來堅守自由。

“圖書館憲章”不同于1950年4月30日公布的日本“圖書館法”。這是圖書館界集體抵抗的共同宣言，它抵抗的是某些社會權力對公眾“知識的自由”權利的侵犯，比如，社會（國家、黨派、社會輿論等等）因為某種政治觀點而要求圖書館銷毀或撤出某些圖書資料。比如，警察或其他機構在沒有法庭允許的情況下到圖書館調查借閱者資料。比如，國家以某種理由減少“圖書館法”規定的應該給公共圖書館的投資。以上三個實例，在日本圖書館界討論“圖書館憲章”之際，都是現實中發生的事實。所以“圖書館憲章”的詞句，看上去輕軟無力，但實際上話里有話，可以贊之為“高瞻遠矚”，而在欲要干預民眾自由的人眼里，字里行間的劍氣，也咄咄逼人。

圖書館是神圣的

追索歷史，日本“圖書館憲章”既是日本社會危機下催生的產物，也是美國圖書館憲章影響的結果。日本圖書館界討論圖書館“中立性”的時候，埼玉縣圖書館協會首先向有山崧提出制定日本圖書館憲章的建議，這是日本圖書館憲章的最初萌動。埼玉縣提出建議之時，附上了美國的圖書館憲章。

美國圖書館協會推出憲章草案是美國圖書館協會于1938年6月18日采納的，經過四次修訂，1996年從原來的5個條款，變成今天的6個條款。這個憲章更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圖書”文獻（見鏈接）。

這個憲章，第五款是修改時加入的。它與日本“關于圖書館憲章”內容幾乎一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4年也對1949年問世的“公共圖書館宣言”做出了新的修訂。其基本精神同樣基于人的基本權利——“知識的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的思想。

細讀美國的圖書館憲章，開首簡短序言中的一個詞應該注意，這就是“forum”，有人將其翻譯為“論壇”，顯然不符合圖書館這樣的機構，查找這個詞語的來源，它是拉丁語forum，對應的希臘文是φορον，原始意義是集市的廣場，特指古希臘羅馬城鎮的公共廣場、集議場，是自由發表意見的地方。追索出這個詞的本義，我們會發現，當代國外圖書館自由運動是整個人類自由民主運動的一個接續而已。它對圖書館，特別是對公共圖書館功能的描述，最主要的一點是“公共性”。

可見，日本的圖書館自由運動是相伴于世界圖書館自由運動的，其中仁人志士之所以提出了“中立性”、“憲章”、“捍衛自由”等等觀念，也是整個現代世界圖書館自由運動的結果。

圖書館，能夠站在這樣的基準上思考自己的責任，真可謂神圣的殿堂。

圖書館是愉快的

正因為有了“圖書館自由”的原則，我在日本京都市中央圖書館才有了非常痛快地閱讀行為。幾分鐘時間，可以辦好閱覽證；一次借閱20本圖書。忘記圖書證的時候，我也可以在閱覽室自由閱讀。然后，我通過中央圖書館，順利地借閱到其他市區的圖書館藏書。然后，我又到京都大學、立命館大學，拿著外國人登陸證明，在這些大學的圖書館閱覽室里自由閱讀——進入21世紀，日本大學圖書館根據圖書館法和圖書館自由宣言精神，對全社會開放，除了這些大學的一些特別時間（一般每周只有一天），社會讀者都可以自由進入。順便說一句，作為出產了五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原來是帝國大學的京都大學，它的圖書館藏書狀況、閱覽條件，真是讓人贊嘆不已，自然又是一番風景。

那么世界其他的公共圖書館呢？

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館圖書館（British　Museum　Library?。┑慕?，說起來也很愉快。它是源于漢斯·斯?。℉ans　Sloane　1660-1753?。┠芯舻倪z囑。這位斯隆是醫生、博物學家，1727年接替I·牛頓任英國皇家學會秘書。他曾是英王喬治二世的御醫，收藏極為豐富。他在臨終前的遺囑寫明，在公開借閱的情況下，他可以把自己保存的價值10萬鎊文物（另一說是5萬鎊）捐獻給王室文庫。斯隆的這批文物主要是4萬余冊活版印刷書籍，3500余冊手抄本以及大量的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標本。不過，斯隆的捐贈條件是需要國家給遺囑執行人，及家屬2萬英鎊的補償。

國王接受了這個遺囑，但是，以王室財政困難為由，請國會出錢。國會認真討論，最后的決議令人驚嘆：國會決定買下全部10萬磅圖書文物，但是，文物并非“王室文庫”所有，國會通過了一項新法令：建立大英博物館法令，由此開始興建一個現代國家博物館，圖書館是其中一個部分。

這事發生在1753年。

這個博物館圖書館功能合一的設施，最初使用政府購買的蒙塔古公爵（Ralph　Montagu　,或稱杜克伯爵一世，Ist　Duke　of　,1638～1709）的倫敦舊宅，1759年1月15日開始開放借閱。

可見，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建立的緣起，就蘊含著“圖書館”的重要原則：開放性和公眾性。英國國會為什么制定了這個原則，原因很簡單：因為購買這筆圖書和購置圖書館場所的經費是國會支付，而國會的經費是來自于全國的稅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公眾款項購置的東西要給公眾使用，而且凡是公眾的領域就一定要向全民開放。

一百年后，由于場所老化，國會決定在舊地址營建新館，1857年，中央大閱覽室完工，并向公眾開放，這就是那座世界聞名，有一個著名的中央圓形大廳的圖書館。

關于這個圖書館，有一點年紀的中國人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都極為熟悉，甚至知道這個閱覽大廳的某個座位下邊，地板有兩處凹下去了，那是因為偉大導師馬克思從新館建立不久，一直到去世，30多年間，天天光顧這個座位，因此，馬克思腳下磨礪出兩個深深的足印。

又一百多年過去了，許多中國人親自到過這個圓形大廳，不免要問問這個“腳印”，結果發現，所謂腳印不過是一個神話，很有趣。據說，戈爾巴喬夫也問過馬克思當年坐過的座位是哪一個？負責解說的人員指了指一個“可能”的座位說：那就是。戈爾巴喬夫或許真的摸著那張桌子滿意地笑了，而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服務人員一定也是偷著笑了：他們不想揭破這個神話。

中國人來過這里，有相當多的人是來嘲笑的，嘲笑當年被神化的歷史。但是，我不敢嘲笑。因為，馬克思的確在30年間，除了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等等活動，卻是“天天”到這個圓形大廳的。馬克思利用這里的資料，完成了《資本論》。這就又有點怪誕：一個天天利用著資本主義圖書館的人，完成的卻是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的偉業。

不是嗎？至今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還把馬克思作為本館的光榮之一！并沒有因為政治觀點而掩蓋這一項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作為圖書館的功績?？梢姶笥⒉┪镳^圖書館的態度是“中立”的。

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對馬克思開放，像對任何一個公眾開放一樣。馬克思坐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里面也毫不客氣，一個天天來圖書館的人完全有可能固定地坐在自己喜歡的座位上，所以我還是相信那個神話的。馬克思不客氣地坐在這個公共設施里，以一個徹底的平等人的姿態對身邊的世界進行著批判。請注意：馬克思所進行的批判，對于圖書館來說，今天也仍然有意義。英國19世紀所謂的公眾設置，說是面向所有公眾，事實上也只能面向有產階級的公眾開放。即使從資本家提供的數據上面，馬克思也查找到了英國絕大多數勞動者處于無產階級狀態，他（她）們從童年起整天十幾個小時工作，一直到死，哪有時間享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這樣的公共設施。即使有時間，哪有路費。即使有路費，哪有多余的錢供養自己或供養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以便使其可以閱讀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里面的希臘文、拉丁文以及簡單的英國文。

所以，圖書館的公眾性，連帶太多的東西，“公器為民”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