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馬國川

5月31日，林毅夫正式就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對中國發展戰略的思考

經濟觀察報：1987年你從美國學成歸來，先后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有人評價說，這7年是你的學術黃金時期。

林毅夫：可以這樣說吧。這期間我主要研究農業問題，我認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改革和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應該堅持推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同時研究視野也在逐步放寬，從農業問題逐步拓展到中國發展戰略問題上來。

經濟觀察報：是什么讓你的研究從農業問題逐步拓展到中國發展戰略這樣的宏觀問題上來？

林毅夫：農村問題的解決并不是只在農村內部而已。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個關鍵是農村勞動力往外轉移，轉移必須有工作，所以農業的發展、農村的發展跟國民經濟的增長是相關的。另外，國內喜歡把一個人分為農業經濟學家、工業經濟學家，國外沒有這樣的區別，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可能會有差異，并不是方法存在差異。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國改革的形勢發展很快，改革的重點已經由農村轉向城市。但是，面對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已有的經濟理論顯得蒼白無力。如何正確理解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歷程，如何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持，對經濟學家既是個巨大挑戰，又是個難得的機遇。

經濟觀察報：是一種強烈的使命感。

林毅夫：對，其實從步入經濟學界開始，我一步也沒有離開過對這一歷史性問題的研究，而農業問題僅僅是這個問題的一個部分。八十年代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已經實現了經濟的成功起飛，這些經濟體以與其他發展中經濟相同的起點，實行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績效，被譽為“東亞奇跡”。它們的經驗是否還有普遍意義，成為學術界普遍關心的問題。而我更關心的是，正處于改革中的中國能夠從它們那里獲得哪些有價值的參考？因此，八十年代末開始，我和蔡窻、李周兩位學者合作，開始研究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我們的結論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采取的是比較優勢戰略，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強行進行“超車”。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它們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稟賦條件，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增加了出口和經濟的外向型程度，達到了比較優勢的充分利用。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要素稟賦結構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來。從來沒有人——包括這些國家和地區——把它們的發展戰略進行明確地表述，而我把這種發揮當時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在每一階段發展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的做法，稱為“比較優勢戰略”。

經濟觀察報：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頗多曲折。

林毅夫：這是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發展戰略，我稱之為“趕超戰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過了近百年的現代化道路，是由輕工業到重工業慢慢發展起來的。而五十年代中國制定的戰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式，讓中國在短時間內走完資本主義國家百年的道路。

經濟觀察報：大躍進是有一個響亮的口號“十年趕英，十五年超美”，它是“趕超戰略”的一個很好注腳。

林毅夫：是的。但是“十年趕英，十五年超美”是“趕超戰略”的時間部署，實施路徑則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具有同樣的目標——在自己的領導下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而發展先進產業就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中國的領導人也不例外。近代以來的知識精英都滿懷強國富民的抱負。建國后，中國領導人面臨采取何種體制組織經濟建設、實現強國富民理想的選擇問題。第一代領導人的經濟理想和美好愿望，使得中國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所以，后來雖然放棄了 “十年趕英，十五年超美”的口號，但是仍然堅持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路徑。

經濟觀察報：優先發展重工業不符合中國的要素稟賦條件。

林毅夫：不符合。你想呀，當時中國大陸非常窮，資本非常稀缺，最大的優勢是人口眾多，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具有三個基本特征：投資周期長；技術較為先進，作為先進技術載體的機器設備需要從國外進口；投資規模大。因為中國大陸當時資本非常稀缺，經濟十分落后，以農業為主，農業剩余很少，資本積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場決定的利率必然會很高，利率高則企業投資成本高。經濟落后導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匯短缺，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必然很高，從而不利于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所需設備的進口。經濟落后還使經濟剩余只能主要來自農業，因此經濟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體系不發達，籌資能力很弱，資本不容易聚集。因此，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與中國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狀況存在尖銳的矛盾，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條件下執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客觀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在要素和產品價格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下，資源就要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渠道進行配置。為了以比較低的成本動員和集中分散的農業剩余，國家實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通過這種制度來壓低農副產品價格，形成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重工業提供資本積累。但是，在農業家庭經營的情況下，壓低農副產品價格必然導致農民減少農副產品供給；在企業享有經營自主權的情況下，企業必然有積極性將經營所得用于職工福利、在職消費或其他非政府重點發展項目。為了控制企業剩余的使用和實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保證城市企業效率和農副產品供給，工業部門國有化，農業部門人民公社化。這樣，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為邏輯起點，相繼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點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

經濟觀察報：傳統經濟體制就是計劃經濟體制。你的意思是說，計劃經濟體制并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并不是因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才必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

林毅夫：對，我認為制度選擇受制于國家的發展戰略。因為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才不得不放棄市場經濟體制，改采計劃經濟體制。也就是說，計劃經濟體制內生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經濟觀察報：一般都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官方，還是國際學術界，以及一般民眾，都普遍持有這一認識。

林毅夫：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開始動搖這一認識已經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國，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才從政治的高度下結論。在80年代末，我和蔡窻、李周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發現，計劃經濟體制并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并不是因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才必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因為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才不得不放棄市場經濟體制，改采計劃經濟體制。

經濟觀察報：按照你的理論，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棄推行不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戰略？

林毅夫：發展戰略的選擇是否符合資源稟賦的要求，是決定經濟體制模式成敗及經濟發展績效的根本因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棄推行帶有趕超色彩的發展戰略，要完成從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最終有賴于發展戰略的轉變。最關鍵的必須是按照中國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即充分利用中國當前勞動力多且相對便宜的優勢，去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

經濟觀察報：提倡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也成為90年代以來你的學術活動特色。

林毅夫：這一理論體系是我已有的全部經濟研究和經濟思想的核心，是我以一貫之的學術思想所在。中國改革發展中的很多現象，從這個理論出發，都可以看得更深入一些。

主張漸進的改革路徑

經濟觀察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你和幾位同仁創辦的，中心自成立以來，對中國改革和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你的改革主張也得到了重視。例如你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窮人經濟學”等一系列理論，都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經濟政策。

林毅夫：確實，我的想法有很多在后來和國家政策一致、或者成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農村問題、國企改革、股票市場、宏觀調控問題。但是，我從1988年后基本思路都很一貫，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對問題的分析和一貫看法。我仍然堅持認為，中國發展的關鍵在于從“趕超戰略”轉軌到“比較優勢戰略”上來，因為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內生于“趕超戰略”的，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成功過渡，就要考慮這個現實。我的許多思想和主張都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

經濟觀察報：雖然你認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但是因為你認為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內生性的，所以在如何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問題上，你給出的回答往往與眾不同，比如在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

林毅夫：確實。國有企業改革是個老大難問題。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制度，在動員全國資源發展重工業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陸在資本稀缺、物質基礎落后的條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但是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改革以來相當長時間里，國家仍然延續“放權讓利”的改革模式，但是每次嘗試擴大企業自主權后，總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資過快增長，于是改革過程中反復出現“活—亂”循環現象。我認為，這些都根源于傳統體制下的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

經濟觀察報：什么是自生能力？為什么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

林毅夫：所謂自生能力(viability)，就是一個開放、自由和競爭市場中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的預期利潤率。如果一個正常經營管理的企業預期能夠在自由、開放和競爭的市場中賺取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那么這個企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則，這個企業就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只能依靠政府對企業進行政策補貼。這時候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是個隱形問題，在實行放權讓利的改革后，競爭性的市場開始出現，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由隱性的問題變成顯性的問題，而且，還出現了養老保險和企業冗員等社會負擔問題。因為企業會利用政策性負擔作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為政府很難逃避這種責任，企業的預算約束因此軟化。

經濟觀察報：國際上以科爾內(Kornai)為代表的學者普遍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根源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因為國家擁有企業的所有權，所以天然對國有企業懷有父愛主義，以至國有企業預算約束無法硬化。

林毅夫：我不同意這種判斷。我認為，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是預算軟約束問題產生的根源。一旦企業的預算約束軟化，企業的經理人員就沒有壓力提高生產率，將會追求更多的在職消費和其他有道德風險的行為。企業實際得到的補貼將會大大高于政策性負擔所增加的成本。

經濟觀察報：國內許多學者也接受了科爾內“預算軟約束”理論，認為國有企業績效差問題主要出在企業產權不明晰上，因此國家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解決產權問題。

林毅夫：“產權核心論”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既無助于解釋國有企業問題產生的原因，還有可能演繹出錯誤的政策主張。與預算軟約束理論一脈相承的是主流經濟學給對轉軌經濟開的一攬子改革藥方，即休克療法，主張轉軌國家應該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們認為私有產權是市場體制良好運行的基礎，真正的市場競爭要求有一個真正的私有部門；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遇到的許多問題可以通過快速私有化得以緩解，私有化必須在國有企業結構調整之前進行，必須有一個全面“休克療法”的價格放開。而我并不主張私有化。如果政策性負擔仍然存在，即使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國家也不能從政策性虧損中脫身，預算軟約束將不會消失。前蘇聯東歐休克療法改革的失敗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取消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是改革的關鍵，只有從消除國有企業面臨的不對等競爭入手，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形成能夠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消除責、權、利不對等現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激勵相容，這才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出路所在。

經濟觀察報：事實上，中國改革確實沒有采取私有化的斷然措施，沒有中斷國有企業的生產，而是采取了漸進的改革路徑，所以有人說中國的改革不徹底。

林毅夫：中國企業改革遵循的是一條放權讓利的路徑，同時放開了小型的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競爭提高了國有企業的效率。當然，經濟活力主要來自新生的、小型的、非國有企業的迅速成長。原來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越來越難以維持，市場經濟逐步形成。在改革進程中，國家、企業和人民有充分的時間和機會調整、適應新的市場體制。前蘇聯東歐國家采用的休克療法，也試圖以一個更有效率的市場體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計劃體制。私有小企業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現，可是中型或大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則被迫延長，進展緩慢。中國沒有中斷國有部門的生產，因此中國的漸進改革取得了休克療法的一些積極效果，同時避免了它付出的昂貴代價。

經濟觀察報：但是在1990年初，隨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紛紛解體，國際經濟學界對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主流思想是“華盛頓共識”，而且以這個共識批評、“唱衰”中國的漸進式改革。

林毅夫：“華盛頓共識”強調市場的作用，認為改革和轉型的任務是徹底消除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從這個觀點看，中國的改革確乎不徹底，而且注定要失敗。我在這樣的時代、思想背景下，根據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經驗而對“華盛頓共識”提出挑戰，當時真有孤掌難鳴之感?，F在對“華盛頓共識”產生懷疑的經濟學家越來越多，而且國外還有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和“華盛頓共識”針鋒相對的“北京共識”，我開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覺。中國應該走漸進改革的路徑，如果考慮轉型成本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可以證明中國的漸進式改革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優于休克療法。

利用后發優勢趕上發達國家

經濟觀察報：我發現，你對中國改革一直滿懷信心，這種信心來自何處？

林毅夫：既有現實的根據，也有理論的根據。從理論上來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具有后發優勢。這一后發者優勢來源于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這種差距使得中國可以用較低的成本模仿西方的技術，從而避免為技術創新付出昂貴的代價。

經濟觀察報：但是楊小凱不同意這種觀點，前些年你們之間因此還發生了一場爭論。他認為，后發國家不僅有后發優勢，還有后發劣勢——因為發展中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易而模仿發達國家制度難，所以總是傾向于模仿技術而不是制度，這種“路徑依賴”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短期內獲得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留下長期隱患，甚至使得長期發展變成不可能。

林毅夫：我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發展戰略，如果試圖趕超，經濟中就會有各種扭曲和尋租行為，結果會是欲速不達——不僅不能實現后發優勢，還將必然伴隨各種制度扭曲即所謂后發劣勢。我的“后發優勢”理論主要來源于“比較優勢發展戰略”說。我用這一學說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嚴謹的經濟學模型。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奇跡，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國勞動力相對價格較低的比較優勢，逐步占領了紡織服裝、輕工產品、家用電器等國際市場，快速積累資金，逐步實現產業升級。按照這個學說，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了“后發優勢”：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用較低的成本引進先進技術，加快技術變遷，加速資本積累，提高人均擁有資本，從而提升中國的資源稟賦，實現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的升級。

經濟觀察報：楊小凱認為，先發展經濟，再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必然導致腐敗現象的產生，而致長期經濟發展的失敗。

林毅夫：憲政體制真的是經濟長期發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條件嗎？從長期經濟發展的績效來說，憲政體制改革先行的國家并不一定好于憲政改革后行的國家。而且，我們還沒有發現世界上有哪一個后發國家，是因為先進行了共和憲政體制改革，然后經濟才持續、快速發展。從經驗來看，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既不是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而且，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也不能保證英美的經濟發展水平領先于沒有這種體制的國家。同時，一個后發國家并非要先實現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發劣勢。研究制度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制度決定于國情，體制也是這樣。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憲政體制真的那么重要，是決定一個國家發展差異的根本，但從經驗上來看，制度不是通過改變憲法或政權就可以在一代人或兩代人之間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面發展經濟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以私人所有權為基礎、以自由民主為本質的憲政民主體制，既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甚至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這也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卻是一個無可置否的事實，這本身就說明技術模仿就能使經濟發展得很快。當然，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你是說，憲政民主體制不是最優體制？

林毅夫：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個最優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內生的，與發展階段及歷史、文化等有關系。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憲政體制，就必須有好幾個在政治和經濟力量上大約相等的集團。如果沒有這樣的集團，即使通過憲法，只不過是讓在政治上有壟斷權力的人來利用這部憲法，固化他的壟斷權。因此，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也不見得是發達國家必然要有的最優體制。最優的制度內生決定于一個經濟當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個經濟體許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優制度。楊教授把英美以外的國家經濟發展上發生的問題都歸咎于這些國家沒有進行憲政體制改革或憲政體制改革不徹底，其實日本現在的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是從引進技術為主的技術創新變為以自主開發為主的技術創新，經濟由高速增長變為低速增長誘發的。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前蘇聯在改革前同樣的困境，其問題根源在于資源動員的困難。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來看，一個后發國家并非要先實現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發劣勢。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發展戰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那么，后發優勢就能夠充分發揮，要素、稟賦、結構能夠得到快速的提升，產業結構就會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穩步向發達國家接近；反之，如果試圖趕超，經濟中就會有各種扭曲和尋租行為，結果會是欲速不達，不僅不能實現后發優勢，而且，還將有各種制度扭曲的“后發劣勢”。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主體是企業和個人，以法治為基礎，界定各經濟主體的權利和義務，保證投資、生產、交易的自由，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力量對比，在一個后發國家遠大于在一個發達國家，一個后發國家的政府只有確立了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戰略思想才能確立和尊重上述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也才能利用后發優勢在較短的時間里趕上發達國家。

經濟觀察報：其實你們的爭論更是一場關于中國發展前景的論爭，你并不否認民主制度的終極價值。

林毅夫：我從不否認民主制度的終極價值，可是今天的中國問題，不是簡單的民主制度設計就能了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會存在著一些經濟社會問題，但不能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罪于沒有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因此，設想一個國家、地區，先用50年到100年改革憲政，然后才來發展經濟，這在實際上怎么可能呢？

經濟觀察報：你們兩位都是華人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你們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林毅夫：作為學者，我是很尊敬小凱的，他做學問很認真，也有社會責任感。雖然我們在學術觀點上時有沖突，但“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在學術上，只有不同觀點的不斷砥礪和切磋，我們各自的理論才能不斷完善，不斷前進。小凱和我的論爭，主要是研究問題的角度很不一樣。我覺得，他看問題，還是從理論看世界，而不是從世界想理論，我則是反過來。比如在憲政問題上，他認為最好的憲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就應該先建立英美的憲政制度，再發展經濟，否則就會有后發劣勢。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不難構建理論模型來證明英美制度的優越性，可是，從工業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憲政體制的改革后，再來發展經濟而成功的。當然，不好的制度是會制約經濟發展的，可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都是一面發展經濟，一面完善制度。我一直主張進入世界看世界。經濟學研究必須從變動的現象出發，觀察其背后的理論。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嘆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真實的世界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動的，而理論一被提出來就變成了老子所說的 “前識”，如果把現有的理論當作是必須遵守的真理，就會犯了老子所說的“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經濟觀察報：實際上，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你和楊小凱之間關于 “后發劣勢”與“后發優勢”的爭論。近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事實，但體制問題日益凸現也是事實。

林毅夫：問題當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轉型基本是成功的。我們當然要警惕楊小凱提出的“后發劣勢”，但是在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上，我認為仍然要堅持事實已經證明是成功的漸進改革的發展戰略。

經濟觀察報：他甚至預言，盡管俄羅斯震蕩療法后的短期社會效果相較于中國的漸進式轉軌而言好像是一個失敗，但由于俄羅斯進行了根本的體制變革，其將來發展會超越中國。

林毅夫：一個國家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增長，最重要就看其技術能否保持不斷升級。中國經濟從1978年底才走上快速增長的道路。那時中國的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遠大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和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能使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維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長，那么單單利用這個技術差距中國經濟應該就有可能維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長。而且，在20世紀70年代時，中國從事低附加值的農業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亞洲 “四小龍”多，資源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的產業轉移的潛力大；同時，中國的資本積累率每年高達GDP的40%左右，為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些因素表明，中國發展的潛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長。從1978年底的改革到現在才30年，因此，中國經濟應該有可能再維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長。由于美國的總體技術水平處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開發的投入大、風險高，總體的技術進步慢，資本的投資報酬率低，因此，資本積累、產業結構變遷也慢，能長期維持3%的增長速度已經是相當不錯。而中國經濟則可以再維持20年左右的7%～10%的快速增長。因此，我相信在21世紀，最慢到2030年，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實力的經濟。中國完全有這個潛力，對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矛盾、問題，如果都能夠實事求是態度地解決，我想這個潛力就會發揮出來。至于俄羅斯，我還沒有看到它能夠超越中國的優勢所在。

中國為什么會成功？

經濟觀察報：改革開放30周年了，其間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和轉型，可是今天看來，中國幾乎是最成功的。

林毅夫：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中國的成績也是最好的，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經濟停滯和崩潰，一直到這幾年才有所復蘇。前蘇聯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還沒有達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歐洲開發銀行做了一個29個獨聯體和轉型國家的調查，發現轉型經過15年后，只有30%的人認為現在的生活比轉型前好。經過多年改革，轉型和發展成功的只是少數，失敗的是大多數。為什么中國成功了？中國的轉型成功，得益于它們推行了一種漸進式、雙軌制、“摸著石頭過河”的轉型方式。它并沒有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勝利論”。在轉型開始的時候，微觀主體效率低，缺乏積極性，為提高積極性，在城市實行利潤留成，讓干得好的企業和個人獲得更高收入；在農村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干得好的農戶獲得更高收入。要體現干好干壞的差異，就必須給微觀主體以一定自主權，提高其積極性，使其生產靠近生產可能性邊界，創造新的物質資料。同時，在計劃軌之外允許市場軌出現，即推行雙軌制：一方面，在價格上保持計劃價格的同時，允許一部分市場價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許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合資企業進入原來受抑制的輕工業部門。投資來源于國有企業、農民的剩余，他們在對剩余進行投資時自然會追求利潤，因而自然會投資到產品短缺、技術符合比較優勢的輕工業部門。不過，國企和農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統購統銷任務配額之后才能在市場上出售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主體積極性提高，微觀主體控制的資源能夠投資于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因而資源配置效率逐漸提高，計劃軌的比重也逐漸減小。當一個部門的絕大多數產品由市場配置時，政府可以放開價格，使之完全由市場配置。

經濟觀察報：這樣的結果是，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所以不會崩潰。

林毅夫：同時，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提高后，資源越來越多地流動到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經濟實現動態發展。這樣，發展戰略由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就悄悄地轉變成為追求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同時，市場經濟體制也逐漸發育形成，這給大多數人帶來了好處，即使是原來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也因為有雙軌制作為過渡和緩沖，其福利一般也并未受損。中國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增量改革，有利于減少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這正是中國轉型成功的原因。除中國、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經推行趕超戰略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們原先也有計劃部門，在轉型時同樣推行雙軌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競爭部門的進口，但通過設立出口加工區等方式鼓勵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國家，據智利央行行長稱，智利轉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嘗試”。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中國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吧。

林毅夫：“嘗試”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在存在機會的地方推動改革。

經濟觀察報：但是，所謂“漸進式改革”也是后來學者們總結出來的，中國改革之初并沒有一套完整的發展戰略。

林毅夫：中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選擇了漸進式改革，確實有較大的運氣成分。同時也有其內在的邏輯。東亞新興經濟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資源所限。資源約束的影響在中國文化思想中也有所體現。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內，人均資源都非常有限。前現代社會的中國相對西方而言發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實上每個人都接近饑餓的邊緣。因而，中國文化長期強調實事求是。從儒家講的“中庸”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現在的“與時俱進”，都體現了不追求簡單完美的意識形態、不受教條主義影響、根據現實調整政策的文化傳統。另外，還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國的轉型為第一代領導人所推動，而在東方權威主義的社會中，領導人的權威來自于其所能夠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來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確性。由于第一代領導人同時也是計劃經濟的推動者，其不能、也很難完全否定計劃經濟，只能對計劃經濟進行“摸著石頭過河”式的修修補補。

經濟觀察報：從理論模型來看，“休克療法”的邏輯環環相扣，滴水不漏，為什么實踐結果卻讓人失望呢？

林毅夫：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倡導“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忽視了一個因素——存在于原先計劃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內的扭曲并不是隨機的。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其“因”則在于這些經濟體優先發展的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因而，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和競爭的市場中若不能得到保護和補貼就無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靶菘睡煼ā焙雎粤酥贫扰で膬壬?，因而未能認識到 “休克療法”的三項內容——價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維持財政平衡和宏觀穩定是不能同時實現的。例如，如果僅分別推行價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會有問題的；但如果兩者同時推行，則在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情況下只可能導致兩種結果：或者是整個社會大崩潰，引發大量失業；或者是由政府為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補貼。這是因為，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勞動力，政府對其補貼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國有性質，而是因為它們沒有自生能力。而這些產業非常先進，對于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很重要，或者這些企業雇用了大量勞動力，一旦破產，必將引發大量失業，進而導致社會不安定。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中國的改革對于其他轉型國家、發展中國家具有哪些借鑒意義？

林毅夫：世界上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論。一個經濟的具體改革方案和順序更應該是“誘發性的”，而不是“強加的”，簡單移植某個經濟的某種成功做法并不能保證另外一個經濟可以成功過渡。但是，在資本稀缺條件下采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或其他相似發展戰略的國家在制訂改革政策時，中國的改革經驗仍然有其借鑒意義：第一，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實施多勞多得制，提高微觀主體的積極性。第二，因為有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需要獲得保護和補貼，在條件沒有改變前不能減少補貼，但要放開原先受抑制的部門，因而要在資源配置上實施雙軌制，并進而在價格上實施雙軌制。第三，微觀主體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雙軌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來越低，則雙軌向市場單軌的轉變時機已成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斷完善。這樣，就可以分幾步“跳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鴻溝”。

（本文未經林毅夫先生本人審閱）