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1988年開始政治體制改革以來，蘇聯領導人專注于選舉、民族問題、外交等政治議題，對堅持經濟改革的關注持續降低。同時，在僵化的決策機制下，無法制定出合理的經濟政策，就更別說實際執行了
蘇聯的經濟改革為什么失敗了，而俄羅斯經濟又發展得如何？
一般認為，蘇聯經濟的主要問題是體制——在過分集中、僵化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無法解決諸如勞動效率低、產品質量差、消費者的需求無法在生產中體現等問題，繼而導致國內產值下降。同時，由于政府過度依賴原料出口，在外部市場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的情況下，預算崩潰導致了經濟的崩盤。蓋達爾在其《帝國的消亡》一書中說，到1991年11月，蘇聯財政和貨幣流通的崩潰已是既成事實。
不過，也有人認為，蘇聯經濟不僅沒有緊縮，更沒有“崩潰”。大衛·科茲在《來自上層的革命》中寫道，蘇聯經濟的問題并不比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更嚴重。“戈爾巴喬夫和他的伙伴們第一次退出他們主要的經濟改革方案幾年后，改革者迅速被所謂的革命團體奪取了權力。……到1990年，蘇聯經濟體制日漸走向分割，這種各自為政的局面徹底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努力。”
但毫無疑問的是，從戈爾巴喬夫上臺到蘇聯解體，六年時間蘇聯領導人始終未能找到一條適合蘇聯經濟制度改革的道路。一方面，經濟僵化到不能為生產和經營活動提供制度上的保證，以滿足國內和對外貿易的正常需要；另一方面，這種制度缺乏自我完善和發展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變革的阻力。
1985年3月，當戈爾巴喬夫被推舉為蘇共最高領導人時，蘇聯已經面臨諸多問題：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潭、大量資源被用于維持軍備競賽、經濟依靠大量出售原料維持、糧食和日用品消費極度依賴進口。在經歷二戰后的迅猛增長并完成國家工業化之后，蘇聯經濟在1975年左右開始出現停滯。因此，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首先提出了“加速發展”的經濟建設總路線——為此需要大量投資和提高勞動者的效率，重工業，特別是機械制造業被確定為而國民經濟建設的關鍵環節。
但是，從1985年開始嚴重下跌的國際油價導致蘇聯外匯儲備大幅減少了三分之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和亞美尼亞大地震額外增加了預算開支。為提高勞動效率而進行的“反酗酒”運動不僅導致私釀酒泛濫，還因酒類貿易減少而導致預算收入損失。在“加速發展”路線舉步維艱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決定進行市場化改革。
1986年到1988年，蘇聯相繼通過了《個體勞動法》、《國有企業（聯合公司）法》和《合作社法》。根據戈爾巴喬夫的設想，重建蘇聯經濟體制的計劃包括建立市場機制、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自主性，發展私人的主動性，甚至允許擴大私人和集體所有制。但是，國家沒有放開價格，沒有進行生產資料私有化的嘗試，也不愿用自由市場代替計劃體制，真正的市場經濟改革并沒有實現。
當經濟改革并沒有出現戈爾巴喬夫所預想的效果后，他認為應該從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從而用民眾的力量推動改革。于是，1988年，戈爾巴喬夫開始了政治制度改革，即所謂的多元化、公開化。
1986至1988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長緩慢，但從1989年起開始下滑，居民實際收入減少，消費品短缺，越來越多的食品需要定量配給。勞動者開始抗議和罷工。1988至1989年的經濟困難使戈爾巴喬夫認為需要進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不過，無論是經濟學家阿巴爾金院士的工作小組提出的加快市場化的建議，還是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雷日科夫提出的用5年時間進行的漸進的“可控制的市場經濟計劃”，都讓戈爾巴喬夫猶豫不決。
與此同時，蘇聯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基本崩潰，各個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力日益增大。葉利欽以“革命家”的形象控制了俄羅斯，這個蘇聯最大、最具實力的加盟共和國。
1990年8月，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商定，由一個經濟學家小組提出新的改革計劃，即沙塔林-亞夫林斯基的“500天計劃”。這一計劃要求蘇聯經濟在500天內進行激進的改革——建立自由市場，進行大規模私有化，鼓勵外國投資并建立新的金融體系。
不過，戈爾巴喬夫最終從“500天計劃”中退了回來。他提出了一個更漸進的方案。但是，到10月16日，俄羅斯領導人否決了戈爾巴喬夫的經濟計劃草案，宣布將在俄羅斯聯邦推行“500天計劃”。到1990年12月，雷日科夫承認經濟崩潰，“改革遇挫”而提出辭職。
蘇聯經濟開始劇烈的變化，中央喪失了對經濟的控制。到1991年7月，蘇聯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物資供應委員會被解散，計劃經濟解體。
到此時，蘇聯的經濟決策和執行部門完全陷于癱瘓，舊的體制完全被打破了，而新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究其原因，從1988年開始政治體制改革以來，蘇聯領導人專注于選舉、民族問題、外交等政治議題，對堅持經濟改革的關注持續降低。同時，在僵化的決策機制下，無法制定出合理的經濟政策，就更別說實際執行了。
當高度集權化的制度被打破的時候，導致的往往是災難性的后果。而葉利欽在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起來時，也只能依靠其個人意志和身邊的小圈子來選擇國家的發展方向。1991年10月28日，葉利欽在俄羅斯共和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告人民書》，宣布了俄羅斯市場改革的主要方向——穩定財政、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11月，葉利欽作為政府首腦，成立了“改革內閣”，成員包括主管經濟政策和財政問題的蓋達爾和負責國有資產管理和私有化的丘拜斯。12月25日，蘇聯宣告解體。
二
從葉利欽第二任期內，俄羅斯國內的政治斗爭基本掩蓋了經濟領域的問題。多次更換政府總理導致俄羅斯缺乏完整和戰略性的經濟振興計劃
為了摧毀舊的蘇聯經濟體制，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葉利欽選擇了蓋達爾，選擇了激進的“休克療法”。這是由于，“極端”的年輕人不留戀舊制度，他們能夠進行徹底的改革而不會走“回頭路”。而且，他們也沒有政治資本來掌握政權，對葉利欽本人形成威脅。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蓋達爾、丘拜斯身邊有一批在市場經濟方面做了長期理論準備的年輕人，他們能夠形成經濟決策班子。
蓋達爾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綱領：價格和貿易自由化，穩定財政（減少預算開支并嚴控信貸），同時進行大規模的國有資產私有化。這就是所謂的“休克療法”——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很快實現經濟轉型，把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市場體制。
1992年1月2日價格自由化政策開始實施，國家放開了大約90%的批發和零售價格，產品統一分配（國家計劃和控制）情況改變了。穩定財政和縮減預算赤字的措施同時進行。國家實際上停止了對工業和農業的資金投入。
而在私有化方面，1989至1991年期間已經開始了自發的官僚私有化——政府官員和廠長們在缺乏私有化規則的情況下將工廠和企業據為己有。而從休克療法開始，丘拜斯開始主導政府的私有化政策。1992至1994年的“證券私有化”可以算做私有化的第一階段。1.44億份私有化證券被分發給居民，這些證券可以用于兌換私有化企業的股票，可以直接賣掉，也可以通過證券投資基金交易。當然，很多這種基金最后都破產了。在這期間，俄羅斯大部分地區的小型企業都被私有化了。
1992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4.5%，工業生產下降18%，固定資本投資大約下降了40%。而通貨膨脹達到驚人的2500%。顯然，休克療法沒有使俄羅斯經濟變成有效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其理論存在嚴重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該政策忽視了從蘇聯時代繼承下來的社會經濟結構，導致政策預期與實際結果嚴重不符。
蓋達爾和他的班子還缺乏政策的執行力。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抵制全國性的私有化計劃。在他的堅持下，莫斯科的經濟改革和私有化被單列（這是盧日科夫的莫斯科獨立王國的開始）。而控制議會的哈斯布拉托夫則公開嘲笑這些“穿粉紅褲子的年輕人”，始終拒絕支持“休克療法”。
災難性的經濟狀況最終成為了反對派的口實，主導該政策的蓋達爾也始終未能獲得總理的職位。在葉利欽同議會的斗爭中，政府的人事安排成為妥協的對象。葉利欽被迫同蓋達爾們進行切割。當然，年輕的經濟學家號稱他們無意卷入骯臟的政治斗爭之中。最終，切爾諾梅爾金被任命為總理。
盡管經濟形勢相當嚴峻，但在1992至1995年期間，俄羅斯并沒有嚴重偏離休克療法。俄羅斯領導層拿不出也沒有能力實施更為有效的經濟改革措施。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政府沒有擴大對工商業的投資，也無法保障文化教育領域的撥款，更別說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退休金制度了。
在1993年同議會的斗爭取得勝利后，葉利欽取得了幾乎無限的總統權力。他有意在政府中任命年輕的“副手”（包括最初的丘拜斯和后來的涅姆佐夫等人）來平衡切爾諾梅爾金的影響力。1996年，金融家波塔寧被任命為主管經濟、國有資產、證券市場和能源的第一副總理。葉利欽認為，大金融集團的負責人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和投資決策能力，這可以提高政府的經濟政策效率。但葉利欽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說實話，吸收金融界代表參加政府機構工作的想法結果是錯誤的。”
1996年總統大選時，政府通過抵押拍賣贏得了政治上的同盟——與大商人共同防止俄羅斯共產黨上臺。當時被交易的大公司包括蘇爾古特石油天然氣公司、西伯利亞石油公司、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新利佩茨克冶金聯合公司和尤科斯公司等。這些資產至今都是俄羅斯經濟中“耀眼的明珠”。而在葉利欽贏得第二任期的大選后，政權將國家財產分給了幫助他贏得大選的人。這造就了一批所謂的“寡頭”，他們不僅把持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還掌握著部分政權。
國家通過抵押拍賣實施的借貸機制導致了無法避免的危機。銀行獲得國債的同時貸款給國家，但隨著債務總量的增加，對國家償還這些債務的信任逐漸降低，國家為此不得不一再提高利率。由于大量外債，俄羅斯開始受控于貸方，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整個90年代，國際油價一直處于下降趨勢，甚至跌到每桶10美元。這導致俄羅斯無法從能源出口（這是俄羅斯最主要的財政收入和外匯來源）中獲得資金，從而沒有能力實施有影響力的財政政策。
1997年3月，葉利欽開始了他的第二任期。盡管切爾諾梅爾金繼續擔任總理，但主導經濟政策的是丘拜斯和涅姆佐夫等人。他們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但是，不穩定的國內政治環境（同別列佐夫斯基的斗爭、同杜馬的矛盾）并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機會。而切爾諾梅爾金勢力的上升對葉利欽形成了威脅。葉利欽解散政府，啟用了年輕的基里延科。正如葉利欽所言，他給了年輕人第二次機會。但是，年輕人并沒能抓住這次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