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松 宋平

教育脫節

經濟觀察報：30年前，媒體曾經刊登過一封署名“潘曉”的長信，其中“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質問代表了當時很多青年的困惑。把這句話用在今天的一些大學畢業生身上，也挺合適。有些大學生上完大學之后，收入甚至還沒有不上大學的高，你們怎樣看待這種現象？

盧暉臨：有一些重體力勞動者，像建筑工人、技術工人和一些特殊行業的工人，收入高于非體力勞動者，在國外也存在這種情況。

但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我們社會目前的薪酬體制沒有問題，無論是農民工還是大學畢業生，他們都屬于領工資的工薪階層，他們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結構性問題：勞動者的工資太低。這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一個共同問題。

鄭也夫：工資低，說明市場認為不需要這么多大學生。說明你的生產線和市場需求是不匹配的。目前的就業市場上，一個優秀的泥瓦匠、木工是很搶手的，是市場稀缺的人才，這就是市場發出的信號。我們不能違背市場規律，硬給白領那么多工資。

經濟觀察報：雖然經過不斷的擴招，大學生的總量在不斷增加，但從占人口的比例來看，大學生數量并不高。在這種前提下，為什么大學生的性價比如此之低？其背后又有怎樣的原因？

熊丙奇：這幾年大學生的數量在增加，但教育質量沒有得到保證，很多是有大學生的身份，但沒有大學生的實質，大學教育在貶值。大學教育質量的下降，使得學生的競爭力不強。

實際上我們大學生的總量并不算多，這次人口普查下來，我們大學生的人口數量是9000萬，按13億人口算，才占7%左右，發達國家一般占比在20%左右。整體規模不大的大學生群體，在社會上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證明我們教育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是脫節的。

不能簡單地拿大學生和農民工去比較，但從他們投入的精力和經費來講，如今對大學生來說教育的回報率的確在下降。

盧暉臨：我們現在的產業結構還是“中國制造”，需要大量的普通勞動者。目前這個產業結構對于更高素質的人才需求還不是特別旺盛。這造成我們一些大學畢業生的勞動價值沒有很好地體現。從短期來看，我們培養的大學生和經濟結構之間也出現了不契合的情況。

有一點還要說明的是，雖然這幾年農民工的工資看上去漲得比較快，但實際上還是比較低的，在2004年之前的漲幅是非常小的。目前這種所謂的“快”，只是對過去人為壓低的工資水平的一個補償。

惡性循環

經濟觀察報：從客觀上來說，已經存在一大批這樣的大學生群體，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他們被賦予了“蟻族”的稱號。對這一群體來說，他們所處的現實和當初的期望會有巨大的落差，這種巨大落差會對社會產生一種什么影響？

鄭也夫：教育生產過度了，就要付出沉重代價，就業市場是很殘酷的，這批學生不管是重新再學新的技能還是上培訓班，都要面臨新的選擇和轉向。

熊丙奇：首先是他們本身的發展、前途問題。其次是高等教育的回報率太低，可能會導致高等教育的惡性循環。

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回報率低，社會對這個教育的期望就小，學校對自己的教育質量也不負責，最后高等教育的公信力降低，可能有些學生就不愿意再讀大學了，甚至會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在一些農村地區或者偏遠地區產生低齡輟學現象。

最終形成一個很嚴重的負面影響是，一方面可能我們高等教育規模很龐大，另一方面我們大量孩子沒有進行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而一個國家整體文明的高度，肯定不是以最高的那一點來決定的，而是以學歷比較低、受教育年限比較少的群體來決定的。

盧暉臨：有些農村地區的家長已經看到這一點，長期來看，后果還是挺嚴重的。過去通過教育是向上流動的渠道，今天由于我們現實層面的問題，向上的渠道實際上不能發揮作用。拼命把小孩送到大學里面，結果發現不能改變命運，家長干脆就不把孩子送去大學，一開始就進工廠。這樣一來就使城鄉差別進一步固化，使得向上流動本的渠道更不可能走通。

我們的父輩是農民，他的孩子是農民工，這樣一個沉積固化的現象，將使得我們社會矛盾非常尖銳。有的社會也存在不公平現象，但由于有很強的流動性，會緩解這種矛盾。假如今天這種“父輩是農民，子輩是農民工，再子輩還是農民工”的現象延續下去，就沒有希望了。這樣一來，就會使我們所說的“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成為泡影。

打破壟斷

經濟觀察報：怎樣解決這個矛盾？

熊丙奇：按照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發展趨勢，要讓大學生能發揮他們的作用，需要社會經濟結構也做出調整。比如發達國家，容納大學生最多的是服務業，而在中國，我們的服務業，在GDP中只占了40%，由于第三產業無法容納這么多的大學生，因此學生們只能到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去找工作，簡單來說就是和高中生、農民工搶工作。在這個搶的過程中，大學生并不占優勢。實際上他的動手能力、實踐能力肯定比不上這些第一線的技術工人。所以說他們出現工資低的情況是比較正常的。

盧暉臨：農民工和大學生看起來是兩個群體，他們背后共同的問題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形成了一個不均衡的、非常失衡的勞資關系。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使得勞動者的力量強大起來，在與資本的博弈中有更多的能力，在一次分配中間，勞動者要有更多的份額。因為從各種宏觀數據來看，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多年來是呈持續下降態勢的。勞動者的人數眾多，但相對于資本來說，力量非常弱小。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如何選擇？我們說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者，但過去的這些年里，實際上各級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強勢資本的代言人，今天我們怎樣讓政府更多地成為公共利益的代言者，培育勞動者的力量，使得這種極端失衡的狀態得到調整，這是很關鍵的一點?！∴嵰卜颍捍髮W生多了，找不到工作了，只是市場提供的信號。關鍵在于每個家庭、乃至社會決策部門，都應該積極面對這個信號——家庭要調整自己培養子女的方針，政府要調整自己的政策。

對政府來講，是振興中等職業教育的好機會，在大學擴招的進程中，大家都往大學擠，現在發現擠進去之后，就業形勢并不好，甚至還不如搞裝修的大工掙錢多。

現在政府應該看準這個信號，因為這個信號會作用到家長的，這個時候你只要辦起了一些中等職業教育學校，他們是會進來的。政府應該趕緊有作為。

經濟觀察報：怎么改變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和經濟結構不相適應這種問題？

熊丙奇：還是要打破壟斷，教育的壟斷和服務行業的壟斷。比如說教育的壟斷體制，導致了高校沒有辦學自主權，學校之間的競爭性弱，因此高校不是對學生負責，而是對上負責，對經濟利益負責，強調招生規模，而不強調教育質量。

像在美國，學生可以自由申請進入大學，可以在大學之間自由轉學。學生就是以腳來選擇教育，因此學校要對學生負責，因此也會設置合理的課程體系，合理的學科體系。這樣才能提供高質量的學生。

另外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F在很多行業，尤其是一些具有服務性質的行業，比如說電信服務，電力服務，出版服務，教育服務，都還處于壟斷狀態，需要開放。

必須進一步深化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必然進行新一輪的教育改革。通過教育改革，及調整產業機構，最終形成教育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鄭也夫：高校要把好出口關，提升培養的學生質量。這樣會給家長更強一個信號，不是我進去了就能拿到學歷。工作壓力，學歷壓力，兩個信號加到一起，就能正確地引導家長。這樣家長在選擇升學途徑的時候，也會更理性地考慮孩子是適合大學還是適合學習一項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