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丁力/文

7月下旬，在挪威和中國接連發生了兩起重大事件。22日，32歲的挪威男子安德斯·白令·布雷維克在首都奧斯陸的政府辦公樓附近引爆炸藥，又奔赴40公里外的于特島向人群射擊，共造成77人死亡。次日，在中國溫州，一列動車高速沖向另一列“臨時停車”的動車，官方的死難數字是40人。

許多年來第一次，在溫州事件的前七天，國外災難的報道沒有“掩埋”國內災難的報道。在民間傳播中，列車追尾成為熱點，人們追問事件的真相，揭穿每一個謊言。7月29日，溫州死難者的頭七，事件的報道突然安靜下來。在“臨時停車”期間，與其格外關心韓國在下雨，不如轉向“他人的”不幸——挪威7·22事件。

在許多東亞人的想象中，挪威是廣闊的森林、潔白的冰雪、寧靜的海灣；在挪威和北歐，人們愛好并愿意促進和平，有發達的科技、良好的社會保障。這些印象大致不錯，北歐人似乎也頗以為自豪。但是，在“政治正確”的腐殖質掩蓋下，人們忽視——或假裝沒有看見——森林底層正在孕育的火種，忘記了發酵的腐殖質會自燃，仿佛還是一片和諧……

在布雷維克的炸彈聲和槍聲中，“挪威的森林”燃起沖天大火。這場大火必將四處蔓延，改變挪威、歐洲以及更大范圍內的政治生態。

恐怖襲擊的原因

布雷維克是挪威白人，他殺死殺傷的也大都是白人，而他的仇恨目標卻是穆斯林移民，以及執政黨工黨的多元文化政策。由于高生育率和移民，歐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長速度很快，他們的許多人沒有融入主流的基督教社會（雖然歐洲比美國的世俗化程度高），而是自成一體，其中更有人敵視西方文明。一些當地人感到恐慌，他們擔心穆斯林“喧賓奪主”，更害怕被“騰籠換鳥”。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和基督教一直在擴張。過去數十年，歐洲人先是失去了殖民地，現在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本土也將不保。

布雷維克認為，扭轉“西歐的伊斯蘭化”需要“武裝斗爭”，雖然這在目前是無效的，卻是前進的唯一方式。他說：“穆斯林必須被視作野獸。”又說：“不要責怪野獸，應該責怪提倡多元文化的叛徒，叛徒讓這些野獸進入我們的領地，并不斷地向他們提供便利。”

他把“叛徒”分為三級，從國家元首、部長，到政客、記者、教師，再到協助他們的人。他說：“叛國要付出代價。”被捕后，他說他的攻擊是“兇殘然而必要的”。

殺戮同胞是他的次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借兇案傳播他的《歐洲獨立宣言》，促使歐洲改變移民政策。在襲擊案前數小時，他通過互聯網發出了這份1500多頁的宣言。他提到，歐洲“將成為反伊斯蘭和多元文化的戰場……穆斯林激進化，國家喪失凝聚力，經濟衰退，歐洲人會站起來”。

挪威是維京海盜的故鄉。海盜的后裔接受了現代文明，也失去了斗爭精神。布雷維克“為擁有純粹的維京人血統而感到驕傲”，他要保護歐洲免受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入侵。他還以“救世主”自居，仰慕向伊斯蘭世界東征的基督教“十字軍”，以及12世紀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圣殿騎士團”。

布雷維克被指為“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新注冊的推特（Twitter）賬號只有一個帖子：“一個有信仰的人等于一支只追求利益的十萬大軍。”他贊賞德國納粹黨的一些做法，可能不知道納粹黨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我們信仰什么，這無關緊要；重要的只是我們有信仰。”但事實上，信仰什么比信仰更為重要。太多的人信仰殺人，而支撐他們殺人的信仰很快被證明是空洞的。

納粹黨起家依靠三大法寶：宣傳鼓動、群眾運動、制造恐怖。戈培爾部長說：“大眾傳媒只能是黨的工具。”布雷維克憑一己之力，成功地做到了第一點和第三點。第二點是他希望做到的。

歐洲反思多元文化政策

挪威學者拉爾斯·比勒曾在網上與布雷維克辯論。比勒說，在那個極端主義者的網站上，布雷維克“是相當主流的”，言辭和觀點一點都不特別。

布雷維克的行動可能起到與他的初衷相反的效果。慘案發生后，挪威的極右翼政黨表態與他劃清界限。社會沖突還沒有消失，而且在加劇中，極右翼思潮很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后強勁反彈。而在布氏極端行為的映照下，被視為“極右翼”人似乎也顯得不那么極端了。

需要指出的是，歐洲的政治色譜與中國不同。在民族主義等方面的立場上，歐洲的“右”近似中國的“左”。

基督教與猶太教、伊斯蘭教有相近的血緣，它們都是起源于中東的一神教，彼此間的斗爭激烈。作為基督教世界的歐洲有長期的反猶傳統，與伊斯蘭世界的斗爭也延續了1000多年，甚至基督教內部各派之間也互相敵視。信仰制造的屠殺和戰爭綿延不絕，納粹的大屠殺就是反猶的高潮。因此，許多歐洲人抵制持民族主義立場、反文化多元化、反伊斯蘭的極右翼。

有必要對極端主義保持警惕，但偏執于另一端也是極端，亦非明智的政治選擇。

歐洲國家已經在反思并改變他們的政策。去年10月，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宣布，在有400多萬穆斯林的德國，文化多元化社會“徹底失敗”，移民必須融入主流社會。在去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辭中，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說“對抗本土伊斯蘭極端主義”是首要任務之一。今年2月的一次安全會議上，卡梅倫說，英國必須放棄“失敗的文化多元主義”，他譴責文化多元政策“隔離不同社群”，助長了極端主義，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蘭恐怖主義。在有600萬穆斯林的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下令禁止女子在公共場所戴面紗，穿罩袍；比利時、意大利已實施了同樣的政策。

這些新政策受到原住民的廣泛歡迎，也遭遇到一些穆斯林的反對。歐洲現任領導人算是溫和的，還有不那么溫和的政界人士在等待時機。

雖然“極右翼”政黨是歐洲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前些年，兩位“極右翼”政客——奧地利的約爾格·海德爾和法國的讓-瑪麗·勒龐在大選中的好成績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海德爾的執政能力很受選民的贊賞，2008年，他在州長任上因車禍去世。勒龐已經垂垂老矣，他的女兒馬琳·勒龐繼承父業，今年1月當選為國民陣線的主席。一次民調顯示，她將在明年大選第一輪中取勝。她曾把聚集在大街上的穆斯林比作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時的士兵。

俄羅斯的右翼力量一向強大。俄羅斯國家杜馬副主席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是著名的民族主義者，以粗魯著稱。他多次發表攻擊其他民族的言論，還在電視辯論中毆打對手。他在1990年組建的黨是蘇共之外的第一個政黨，在1991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得600多萬張選票，名列第三。在1993年的國家杜馬選舉中，他的黨獲得23%的選票。近年來他的風頭不再強勁，部分原因是他比不上現在擔任總理的普京——布雷維克非常推崇的一位領導人。

布雷維克只是歐洲趨于保守的大環境中的一個極端行動者。

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政策仍有許多支持者。挪威首相斯托爾騰貝格承認，襲擊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國家，他又說：“我們將以愛制暴”。7月29日，他參加悼念遇難者的活動，還拜訪了一座清真寺。在9·11襲擊之后，美國的小布什總統也曾安撫本國的穆斯林，但又提出要發動“十字軍東征”——他可能不了解這個詞的歷史，而且也擺脫不了歷史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